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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終點: 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焦點Focus)
是奇蹟還是詛咒？
一場持續千年的政經制度實驗，如何決定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崛起，是現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蹟，還是★《外交政策》年度最佳圖書★
從秦漢到習時代、從科舉取才到數位極權
官僚制度如何馴化菁英、壓制多元？科技如何被國家徵用與操控？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
層層揭開中國治理模式走向盡頭的深層邏輯。
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關於探討中國官僚制度的最好書籍，也可能是關於探索中國最好的書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百大思想家
除了其令人驚嘆的原創性、才華洋溢且見解深刻的理論論點外，黃亞生的這本書在方法論上的精湛技藝也值得注意。它運用了廣泛的比較案例和穩健的統計分析，來說明一項制度的引入如何根本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本書文筆優雅且通俗易懂，將是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完美教科書……這是當代的經典，也是理論野心與學術卓越的啟發性典範。
——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黃亞生教授的著作，開啟了中國研究「科學制度主義」的新框架。作者提出「東方模式」（EAST），從科舉制度到當代「習治中國」，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映照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不可不讀。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這本書引人入勝且資訊豐富，將歷史共鳴與現代中國相結合，並突顯了習近平治下中國更令人擔憂的特質與風險。
——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Red Flags）作者
針對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了非凡且創新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的專制體制能如此持久？黃亞生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對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新解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作者
黃亞生在新書中描述了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嚴苛……黃教授主張科舉扼殺了古代的創新，並從中看到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前車之鑑。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根植於一套長久演化的制度設計？而這套制度設計，在帶來成功的同時，是否也內建了走向衰敗的風險？
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過去四十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這個超級強權似乎正步入寒冬。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本書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在於看錯了它的時間軸。
作者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教授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與Technology——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透過Exams（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
不僅是選才制度，更是將思想的全面格式化的工具。它壟斷了所有菁英的腦袋，換來對皇權的絕對服從。
實行Autocracy（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
透過科舉掏空社會力量，打造出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確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挑戰、統治無死角。
維持Stability（穩定），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種極致的管控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政權壽命，但也讓國家陷入拒絕創新與進步的陷阱，表象的安穩反而導致發展停滯。
主導Technology（科技），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
國家主導能帶來巨大的工程成就，卻扼殺了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土壤，注定了技術創新的天花板，只能一味複製，無法發明。
歷史正在重演！中國共產黨並非創造了新模式，而是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改革開放的成功，源於暫時放鬆了思想箝制；然而，在習近平時代，這套機制已全面回歸。更可怕的是，現代科技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成為「數位科舉」的幫兇，將國家監控推向了歐威爾式的極致。
