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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In this analysi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 in a Chinese silk factory, Lisa Rofel brilliantly interweaves the intimate details of her observations with a broad-ranging critique of the meaning of modernity in a postmodern age.
The author based her study at a silk factory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in eastern China. She compares the liv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 those who entered the factory right arou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49, those who were youth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70s, and those who have come of age in the Deng era. Exploring attitudes toward work, marriage, society, and culture, she convincingly connects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the modern in official discourse to the stories women tell about themselves and what they make of their lives.
One of the first studies to take up theoretically sophisticated issues about gender, modernity, and power based on a solid ethnographic ground, this much-needed cross-generational study will be a model for future anthropological work around the world.
The author based her study at a silk factory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in eastern China. She compares the liv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 those who entered the factory right arou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49, those who were youth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70s, and those who have come of age in the Deng era. Exploring attitudes toward work, marriage, society, and culture, she convincingly connects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the modern in official discourse to the stories women tell about themselves and what they make of their lives.
One of the first studies to take up theoretically sophisticated issues about gender, modernity, and power based on a solid ethnographic ground, this much-needed cross-generational study will be a model for future anthropological work around the world.
350 pages, Paperback
First published January 3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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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ng 1 - 2 of 2 reviews
June 2, 2026
罗丽莎反对罗丽莎：解构现代性的建构
the constructed d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modernity
看书的时候一直在4星与5星之间徘徊，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还是决定给5星：
