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低欲望社会”。明明个人拥有17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企业拥有380万亿日元的内部保留金,但就不想使用这些钱。这样的国家,世上绝无仅有。即使贷款利息连1%都不到,却无人借款;就算是史上最低、不满2%的35年固定利息,申请房贷的人,也未见增加。这是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经济状态。因此,若还是用金融政策或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景气这个20世纪宏观经济.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将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率与上一年相比,定格在2%,并以此作为“物价安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实施“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从金融机构买入国债,再将现金提供给市场,直到达成目标。而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连同长期国债和国库短期证券,日本央行国债持有额已超过360万亿日元。换言之,日本央行被国债“撑饱”。而“撑饱”的央行再将国债卖给各大银行。各大银行也是现金满贯。不过,银行持有现金并无意义,还要被金融厅无端地要求增加对企业的贷款。但企业并不缺钱,仅现金和存款就有261万亿日元的剩余资金。所以银行难觅新的贷款对象。为此,有的银行甚至向优良企业这样表示:“即使零利率也接受,希望前来贷款。”
而在另一方面,应该从中小企业回收的不良债权则又堆积如山。但由于金融厅有言在先,不许“过河拆桥”,因此在2013年3月底《中小企业金融圆滑化法》(延期偿付法)到期之后,只要不破产,即使无力偿还利息的公司,银行也将其作为“正常债权”的归类,放置一边。这种超越道德(伦理缺失)水准的做法,已经让人完全看不懂银行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日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金超量过剩。央行国债满怀抱,国家负债超过1000万亿日元,危机确实在悄无声息地逼近。
打出货币宽松“退场对策”,引发世界关注的美国,联邦准备制度理事会(FRB)于2013年12月,决定开始实施缩小“量化宽松第三弹”(QE3)的规模,长期利率随即上扬,超过了3%。尽管只是小幅调整,也即国债和放贷担保证券的买入额,从原先每个月850亿美元暂减至750亿美元而已。为此,FRB认为“量化宽松不是利率上升的直接原因”,但长期利率回升到两年半前的高水准,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当时的FRB议长伯南克(Ben Bernanke)表示,缩小量化宽松“不会弱化在必要的范围内持续货币宽松的约定”。并再次强调,直到达成雇佣改革和物价稳定为止,FRB将会持续超低利率政策等货币宽松政策。这也就是说,一旦推进货币宽松提升流动性,当缩小规模的时候,长期利率就会上扬,导致难以控制的通胀出现。这正是FRB所担心的。
农林水产省主张“粮食安全保障”,并以此作为保护日本农业的正义名分。这里,当我询问农林水产省或自民党“什么叫粮食安全保障”的时候,他们回答:“关键的时候不至于断粮。”我又问:“关键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他们回答:“日本与世界为敌的时候。”我又问:“这样的话,日本已在和平宪法(7)里宣誓: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日本要与世界为敌,被切断供粮通道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无语。
当我进一步询问:“如果日本与世界为敌,一开始就面临断供的,不是石油吗?”他们回答:“石油有180天的储备。”不过,一旦没有石油,耕耘机或拖拉机,收割机就无法起动,既不能制作肥料,也不能耕种稻米。这样说来,稻米若有180天的储备也即可。总之,再是如何保护农业,反正日本只能如此而已。
在美国,共和党是主张小政府,偏向经营者;民主党是主张大政府,偏向劳动者。政策对立鲜明。英国及澳大利亚的保守党和工党,亦属同样的结构。
爱沙尼亚正在考虑将目前的130万人口增扩至1000万人口。其方法就是增加“e-Nation”(e-国民)。这也就是说,即便是移居海外的爱沙尼亚人,只要办完相关手续,就可领到国民ID卡,同时就能享受所有前面所述的便利的e行政服务。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思考呢?这是为了防备俄罗斯的“再征服”。最近俄罗斯以乌克兰问题为借口,在爱沙尼亚国境一带纠集军队。不过,即使遭到俄罗斯的攻击,只要有国民数据库和国民ID卡,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爱沙尼亚政府及国民也能作为e化政府和e国民而存在。为此,据说爱沙尼亚政府将系统服务器,分散在世界三个地方,加以分别设置。