在這個威權主義重新崛起、民主信念動搖的時代，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嶄新框架，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成功」的本質與代價，提供了警示與啟發。
一場持續千年的政經制度實驗，如何決定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崛起，是現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蹟，還是★《外交政策》年度最佳圖書★
從秦漢到習時代、從科舉取才到數位極權
官僚制度如何馴化菁英、壓制多元？科技如何被國家徵用與操控？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
層層揭開中國治理模式走向盡頭的深層邏輯。
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關於探討中國官僚制度的最好書籍，也可能是關於探索中國最好的書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百大思想家
除了其令人驚嘆的原創性、才華洋溢且見解深刻的理論論點外，黃亞生的這本書在方法論上的精湛技藝也值得注意。它運用了廣泛的比較案例和穩健的統計分析，來說明一項制度的引入如何根本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本書文筆優雅且通俗易懂，將是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完美教科書……這是當代的經典，也是理論野心與學術卓越的啟發性典範。
——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黃亞生教授的著作，開啟了中國研究「科學制度主義」的新框架。作者提出「東方模式」（EAST），從科舉制度到當代「習治中國」，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映照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不可不讀。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這本書引人入勝且資訊豐富，將歷史共鳴與現代中國相結合，並突顯了習近平治下中國更令人擔憂的特質與風險。
——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Red Flags）作者
針對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了非凡且創新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的專制體制能如此持久？黃亞生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對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新解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作者
黃亞生在新書中描述了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嚴苛……黃教授主張科舉扼殺了古代的創新，並從中看到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前車之鑑。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根植於一套長久演化的制度設計？而這套制度設計，在帶來成功的同時，是否也內建了走向衰敗的風險？
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過去四十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這個超級強權似乎正步入寒冬。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本書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在於看錯了它的時間軸。
作者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教授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與Technology——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透過Exams（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
不僅是選才制度，更是將思想的全面格式化的工具。它壟斷了所有菁英的腦袋，換來對皇權的絕對服從。
實行Autocracy（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
透過科舉掏空社會力量，打造出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確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挑戰、統治無死角。
維持Stability（穩定），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種極致的管控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政權壽命，但也讓國家陷入拒絕創新與進步的陷阱，表象的安穩反而導致發展停滯。
主導Technology（科技），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
國家主導能帶來巨大的工程成就，卻扼殺了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土壤，注定了技術創新的天花板，只能一味複製，無法發明。
歷史正在重演！中國共產黨並非創造了新模式，而是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改革開放的成功，源於暫時放鬆了思想箝制；然而，在習近平時代，這套機制已全面回歸。更可怕的是，現代科技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成為「數位科舉」的幫兇，將國家監控推向了歐威爾式的極致。
在這個威權主義重新崛起、民主信念動搖的時代，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嶄新框架，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成功」的本質與代價，提供了警示與啟發。
