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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出走以后 --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
1923年，鲁迅发表重大社会问题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娜拉们”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卷入革命的“娜拉”：为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而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娜拉”，确实取得了摆脱家庭束缚、父母包办的胜利，从此投身“革命大熔炉”，却成为“惠安女”与“铁姑娘”，成为“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
改革年代的“娜拉”：“父母包办”、“买卖婚姻”、“严打”、严惩“女流氓”、“拐卖”恶潮难遏……打破“父权制”，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拐卖妇女的盛行，是因为改革后复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需要动用“道德警察”来维护“父权制”？
作为生育机器的“娜拉”：在暴力计生的政策之下，造成的人口结构畸形、性比例人为失衡，出现“三千万光棍”与“拐卖妇女”潮。当事人想生育而被强行阻止，或者不想生育而被迫繁殖，暴力计生、暴力一胎化为何直接毁灭性地侵犯了人权和女权？
在人权、父权与王权之间，“娜拉”之路到底该如何选择？
卷入革命的“娜拉”：为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而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娜拉”，确实取得了摆脱家庭束缚、父母包办的胜利，从此投身“革命大熔炉”，却成为“惠安女”与“铁姑娘”，成为“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
改革年代的“娜拉”：“父母包办”、“买卖婚姻”、“严打”、严惩“女流氓”、“拐卖”恶潮难遏……打破“父权制”，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拐卖妇女的盛行，是因为改革后复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需要动用“道德警察”来维护“父权制”？
作为生育机器的“娜拉”：在暴力计生的政策之下，造成的人口结构畸形、性比例人为失衡，出现“三千万光棍”与“拐卖妇女”潮。当事人想生育而被强行阻止，或者不想生育而被迫繁殖，暴力计生、暴力一胎化为何直接毁灭性地侵犯了人权和女权？
在人权、父权与王权之间，“娜拉”之路到底该如何选择？
200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February 10, 2025
About the author
秦晖
22 books75 followers学者、公共知识分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历史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纵跨：农民史、经济史、政治史。
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历史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纵跨：农民史、经济史、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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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ng 1 - 6 of 6 reviews
March 6, 2025
作了⼥⼈真倒楣？娜拉的中国经验