就是以这种进取方式,在波罗的海三国中,面积最小的爱沙尼亚,成就了人均GDP最高、财政基盘最稳固的国家。换言之“国家小,反而好”。这对日本而言,就会带来非常多的启发。日本地方自治体与爱沙尼亚人口相当的县有:青森县、岩手县、福冈市、京都市、川崎市、埼玉市等地。“地方创生”并不需要国家主导,纵使类似规模的地区或都市,只要拿出智慧和气概,就能延伸国家的外延。像日本这样智能手机发达与普及的国家,若能从零开始打造类似爱沙尼亚的国民数据库,恐怕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只要一台智能手机,就能接受所有的行政服务。
若要总结这次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的考察,这些国家的一个共通点就是“芬兰化”。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芬兰为了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与邻国大国苏联,签订了友好协力相互援助条约,采取中立路线。条约基本内容为:不提供自己国家的领土给威胁苏联的国家,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而换取苏联保障芬兰的政治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就是说,打个比方,芬兰好像既是哺乳动物又是如鸟般飞翔的蝙蝠一样,表态不参与东西方冷战的任何一方。
这就给波罗的海三国一个启发。他们也反向思考,在产业政策的潜在课题中,植入所谓的“芬兰化”。虽然非常讨厌俄罗斯,但大部分国民都能说俄语,对俄罗斯的情况也很了解。所以他们对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以及日本人这样说:“若与俄罗斯有关的事务,请拜托给我们。因为俄罗斯是我们的后花园。”
比如,用IT立国的爱沙尼亚会“活用俄罗斯IT技术人员”,经营波罗的海最大港湾的拉脱维亚则会“结合俄罗斯的物流产业,与日本无缝对接”,他们以此来推销自己。换言之,用务实的态度“利用俄罗斯的价值”。实际上,这就是其他欧盟诸国所不具有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强势所在。
而且,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为了能在世界各地生存,都在拼命学习技能,展现勇气。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为生存而奋斗的紧迫感。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应该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
后记改变日本的最后机会
独身子女加速了“低欲望”化
我在2007年撰写了《大前流 心理经济学》(讲谈社)一书。在书中我指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掌控国民心理与掌控经济视为同义语的国家。当然,国民心理和舆论动向,不问古今中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手中明明握有“金钱、土地、人口”这些“带来繁荣的武器”,却由于完全不想加以利用,这个日本固有的心理,使得经济日趋衰退。对此,我在书中敲响了警钟。
当下日本人的家庭收支特征,若用一句话概述就是,尽管个人金融资产约有170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三倍,但就是不投资配息率达3%的股票,而对几无利息的定期存款却情有独钟。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再怎么想,这种做法都属于非理性行为。这或许是因为泡沫经济时期,在投资股票或房地产方面,有着背负高额债务的惨痛经验所致,因此只要是有关投资方面的,就有惩羹吹齑的习性在身。总之,许多日本人只是热衷于持续存款。
另外,本书论及的日本人低欲望这个倾向,我认为,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还不如说是日本在各方面表现出的社会现象。比如,从统计来看,日本全国空巢率高达13.5%,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就算推出超低利率房贷,也不见房贷申请者有所增加。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日本人的想法:“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为此,即使进了公司,也不想出人头地,将结婚视为重荷,将买房贷款视为一生被套牢——这些想法成了日本年轻人的主流想法。为了演讲或参访,我至今还在世界各地奔走,放眼望去,不曾看到类似日本的国民性。
确实,在1980年代的欧洲,曾经有过类似的光景。葡萄牙、西班牙、北欧诸国及瑞士等国,笼罩在忧郁和颓废的氛围之中,与当时正处泡沫鼎盛期的日本或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我们窥视到了“斜阳”国家的现实一面。
不过,欧洲国家在成立欧盟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之前彼此竞争、互相仇视的邻国,结成共同经济圈。其结果,欧盟拥有的巨大经济力,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甚至对世界也具有影响力。虽然欧洲各国财政状况并不容乐观,但曾经有过的那种忧郁氛围,现在几乎感觉不到了。