“当我于1997年写下这篇结语时，我正身处北京。尽管有关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问题为未来的发展定下了主导性的基调，但在中国，围绕金钱、性与权力的争论却层出不穷。各种身份认同与政治立场的多样性，使任何试图用单一模式来概括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的做法都显得站不住脚。我认识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为了保护女性免于被当作性对象加以消费和凝视，反而赞扬儒家式家长主义的价值观。另一位年轻女性则告诉我，她陶醉于拥有众多情人的自由，却同时认可威权国家所提供的社会秩序。我所见过的一些关于如何赚钱之复杂门道最热烈的讨论，恰恰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之间。前卫电影导演们则迷恋同性恋性欲所蕴含的可能性，希望借此挑战官方体制。男同性恋者嘲讽市场所推崇的男性气概，同时又在开辟通向一种跨国同性恋想象的新道路。著名工运人士 Liu Nianchun 和民主运动人士 Liu Xiaobo 因拒绝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再次被送回监狱。这些争论提醒我们，文化想象本身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在这样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政治之中，对过去的遗忘与记忆，仍然在塑造未来图景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那个未来，也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Rofel整本书的策略就是解构改革时代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中国的现代性不是一个整体、线性、进步的工程，而与过去纠缠不清，虽然看起来很自然，试图分离个人领域与国家权力的过程，但国家权力依然并没有退场，甚至暗中操纵这一过程，把性别作为权力的一个支点，而且当国家权力与全球性的跨国资本主义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更加复杂与暧昧不清。在modernity并不是凭空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历史、过去（尤其是毛时代的历史性的实践）与文化都在某程度上对这种现代性话语合谋并构成挑战，在这种服从、拒不服从、对权力的漠视与反抗的整合与互动之中，权力既部分完成规训，也同时留下反抗的空间。在rofel看来，改革年代现代性规训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文革一代人”从毛时代的实践中留存下来的惯习。毛时代群体代表一种既不同于前时代（建国初），也不同于后时代的主体性（改革一代），文革一代的主体性基于一种对于权威的对抗。而这些残存至后毛时代的“毛时代习惯”构成了试图彻底抹除毛时代历史的现代性项目的挑战与对抗。
当然，rofel的理论构建比上述的更加delicate，不过这种解构后毛时代的方法，依然不得不避免找一个支点，在这里就成了“毛时代的历史与工人们对毛时代的回忆”，虽然很多时候在rofel笔下，毛时代已然构成一种对“经济改革现代性”的挑战的“other modernities”，是一种积极因素。不过作为人类学家的罗丽莎依然自己反对作为批判理论家的罗丽莎，记录下了很多扰乱毛时代作为“other modernities”的田野笔记。P193 工厂管理人员表示，“现在的人不好管理，文革时期人是好管理的。”或是P133 的杨主任：“文革前大家都大公无私，一文革大家都走后门腐败了 。”文革成了并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统治方式。
rofel在自己的民族志意外的呈现了“多元”的文革，首先就是这代的很多人都表示文革耽误了自己上大学，“要是问有文革我可能就上大学了”，其次在文革这代人中，既有对于党国无限支持的，也有“苦闷”的，感觉自己的人生被文革浪费了，也有“政治狂热的”，不过不是对文革政治的狂热，而是对民主政治的狂热，rofel在80年代做的田野，很有幸捕捉到了一个这样的年轻男人，虽然在改革前的时候没能考进大学，说是因为父亲的政治背景有问题，但这个人依然热衷于“政治”，当然是对于体制批评的政治，并且参加了六四，并且据他说，甚至在1989.6.4那天，杭州依然有游行，抗议对学生的镇压，但因为他并没有什么烧杀抢的行为，没能给他判刑，只派了几个警察对他保持经常性的问询，后来这个男人离了他在工厂的工作，去一家跨国酒店当保安，而这个和警察的关系，反而帮助了他的工作，酒店有什么事他就可以直接联系他们（p211）。
作为一本民族志，其他的地方也很有意思。 P206页的田野写得像娄烨的《颐和园 》的感觉，很有意思 。80年代中国年青人发现美国学者罗丽莎熟读马克思，震惊了，rofel发现中国年青人喜欢里根，无语了。P250 工厂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记录女工来月经的次数，避孕方式的统计。P246的“美国故事”，为一些中国非法移民辩护的律师联系rofel让她去证明中国计划生育对女性的迫害，因此这些以劳工为目的的非法女性移民可以以逃避计划生育的名义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但rofel拒绝了，因为她不想以“殖民主义的角度”妖魔化中国。
总的来说，虽然作为一个美国左派，罗丽莎很难避免自己浪漫化“革命”的“本能”，但是她作为人类学家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胜过了她作为左翼理论家的身份，也就是“罗丽莎反对罗丽莎”。虽然对后毛时代的解构，带来了毛时代的结构与建构。但还好她的80年代详细的民族志，不仅扰乱了中国改的现代性的建构，但同时也扰乱了她自己的理论贡献——毛主义的解放性。
the constructed d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modernity
看书的时候一直在4星与5星之间徘徊，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还是决定给5星：