1941年丁玲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借女主人公“贞贞”的故事讲述了女性经验与“人民”、“革命”与“国家”之间的种种扞格，“贞贞于⼀年半前⽇军攻进霞村时，因⾛避不及而遭奸污。尔后她非但未因此自我了断，反混入日军阵中，甘操贼业”，但贞贞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有党的任务在身，被共党送至日军处刺探军情。丁玲虽然给了小说一个光明的结局，说贞贞会有光明的未来，但小说字里行间却隐隐透露出那些后来在《三八节有感》中爆发出的不详的气息。王德威分析丁玲这篇文章的时候借用了“陪伴小说叙述者同到霞村的阿桂”对贞贞身世的感叹做了文章标题：“作了⼥⼈真倒楣！”而作为娜拉出走例子的丁玲，似乎用自身的例子证明了娜拉出走的中国经验的不详味道，丁玲回忆中的“毛主席当着她的面封妃”（高华《历史笔记》2，P320-321）的经历也让“革命对娜拉意味着什么”的答案格外模糊。因写作《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这些暴露革命阴暗的小说而被祭旗，拉开了以“重整革命的心灵秩序”为目的的延安整风的序幕。当然，丁玲被“治病救人”，及时“回头是岸”，并在后来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种为土改鼓吹的革命小说，自己成为了革命教化机器的一员，而与她同样被批的王实味则惨的多，为野百合花“惩前毖后”而丢了性命。
娜拉从“大家庭出走”，却依然要为革命牺牲，而渴求的自主却是始终悬而未到，娜拉的中国经验为什么会这样？秦晖老师则试图对此问题给一个他的回答。
许多男性读者不免把这本书解读为“秦老师的高见就是女权要为人权牺牲”，“先人权再女权”，“在革命大业尚未成功之时，被性骚扰了也得先忍着”，而一些女性读者似乎也是这样读的，觉得秦晖这种“古墓自由派不过是要女性为反秦制让路”。不过必须要承认，虽然秦老师在书中反复提到“女权就是人权”，不过在一些地方也不免流露出“男性先获得人权，带动女性后获得人权”或是“人权还未获得，就不要大谈me too”（陈纯恐怕会对此感同身受）的味道，所以这样的读后感并非无的放矢。
不过，秦晖对中国女权的“历史考古学”依然尤其价值，“激女”与“婚驴”哪个才是女性的自主选择？女性选择做家庭妇女究竟是“自由选择”还是福柯意义的“自己统治自己”？虽然秦晖老师并没有对此给出像福柯那样复杂的社会哲学分析，“只停留在前福柯时代”（豆瓣短评），不过他的回答依然很有力，女权的权是“权利”的权，女性的解放不是“获得义务”，女性为革命作牺牲，像丁玲自己以及她的贞贞那样，这肯定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在解放的名义下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当然，男性的“人权先于女权”的解读与女性“女权要为人权牺牲”的解读都并非无理取闹。秦晖老师对选取的“妇女拐卖”与“计划生育”例子的解读都不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虽然秦老师试图绕过父权制而谈女权，不过这种饶来绕去却又最终不得不回到对父权制的分析。秦老师虽然谈及拐卖妇女与政府包庇之间的关系，并也谈及父母包办婚姻比“政府的包办婚姻”要好，不过这两个例子之间却自有其相互抵牾之处，就像是除了政府包庇，农村光棍父母的“包办”以及资助，以及这种“一定要延续香火”的思想似乎也是“拐卖如此猖獗”的成因之一。当然，这种“拐卖妇女”也只是“单方面”的“包办”，或者说“绑架”，并不算典型的“包办婚姻”，以及有“一定要延续香火”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会导致“拐卖妇女”成风（P60-80），我不过想借这点指出父权制依然是无法回避的。以及秦老师对计划生育的解读，说在计划生育未实行时性别比例还正常，但计划生育实行之后立刻男性比例奇高起来，秦老师以此说明计划生育这种国家暴力对女性的不良影响，即“父母有意识的选择胎儿性别与堕女胎”。当然我很支持秦老师对计划生育中政府暴力行为的揭露，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重男轻女”这种“弥漫性宗教”，人们对于男胎女胎并没有展现出特比的性别偏好，那么计划生育的执行本身是不会影响性别比例的。而计划生育是否改变了人们的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答案很可能是否定，放开三胎以后，一胎与三胎的性别比例依然畸形的高。从这个角度来说，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生物政治的权力支点，打着“性别平等”的旗号与“传统性别观念”相激荡，反而加强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虽然从这个角度可以证明秦老师的观念，不过依然让父权制展露出身形，讨论女权问题依然回避不了父权制，而这也是我给这本书减一星的地方。
