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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封疆大吏如何搜集京城及重要口岸的政治情报？同情变法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不支持康、梁？地方官员怎样维护京城人脉关系？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从朋友到敌人，张之洞心目中的黄遵宪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作为晚清史研究大家，茅海建先生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告诉你一个前所未知的康、梁。《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资料翔实，考据精深。《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中的很多细节引人入神、故事性强：比如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附录一陈宝箴之死宗九奇先生作《陈三立传略》，称言：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驻（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宗先生据此认为，陈宝箴在庚子年间由慈禧太后“赐死”。宗先生所引的这一条记载本属荒诞不经，然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本是荒诞不经之年，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且“己亥立储”之后，上海等地也有相应的传闻。此一“赐死”说，也引起了一些论者之关注。但我个人以为，此说过于离奇，似为不可采信。其一、清代杀大臣是一件大事，须得有明确的谕旨。所谓“密旨”、“密奏”，只是不公开而已，在清朝档案中皆应有相应的记录。此时先被处死的前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吏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前军机大臣徐用仪，内阁学士、总理衙门大臣联元，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立山，在档案中皆有明确的谕旨。清朝此时档案大体完备，为何查不到慈禧太后或光绪帝“赐死”陈宝箴的谕旨和江西巡抚松寿执行后报告的奏折？且我所见过的各种档案中，也从未见过与此“赐死”谕旨相涉的任何记录。再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日，即陈宝箴之死至松寿作为江西巡抚最后一批奏折到达行在（西安）之日，军机处共19次收到松寿上奏的正折55件、附片41件、附单20件、电奏3件，从军机章京的“摘由”来看，皆无与“赐死”有关的内容。若说是慈禧太后的口谕，没有文字记载，松寿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多年，知道清代制度之严，仅凭着口谕，又何敢执行？更何况当时京、津等地的电报线已被义和团所焚毁，清廷的电旨最初先用“六百里加急”送到保定发出，后又改送到山东济南再发出，有着多道环节，杀张荫桓的谕旨是用“六百里加急”的传统方式送出，何以陈宝箴“赐死”之谕旨能如此不落痕迹？其二、若说是档案保存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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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blished March 1,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