“当我于1997年写下这篇结语时，我正身处北京。尽管有关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问题为未来的发展定下了主导性的基调，但在中国，围绕金钱、性与权力的争论却层出不穷。各种身份认同与政治立场的多样性，使任何试图用单一模式来概括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的做法都显得站不住脚。我认识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为了保护女性免于被当作性对象加以消费和凝视，反而赞扬儒家式家长主义的价值观。另一位年轻女性则告诉我，她陶醉于拥有众多情人的自由，却同时认可威权国家所提供的社会秩序。我所见过的一些关于如何赚钱之复杂门道最热烈的讨论，恰恰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之间。前卫电影导演们则迷恋同性恋性欲所蕴含的可能性，希望借此挑战官方体制。男同性恋者嘲讽市场所推崇的男性气概，同时又在开辟通向一种跨国同性恋想象的新道路。著名工运人士 Liu Nianchun 和民主运动人士 Liu Xiaobo 因拒绝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再次被送回监狱。这些争论提醒我们，文化想象本身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在这样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政治之中，对过去的遗忘与记忆，仍然在塑造未来图景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那个未来，也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Rofel整本书的策略就是解构改革时代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中国的现代性不是一个整体、线性、进步的工程，而与过去纠缠不清，虽然看起来很自然，试图分离个人领域与国家权力的过程，但国家权力依然并没有退场，甚至暗中操纵这一过程，把性别作为权力的一个支点，而且当国家权力与全球性的跨国资本主义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更加复杂与暧昧不清。在modernity并不是凭空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历史、过去（尤其是毛时代的历史性的实践）与文化都在某程度上对这种现代性话语合谋并构成挑战，在这种服从、拒不服从、对权力的漠视与反抗的整合与互动之中，权力既部分完成规训，也同时留下反抗的空间。在rofel看来，改革年代现代性规训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文革一代人”从毛时代的实践中留存下来的惯习。毛时代群体代表一种既不同于前时代（建国初），也不同于后时代的主体性（改革一代），文革一代的主体性基于一种对于权威的对抗。而这些残存至后毛时代的“毛时代习惯”构成了试图彻底抹除毛时代历史的现代性项目的挑战与对抗。
当然，rofel的理论构建比上述的更加delicate，不过这种解构后毛时代的方法，依然不得不避免找一个支点，在这里就成了“毛时代的历史与工人们对毛时代的回忆”，虽然很多时候在rofel笔下，毛时代已然构成一种对“经济改革现代性”的挑战的“other modernities”，是一种积极因素。不过作为人类学家的罗丽莎依然自己反对作为批判理论家的罗丽莎，记录下了很多扰乱毛时代作为“other modernities”的田野笔记。P193 工厂管理人员表示，“现在的人不好管理，文革时期人是好管理的。”或是P133 的杨主任：“文革前大家都大公无私，一文革大家都走后门腐败了 。”文革成了并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统治方式。
rofel在自己的民族志意外的呈现了“多元”的文革，首先就是这代的很多人都表示文革耽误了自己上大学，“要是问有文革我可能就上大学了”，其次在文革这代人中，既有对于党国无限支持的，也有“苦闷”的，感觉自己的人生被文革浪费了，也有“政治狂热的”，不过不是对文革政治的狂热，而是对民主政治的狂热，rofel在80年代做的田野，很有幸捕捉到了一个这样的年轻男人，虽然在改革前的时候没能考进大学，说是因为父亲的政治背景有问题，但这个人依然热衷于“政治”，当然是对于体制批评的政治，并且参加了六四，并且据他说，甚至在1989.6.4那天，杭州依然有游行，抗议对学生的镇压，但因为他并没有什么烧杀抢的行为，没能给他判刑，只派了几个警察对他保持经常性的问询，后来这个男人离了他在工厂的工作，去一家跨国酒店当保安，而这个和警察的关系，反而帮助了他的工作，酒店有什么事他就可以直接联系他们（p211）。
作为一本民族志，其他的地方也很有意思。 P206页的田野写得像娄烨的《颐和园 》的感觉，很有意思 。80年代中国年青人发现美国学者罗丽莎熟读马克思，震惊了，rofel发现中国年青人喜欢里根，无语了。P250 工厂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记录女工来月经的次数，避孕方式的统计。P246的“美国故事”，为一些中国非法移民辩护的律师联系rofel让她去证明中国计划生育对女性的迫害，因此这些以劳工为目的的非法女性移民可以以逃避计划生育的名义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但rofel拒绝了，因为她不想以“殖民主义的角度”妖魔化中国。
总的来说，虽然作为一个美国左派，罗丽莎很难避免自己浪漫化“革命”的“本能”，但是她作为人类学家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胜过了她作为左翼理论家的身份，也就是“罗丽莎反对罗丽莎”。虽然对后毛时代的解构，带来了毛时代的结构与建构。但还好她的80年代详细的民族志，不仅扰乱了中国改的现代性的建构，但同时也扰乱了她自己的理论贡献——毛主义的解放性。
July 2, 2024
I really liked it. Extra star because it's about my hometown and it was so fun to read
Displaying 1 - 2 of 2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