有一些评论说秦晖离开“rey chow、刘禾、李小江等等人谈女权是大言不惭”，这种言论未免有些“学院的精英主义”，难倒没读过这些种种女权论著的女性难道不配享受女性主义的恩泽？这种言论就和没读过马列托洛茨基卢卡奇阿尔杜塞不配当左派一样，岂非一本马列著作没读过的厂妹居然不是无产阶级？秦晖回避的不是女性权益，而是忽略了父权制的差的一面（实践）（父权制作为意识形态和实践是两种东西。）不过，秦晖老师“人权是女权的基础”的论调，虽然有被解读为“人权先于女权”（秦老师本人是否定这点的）的嫌隙，不过翻译一下就会好很多，“没有政治自由就不会有女性自由”。不过也得加上后半句，没有女性自由的“政治自由”就不会是真正的政治自由。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2025-3-8
1941年丁玲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借女主人公“贞贞”的故事讲述了女性经验与“人民”、“革命”与“国家”之间的种种扞格，“贞贞于⼀年半前⽇军攻进霞村时，因⾛避不及而遭奸污。尔后她非但未因此自我了断，反混入日军阵中，甘操贼业”，但贞贞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有党的任务在身，被共党送至日军处刺探军情。丁玲虽然给了小说一个光明的结局，说贞贞会有光明的未来，但小说字里行间却隐隐透露出那些后来在《三八节有感》中爆发出的不详的气息。王德威分析丁玲这篇文章的时候借用了“陪伴小说叙述者同到霞村的阿桂”对贞贞身世的感叹做了文章标题：“作了⼥⼈真倒楣！”而作为娜拉出走例子的丁玲，似乎用自身的例子证明了娜拉出走的中国经验的不详味道，丁玲回忆中的“毛主席当着她的面封妃”（高华《历史笔记》2，P320-321）的经历也让“革命对娜拉意味着什么”的答案格外模糊。因写作《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这些暴露革命阴暗的小说而被祭旗，拉开了以“重整革命的心灵秩序”为目的的延安整风的序幕。当然，丁玲被“治病救人”，及时“回头是岸”，并在后来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种为土改鼓吹的革命小说，自己成为了革命教化机器的一员，而与她同样被批的王实味则惨的多，为野百合花“惩前毖后”而丢了性命。
娜拉从“大家庭出走”，却依然要为革命牺牲，而渴求的自主却是始终悬而未到，娜拉的中国经验为什么会这样？秦晖老师则试图对此问题给一个他的回答。
许多男性读者不免把这本书解读为“秦老师的高见就是女权要为人权牺牲”，“先人权再女权”，“在革命大业尚未成功之时，被性骚扰了也得先忍着”，而一些女性读者似乎也是这样读的，觉得秦晖这种“古墓自由派不过是要女性为反秦制让路”。不过必须要承认，虽然秦老师在书中反复提到“女权就是人权”，不过在一些地方也不免流露出“男性先获得人权，带动女性后获得人权”或是“人权还未获得，就不要大谈me too”（陈纯恐怕会对此感同身受）的味道，所以这样的读后感并非无的放矢。
不过，秦晖对中国女权的“历史考古学”依然尤其价值，“激女”与“婚驴”哪个才是女性的自主选择？女性选择做家庭妇女究竟是“自由选择”还是福柯意义的“自己统治自己”？虽然秦晖老师并没有对此给出像福柯那样复杂的社会哲学分析，“只停留在前福柯时代”（豆瓣短评），不过他的回答依然很有力，女权的权是“权利”的权，女性的解放不是“获得义务”，女性为革命作牺牲，像丁玲自己以及她的贞贞那样，这肯定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在解放的名义下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当然，男性的“人权先于女权”的解读与女性“女权要为人权牺牲”的解读都并非无理取闹。秦晖老师对选取的“妇女拐卖”与“计划生育”例子的解读都不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虽然秦老师试图绕过父权制而谈女权，不过这种饶来绕去却又最终不得不回到对父权制的分析。