477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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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ng 1 of 1 review
April 5, 2026
EAST =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
说老实话开读之前完全没想到是这本书能够如此神展开。因为封面对“科举”俩字highlight，以为就是把科举与制度如何相辅相成讲一个来龙去脉，没想到可以从隋文帝立科举一路写到习皇动态清零——科举是一种体制对国民实施精神控制的成功尝试（“促使中國技術衰落的最初因素，是科舉制度建立及規模擴大所帶來的更廣泛的政治與認知轉變。”），是以牺牲Scope广度为代价来扩大Scale规模的方法，专制体制认为同质化是天经地义的（追求行动与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异质性/多样性则是专制体制要打压的敌人特性。中共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减少控制将自主权下放给企业和市场从而促成了改革时代的经济与科技成就——然而中国的企业家竞争是建立在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之上，而专制在缺乏集体能动性的环境中能更加茁壮生长，习皇的出现是体制收缩Scope的必然（专制体制自身有增加对体制内外控制的特性。“一個不受約束的領導人能夠容納高度自我矛盾。當價值標準變得主觀、無形且互相抵牾時，體系就需要一個最終仲裁者去裁決爭端；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仲裁者便是專制者本人。”）
一些书摘：
1. 中國政治制度概括為5個特徵：「（1）國家強制推行的官方意識形態；（2）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往往由個人獨攬，且缺乏制度約束；（3）國家對社會生活各層面（包括經濟）具有廣泛控制力；（4）法律成為統治工具，統治者凌駕於法律之上；（5）國家控制社會組織，個人屈服為國家的臣民與附庸。」中國的政治延續靠的不是血統，而是制度。
2. 中國經濟在廉價勞動力供給與停滯需求之間形成了一種穩定均衡；在這種均衡下，當權者看不到繼續改進的迫切必要。
3. 如果有績效合法性，那就一定存在一個它的對立面：績效不合法性。要不然這個概念就沒有意義。
4. 在西方，政府要做很多的好事才能證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在中國，政府要做很多壞事才能—勉強—證明它自己是不值得信任的。
5. 科舉式認知也塑造了一種分析世界的方式：傾向從個人或單一事件出發，而不是從系統角度出發。一個廣為人知的中國輿論現像是：民眾普遍對地方官員評價負面，卻對中央政府評價極高，與發達的民主國家的研究發現恰好相反。中國公民似乎忽略了：在自上而下的體制裡，地方官員都是中央任命的。
6. 傳統價值觀確實會助長專制。一項研究發現世代效應：出生於1970年以前與1990年以後的中國公民，相較於1970、1980年代出生者，自由主義傾向更低。年齡與自由主義傾向負相關，可以解釋1970年前出生人比較保守；但1990年後出生者的保守傾向就難用年齡來解釋。答案在教育課程：天安門鎮壓後，課程更民族主義、更強調傳統價值觀。1990年後出生者在學校接受更多這方面的灌輸，也助長了習近平時代戰狼式的極端民族主義。……那些支持等級制度、並贊成在學校教授儒家經典的人，更傾向反對個人權利、全球化、普世人權、市場定價機制與性自由等理念……認同「資本積累必然傷害勞工階級」的人，更可能同意「《易經》八卦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7. （改革开放时代）中國透過國際合作，在事實層面擴展了學術自由—但這種自由並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被高度設計、精心調校過的。另一個範圍條件，是有能力的企業家在市場驅動的融資條件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且不必時時處處處在中共的直接監管之下。在這方面，香港發揮了（或者曾經發揮過）極其關鍵的作用。到了習近平時代，這套非正統模式被削弱到幾乎無法修復：對西方更敵對的外交姿態，讓教育與技術合作承受越來越大壓力；香港的自主權也被削弱。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接受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觀點：以為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規模。中國的歷史和今天，證明這個結論是不準確的。
8. （前习时代）香港實際上向中國的中小型民營企業提供了相當於早期多輪創業投資的資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營部門日益嚴重的融資約束……香港仍然承載著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制度空間。將香港簡化為另一個普通中國城市（香港自治權這個外包財產權保障的重要來源被剝奪），將直接終結中國企業家賴以進行制度套利的合法空間，也會隨之消解其帶來的一系列制度紅利。
9. 中共確實擅長解決問題，但它經常最善於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一個好的制度能解決問題；但更好的制度，是能更有效避免問題的出現，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就第一個標準而言，中國的制度表現出色；但就第二個標準而言，中國的制度卻屢屢失敗。……中共的論證建立在精心挑選的績效指標、斷章取義的證據，以及將普遍性主張與特定國家、特定時期的狀況混為一談。
10. 中西方之間存在深刻的價值觀落差。許多中國人傾向採取功利主義的「權利」觀，將權利視為服務於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的工具；相對地，西方國家更強調權利在於保護少數、弱勢與政治異議者免於侵犯。這種基於對保護少數群體的權利理解，在中國沒有形成廣泛共鳴。在一個相對單一民族結構、且政治文化高度強調整合與一致的社會中，主張某一少數子群體擁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很難讓人接受。……支持自由民主最有力的證據，並不在於經濟績效，而在於其對個人安全的保障。……對中國人來說，最好的政治是讓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的政治，最大的福分是能夠脫離政治，被政治放過，不再一次又一次地捲入政治的震盪。