从欧盟的现状来看,当年日本在亚洲具有压倒性领导地位之时,没有乘机打造“伟大亚洲”或“日元经济圈”,但现在想来也是时不再来。由此故,如今的日本问题,也只能由日本自己来解决。
为什么不变不行?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日本能够克服目前所抱有的“低欲望社会”这个问题。克服的关键,则在于如本书所说的实现真正的移民社会。
现在,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若用这样的规模来增加数百万想法、感觉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景象就会陡然一变。
当然,要转变到移民社会,也并非如此简单。
虽然欧美国家已经接受了众多移民,但各种社会问题也同时爆出。比如法国,就发生过针对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发生在巴黎的其他多起恐怖事件。法国仅伊斯兰教人口就增加到了接近总人口的10%。对此,国家要事先充分考虑这些问题。为了移民,必须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和住宅环境,或是设立雇佣及资格制度。总之,这些绝不是用一般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日本若在移民问题上不做到这等程度,我认为,当下的“低欲望社会”,就不会有所改变。
为什么非改变不可?或许我们能听到这么一种说法:“金屋银屋不如家里的草屋”,即使人人皆贫,但只要能平等生活,不也很好吗?
但问题在于,日本是个岛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岛国更容易形成同质性社会。在这个社会,由于来自于外部的刺激非常少,因此很难培养出走向世界、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国民。而且,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今后“向内、向下、向后”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少子化的持续发展,独生子女的家庭也在增加。由于独生子女们无需竞争,因此在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喜欢的事情自己干,好吃的东西自己吃,一个人独霸游戏机或玩具。可以这样说,“低欲望社会”的缩影,就存在于独生子女的家庭中。战前战后的日本人之所以还有活力,则是因为兄弟姐妹多,不争抢就吃不上饭。此外,也受长子继承家业的环境影响,长子以外的其他人,必须外出谋生。
另一方面,在同质内向型社会里,宅男宅女们虽然整天封闭在家中,但也感觉良好。然而,人也渐次变得幼稚化,甚至退化。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而且,突然有一天,原本感觉良好的“摇篮”,一下变成了“墓地”。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现象”。
与同质内向型社会相对应的,是奇人异才不断聚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刺激,上进心成了支撑人们勃发向前的动力。直率地说,如果社会能将接纳菲佣(菲律宾人家政妇)变得理所当然,并让她们担任部分的育儿工作,那么即使在日本,双语儿童也会不断增多。毫无疑问,到那时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越过国境,活跃在世界各国。
用“18岁成人”制度改造日本人
除了移民,能较大改变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教育。
在国会上通过并已经实施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规定,选举年龄的下限从20岁下调至18岁。其实,我在20多年前就主张,不仅是选择权,成人年龄也应同时下调(1),包括驾照、喝酒、抽烟、刑法适用上的成人年龄,全都应该集中统一至18岁。
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只是单纯地把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这个表面化的修正,而是要到18岁或高中毕业为止,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有责任把18岁之前的国民,培养成在日本应称之为“成人”阶段的人才。我的提议是,让学生从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学习社会常识,包含动计来看,日本全国空巢率高达13.5%,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就算推出超低利率房贷,也不见房贷申请者有所增加。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日本人的想法:“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为此,即使进了公司,也不想出人头地,将结婚视为重荷,将买房贷款视为一生被套牢——这些想法成了日本年轻人的主流想法。为了演讲或参访,我至今还在世界各地奔走,放眼望去,不曾看到类似日本的国民性。