秦老师虽然谈及拐卖妇女与政府包庇之间的关系，并也谈及父母包办婚姻比“政府的包办婚姻”要好，不过这两个例子之间却自有其相互抵牾之处，就像是除了政府包庇，农村光棍父母的“包办”以及资助，以及这种“一定要延续香火”的思想似乎也是“拐卖如此猖獗”的成因之一。当然，这种“拐卖妇女”也只是“单方面”的“包办”，或者说“绑架”，并不算典型的“包办婚姻”，以及有“一定要延续香火”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会导致“拐卖妇女”成风（P60-80），我不过想借这点指出父权制依然是无法回避的。以及秦老师对计划生育的解读，说在计划生育未实行时性别比例还正常，但计划生育实行之后立刻男性比例奇高起来，秦老师以此说明计划生育这种国家暴力对女性的不良影响，即“父母有意识的选择胎儿性别与堕女胎”。当然我很支持秦老师对计划生育中政府暴力行为的揭露，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重男轻女”这种“弥漫性宗教”，人们对于男胎女胎并没有展现出特比的性别偏好，那么计划生育的执行本身是不会影响性别比例的。而计划生育是否改变了人们的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答案很可能是否定，放开三胎以后，一胎与三胎的性别比例依然畸形的高。从这个角度来说，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生物政治的权力支点，打着“性别平等”的旗号与“传统性别观念”相激荡，反而加强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虽然从这个角度可以证明秦老师的观念，不过依然让父权制展露出身形，讨论女权问题依然回避不了父权制，而这也是我给这本书减一星的地方。
有一些评论说秦晖离开“rey chow、刘禾、李小江等等人谈女权是大言不惭”，这种言论未免有些“学院的精英主义”，难倒没读过这些种种女权论著的女性难道不配享受女性主义的恩泽？这种言论就和没读过马列托洛茨基卢卡奇阿尔杜塞不配当左派一样，岂非一本马列著作没读过的厂妹居然不是无产阶级？秦晖回避的不是女性权益，而是忽略了父权制的差的一面（实践）（父权制作为意识形态和实践是两种东西。）不过，秦晖老师“人权是女权的基础”的论调，虽然有被解读为“人权先于女权”（秦老师本人是否定这点的）的嫌隙，不过翻译一下就会好很多，“没有政治自由就不会有女性自由”。不过也得加上后半句，没有女性自由的“政治自由”就不会是真正的政治自由。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2025-3-8
July 22, 2025
归根到底一句话——在中国，“女权的对立面是男权”要成为真问题，其逻辑前提就是秦制-极权的消灭。不解决这个前提，无论“男女平等”、“走出家庭”还是“反对父权”都反倒可能带来女权的严重倒退，“女权”、“男权”对立的表述完全无视皇权-极权导致的女性灾难，在中国的背景下更容易导致对女性的伤害（“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实践中其实已经变成了 掌权者拿妇女去顶半边天）。—— “女权”的大敌不是“男权”而是极权，而极权剥夺人权是不分男女的，或者说是“男女平等”的。争取“女权”的前提是首先摆脱极权而获得基本人权。
另外一些毛骨悚然的笔记：
1. 把绑架、强奸和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的逻辑……亦即邓颖超所谓“国母族妻”的逻辑，也就是“湘女”必须成为国家任意分配的性资源、“惠安女”必须成为国家任意开发的“生产力”的逻辑。而在当时，也就是与暴力计划生育中的“子宫国有化”，即女性的子宫必须为国家所用，成为国家工具的逻辑--要你生你就得生，不让你生你就不准生，甚至让你跟谁生，你就得跟谁生。当年为了让军人在边疆扎根，湘女就必须强行分配给他们。现在为了“乡村发展” 或者“乡村存续”，被拐女就必须给强奸犯生子。
2. 拐卖妇女的恶潮之所以在中国难以遏制，除了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本身就把女性视为奉命生育的机器，从而事实上鼓励了社会上也把女性当做生育机器来“买卖”外，暴力计生造成的人口结构畸形、性比例人为失衡，更直接造成拐卖妇女现象的强大需求；