说老实话开读之前完全没想到是这本书能够如此神展开。因为封面对“科举”俩字highlight，以为就是把科举与制度如何相辅相成讲一个来龙去脉，没想到可以从隋文帝立科举一路写到习皇动态清零——科举是一种体制对国民实施精神控制的成功尝试（“促使中國技術衰落的最初因素，是科舉制度建立及規模擴大所帶來的更廣泛的政治與認知轉變。”），是以牺牲Scope广度为代价来扩大Scale规模的方法，专制体制认为同质化是天经地义的（追求行动与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异质性/多样性则是专制体制要打压的敌人特性。中共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减少控制将自主权下放给企业和市场从而促成了改革时代的经济与科技成就——然而中国的企业家竞争是建立在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之上，而专制在缺乏集体能动性的环境中能更加茁壮生长，习皇的出现是体制收缩Scope的必然（专制体制自身有增加对体制内外控制的特性。“一個不受約束的領導人能夠容納高度自我矛盾。當價值標準變得主觀、無形且互相抵牾時，體系就需要一個最終仲裁者去裁決爭端；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仲裁者便是專制者本人。”）
一些书摘：
1. 中國政治制度概括為5個特徵：「（1）國家強制推行的官方意識形態；（2）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往往由個人獨攬，且缺乏制度約束；（3）國家對社會生活各層面（包括經濟）具有廣泛控制力；（4）法律成為統治工具，統治者凌駕於法律之上；（5）國家控制社會組織，個人屈服為國家的臣民與附庸。」中國的政治延續靠的不是血統，而是制度。
2. 中國經濟在廉價勞動力供給與停滯需求之間形成了一種穩定均衡；在這種均衡下，當權者看不到繼續改進的迫切必要。
3. 如果有績效合法性，那就一定存在一個它的對立面：績效不合法性。要不然這個概念就沒有意義。
4. 在西方，政府要做很多的好事才能證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在中國，政府要做很多壞事才能—勉強—證明它自己是不值得信任的。
5. 科舉式認知也塑造了一種分析世界的方式：傾向從個人或單一事件出發，而不是從系統角度出發。一個廣為人知的中國輿論現像是：民眾普遍對地方官員評價負面，卻對中央政府評價極高，與發達的民主國家的研究發現恰好相反。中國公民似乎忽略了：在自上而下的體制裡，地方官員都是中央任命的。
6. 傳統價值觀確實會助長專制。一項研究發現世代效應：出生於1970年以前與1990年以後的中國公民，相較於1970、1980年代出生者，自由主義傾向更低。年齡與自由主義傾向負相關，可以解釋1970年前出生人比較保守；但1990年後出生者的保守傾向就難用年齡來解釋。答案在教育課程：天安門鎮壓後，課程更民族主義、更強調傳統價值觀。1990年後出生者在學校接受更多這方面的灌輸，也助長了習近平時代戰狼式的極端民族主義。……那些支持等級制度、並贊成在學校教授儒家經典的人，更傾向反對個人權利、全球化、普世人權、市場定價機制與性自由等理念……認同「資本積累必然傷害勞工階級」的人，更可能同意「《易經》八卦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7. （改革开放时代）中國透過國際合作，在事實層面擴展了學術自由—但這種自由並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被高度設計、精心調校過的。另一個範圍條件，是有能力的企業家在市場驅動的融資條件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且不必時時處處處在中共的直接監管之下。在這方面，香港發揮了（或者曾經發揮過）極其關鍵的作用。到了習近平時代，這套非正統模式被削弱到幾乎無法修復：對西方更敵對的外交姿態，讓教育與技術合作承受越來越大壓力；香港的自主權也被削弱。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接受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觀點：以為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規模。中國的歷史和今天，證明這個結論是不準確的。
8. （前习时代）香港實際上向中國的中小型民營企業提供了相當於早期多輪創業投資的資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營部門日益嚴重的融資約束……香港仍然承載著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制度空間。將香港簡化為另一個普通中國城市（香港自治權這個外包財產權保障的重要來源被剝奪），將直接終結中國企業家賴以進行制度套利的合法空間，也會隨之消解其帶來的一系列制度紅利。
9. 中共確實擅長解決問題，但它經常最善於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一個好的制度能解決問題；但更好的制度，是能更有效避免問題的出現，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就第一個標準而言，中國的制度表現出色；但就第二個標準而言，中國的制度卻屢屢失敗。……中共的論證建立在精心挑選的績效指標、斷章取義的證據，以及將普遍性主張與特定國家、特定時期的狀況混為一談。
10. 中西方之間存在深刻的價值觀落差。許多中國人傾向採取功利主義的「權利」觀，將權利視為服務於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的工具；相對地，西方國家更強調權利在於保護少數、弱勢與政治異議者免於侵犯。這種基於對保護少數群體的權利理解，在中國沒有形成廣泛共鳴。在一個相對單一民族結構、且政治文化高度強調整合與一致的社會中，主張某一少數子群體擁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很難讓人接受。……支持自由民主最有力的證據，並不在於經濟績效，而在於其對個人安全的保障。……對中國人來說，最好的政治是讓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的政治，最大的福分是能夠脫離政治，被政治放過，不再一次又一次地捲入政治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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