确实,在1980年代的欧洲,曾经有过类似的光景。葡萄牙、西班牙、北欧诸国及瑞士等国,笼罩在忧郁和颓废的氛围之中,与当时正处泡沫鼎盛期的日本或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我们窥视到了“斜阳”国家的现实一面。
不过,欧洲国家在成立欧盟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之前彼此竞争、互相仇视的邻国,结成共同经济圈。其结果,欧盟拥有的巨大经济力,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甚至对世界也具有影响力。虽然欧洲各国财政状况并不容乐观,但曾经有过的那种忧郁氛围,现在几乎感觉不到了。
从欧盟的现状来看,当年日本在亚洲具有压倒性领导地位之时,没有乘机打造“伟大亚洲”或“日元经济圈”,但现在想来也是时不再来。由此故,如今的日本问题,也只能由日本自己来解决。
为什么不变不行?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日本能够克服目前所抱有的“低欲望社会”这个问题。克服的关键,则在于如本书所说的实现真正的移民社会。
现在,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若用这样的规模来增加数百万想法、感觉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景象就会陡然一变。
当然,要转变到移民社会,也并非如此简单。
虽然欧美国家已经接受了众多移民,但各种社会问题也同时爆出。比如法国,就发生过针对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发生在巴黎的其他多起恐怖事件。法国仅伊斯兰教人口就增加到了接近总人口的10%。对此,国家要事先充分考虑这些问题。为了移民,必须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和住宅环境,或是设立雇佣及资格制度。总之,这些绝不是用一般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日本若在移民问题上不做到这等程度,我认为,当下的“低欲望社会”,就不会有所改变。
为什么非改变不可?或许我们能听到这么一种说法:“金屋银屋不如家里的草屋”,即使人人皆贫,但只要能平等生活,不也很好吗?
但问题在于,日本是个岛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岛国更容易形成同质性社会。在这个社会,由于来自于外部的刺激非常少,因此很难培养出走向世界、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国民。而且,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今后“向内、向下、向后”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少子化的持续发展,独生子女的家庭也在增加。由于独生子女们无需竞争,因此在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喜欢的事情自己干,好吃的东西自己吃,一个人独霸游戏机或玩具。可以这样说,“低欲望社会”的缩影,就存在于独生子女的家庭中。战前战后的日本人之所以还有活力,则是因为兄弟姐妹多,不争抢就吃不上饭。此外,也受长子继承家业的环境影响,长子以外的其他人,必须外出谋生。
另一方面,在同质内向型社会里,宅男宅女们虽然整天封闭在家中,但也感觉良好。然而,人也渐次变得幼稚化,甚至退化。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而且,突然有一天,原本感觉良好的“摇篮”,一下变成了“墓地”。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现象”。
与同质内向型社会相对应的,是奇人异才不断聚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刺激,上进心成了支撑人们勃发向前的动力。直率地说,如果社会能将接纳菲佣(菲律宾人家政妇)变得理所当然,并让她们担任部分的育儿工作,那么即使在日本,双语儿童也会不断增多。毫无疑问,到那时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越过国境,活跃在世界各国。
用“18岁成人”制度改造日本人
除了移民,能较大改变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教育。
在国会上通过并已经实施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规定,选举年龄的下限从20岁下调至18岁。其实,我在20多年前就主张,不仅是选择权,成人年龄也应同时下调(1),包括驾照、喝酒、抽烟、刑法适用上的成人年龄,全都应该集中统一至18岁。