3. 把人当牲口的绝育术——“山东的大夫做得特别快。我们这都是后来跟山东的大夫学的，越快越好，‘一针、一线、一刀’：一刀就是到腹膜，按理说应该分层次的，皮肤、皮下脂肪、腹直肌腱鞘，腹直肌不能用刀，应该用钳子进去剥离，然后到内膜，切开一层，保护好了，再弄下一层，但是为了快，一刀下去，噌地一下子就全开了。这两种方式对人的身体伤害不一样，后面这种做法是非常粗暴的，腹直肌那是不能用刀切开的，否则肌纤维都切断了, 将来恢复起来比较慢。幸亏这个手术刀口比较小。一针，缝皮肤、腹膜、腱鞘的针应该是不一样的, 缝腹膜的针特别细小, 缝腱鞘的针特别粗，缝皮肤的都是三角棱针，但是为了快，缝哪都是这一根针。一线，就是说这根针上从扎软管到缝腹膜、肌肉、腱鞘、皮肤，胖人还要缝脂肪，都是这一根线，这样就可以节约总是要认针的时间。所以速度很快, 快的人可以几分钟就做一个，但这是对人身体的一种摧残，简直就是把人不当人。做完了也一概没有住院的，做完了老百姓直接拿小推车就拉回去了。但是如果按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方法，一天也做不了十个八个。”
另外一些毛骨悚然的笔记：
1. 把绑架、强奸和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的逻辑……亦即邓颖超所谓“国母族妻”的逻辑，也就是“湘女”必须成为国家任意分配的性资源、“惠安女”必须成为国家任意开发的“生产力”的逻辑。而在当时，也就是与暴力计划生育中的“子宫国有化”，即女性的子宫必须为国家所用，成为国家工具的逻辑--要你生你就得生，不让你生你就不准生，甚至让你跟谁生，你就得跟谁生。当年为了让军人在边疆扎根，湘女就必须强行分配给他们。现在为了“乡村发展” 或者“乡村存续”，被拐女就必须给强奸犯生子。
2. 拐卖妇女的恶潮之所以在中国难以遏制，除了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本身就把女性视为奉命生育的机器，从而事实上鼓励了社会上也把女性当做生育机器来“买卖”外，暴力计生造成的人口结构畸形、性比例人为失衡，更直接造成拐卖妇女现象的强大需求；
3. 把人当牲口的绝育术——“山东的大夫做得特别快。我们这都是后来跟山东的大夫学的，越快越好，‘一针、一线、一刀’：一刀就是到腹膜，按理说应该分层次的，皮肤、皮下脂肪、腹直肌腱鞘，腹直肌不能用刀，应该用钳子进去剥离，然后到内膜，切开一层，保护好了，再弄下一层，但是为了快，一刀下去，噌地一下子就全开了。这两种方式对人的身体伤害不一样，后面这种做法是非常粗暴的，腹直肌那是不能用刀切开的，否则肌纤维都切断了, 将来恢复起来比较慢。幸亏这个手术刀口比较小。一针，缝皮肤、腹膜、腱鞘的针应该是不一样的, 缝腹膜的针特别细小, 缝腱鞘的针特别粗，缝皮肤的都是三角棱针，但是为了快，缝哪都是这一根针。一线，就是说这根针上从扎软管到缝腹膜、肌肉、腱鞘、皮肤，胖人还要缝脂肪，都是这一根线，这样就可以节约总是要认针的时间。所以速度很快, 快的人可以几分钟就做一个，但这是对人身体的一种摧残，简直就是把人不当人。做完了也一概没有住院的，做完了老百姓直接拿小推车就拉回去了。但是如果按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方法，一天也做不了十个八个。”
August 4, 2026
写得太好了，读得时候非常震撼，尤其是第一次知道文革时代那么多强奸轮奸甚至奸尸吃人的事件，还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强奸事件，还有荒谬的“国母族妻”之类的论调。没有人权，何来女权。人权是一切的基础，如果在没有推翻极权体制的情况下，所谓的女性和男性平等也只是无权利者们一起被平等地剥削罢了。现代中国女权的最大威胁是秦制-极权、党国机器的利维坦威胁。《使女的故事》发生的前提不也是极权的统治吗？未来是不确定的，但也希望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之路能不再坎坷。
June 14, 2026
颇有拨云见月之感
不过大概率是因为我乃井底之蛙
不过大概率是因为我乃井底之蛙
August 18, 2026
秦晖还是一如既往的底线派。不过我觉得宏大叙事偏多，回应当下女性主义者切身关切的内容有点少了，比如母职惩罚，比如性骚扰等等。
August 11, 2025
读此书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心脏
Displaying 1 - 6 of 6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