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作家當中,出現過那麼多政治立場與風格大異的出色作家。 Oscar Wilde父母原來是熱切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以統計和寫作推動民族運動; W. B. Yeats早期鼓吹民族主義,以劇作和詩引導群眾抗英,晚年卻親近法西斯; J. M. Synge和Sean O’Casey的劇作在民族主義高潮下刻意不討好觀眾,一次又一次在國家劇院Abbey Theatre引起騷亂; Elizabeth Bowen是貴族,繼承莊園和大宅,二戰時更為英國任情報工作; Frank O’Connor在愛爾蘭內戰時參與IRA,被捕後幾乎被槍決,跟絕食傳統始終保持距離; Edna O’Brien六十年代在天主教籠罩、社會高壓的氣氛下,抵住大眾鄙視,寫出女性性壓抑,書成立即被禁; James Joyce一面對英國的殖民主義不以為然,一面對愛爾蘭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充滿戒備和冷嘲,有時是自在地無聊,有時則以新方法和語言創造世界; Samuel Beckett老早離開愛爾蘭,在簡約和看來不著邊際的文字之間,埋下幾多現實政治; Seamus Heaney七十年代活在北愛問題風眼的貝爾法斯特,在處處炸彈與戒嚴之中,不得不權衡詩與現實的距離; Brian Friel以台上演員之間的無法溝通,側寫愛爾蘭共和國、北愛、英國的雞同鴨講。 掛一漏萬。再到當代的Sally Rooney、John Banville、Claire Keegan、Paul Lynch都各具面目。
我覺得May Fung找郭梓祺寫愛爾蘭的散文書很明智,香港人以往往往關注比較膚淺的「食玩買」,鮮有人想深度遊、了解一個地方。大半年的衝突固然會為不少人帶來衝擊,但也給人契機去了解世上其他受壓迫的民族、國家受過什麼苦。2019年底,我就去了波羅的海三國,看到蘇聯時期怎對待知識分子和異見分子、大舉安插俄人在此三國居住,教育、社會各制度都要遷就這些殖民主,街名牌要本土、俄文並列,監牢如何苛待這些人士,權力怎樣令人非人化,等等。 愛爾蘭所面對嘅係一種文化上嘅斷層,肆意地被英國把弄但又無可奈何,而且(經大饑荒後)近乎沒有人願意回去用愛爾蘭文(除了少數堅持者/Gaeltacht的人)。愛文不再是創作、辯論、訴訟、思考的高階語言,頂多只是國會、總理、警察的名字以愛文稱呼,有愛文新聞但在不重要時間播送(下午5時半,播完,之後到供人洗滌心靈和紀念亡者的電視節目 The Angelus——敲鐘1分鐘,緊接的 Six One 是英文新聞節目),英文的宰制地位對愛爾蘭來說「活像受罪但是又離不開」。香港人埋怨苦況的人所在多有,但有些事愛爾蘭以至其他民族都已經經歷過,只是我們肯不肯花心思去搜索。郭氏的書就像手電筒照向這個方向,而不多加判斷,由讀者自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