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只是单纯地把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这个表面化的修正,而是要到18岁或高中毕业为止,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有责任把18岁之前的国民,培养成在日本应称之为“成人”阶段的人才。我的提议是,让学生从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学习社会常识,包含动作举止或行为样式、价值观。在21世纪的日本,这些才是培养肩负责任感的大人,为今后生活所必备的知识。而且,在上完这些全部课程的基础上,让仅仅只有在相关考试中的合格者,才能填写“宣誓书”,领取成人卡,认可投票权。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安倍首相主张的道德或修身等的教育改革。我的主张包括培养学生与不同文化、民族和宗教的人共存的智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和地理教育,甚至是具备自主地收集资讯,并从中能加以识别判断的能力,灌输他们作为社会人的责任感。
具体而言,由于目前的义务教育中的初中课程及之后的高中课程,有不少内容是重叠的。由此故,若能实施一贯制教育,将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为止,就能多出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就能更彻底地实施社会人教育的课程。
通过这些教学方式,彻底教育年轻人作为一名社会人的责任所在,不仅要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培育下一代。这种社会人的课程教育,仅仅依靠现有的专职教师来完成,是有其难度的。要动员包括医生、消防员、警察、IT工程师、企业经营者,甚至是多子女的母亲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加入该教育的行列,从各自立场出发与学生分享社会人的心得体会。
另外,利用前面说的借由初中高中一贯制后生出的多余时间,让学生去海外短期留学或去做义工,这也是宝贵的教育机会。我估计,或许在被送往海外的学生当中,大多数会在哭泣恋家中度过最初的三个月。如果无法与他人交流沟通,不仅不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许还得体验总是饿肚子的感觉或懊悔的心情吧。然而,这正是为了能够长大“成人”的非常重要的体验。亲身体验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人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
以上为培养“18岁成人”为目标的义务教育。我认为,它导出的一个结果就是,为今后的日本人带来非常大的变革。
总之,要“放宽心”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论述了安倍经济学在日本难以有效地发挥功用。这是因为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连支配20世纪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无法发挥功用。换言之,我的论点在于,对货币供应量或利率变动有反应,只有在“欲望过剩社会”才有可能。为此,无论是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还是曾在美国等国学习过经济学的安倍政权的经济顾问,都无法理解日本的特殊国情。虽然必须改写经济学原理,但几乎看不到在这个领域里令人信服的研究。为此。我出版了《心理经济学》一书,试图从人的心理上解读经济学。但恕我孤陋寡闻,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导国民的学者,有吗?
不过,只要观察个人生活和微观经济这一面,就不难明白,今日的日本人至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为此,经济政策的推进,必须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天线”(指敏感度)。原本,被组合了以往经济政策的“三支箭”,即便以总动员的形式加以实施,国民却也几无反应时,政府就应该考虑这一奇怪现象的根本原因了。
结果,问题出在学者或政治家使用的经济对策(道具),都是过去百年来欧美经济学家们提出过的。而在低欲望社会,新的经济对策如果不针对日本人的心理加以诉求,就难以行得通。消除面对未来的不安,追求更享受的人生。倘若能对国民不断反复地传递这一信息,总有一天,已经冻结的心理也能得到润和。以日本而言,如果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即使从中拿出1%投向市场,经济景气就可以冠以一个“超”字。
不同于从其他国家借款的希腊等国,日本的解决方策就藏于国民沉睡的怀中。政府没有必要祭出这个那个政策,盗取我们的财产。只要让我们大家得以安心,取消捆绑手脚的多余规定和税制,个人的金融资产自然地就会流入市场。“放宽心”——对日本来说这才是最为良好的政策。
本书的最后,想讨论一下“人”的问题。
对20世纪的企业来说,成功的关键就是“人、物、钱”。如今的社会,到处充满了物与钱,即便是专利等项目,只要有钱就能取得使用权。身处21世纪,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是“人、人、人”。而且,拥有多少“顶尖人才”,则变得至关重要。
读《坂上之云》可以感到,与胸怀大志、远渡重洋的明治时代及战后第一世代相比,如今在低欲望社会培育出来的人才,缺乏竞争心。而且目前有超半数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个背景的改善也非一蹴而就。
不过,日本自古就有“疼爱孩子,就让他外出锻炼”的格言。这就要求放弃把孩子的教育完全交给学校、老师或私塾的做法,而能够对孩子进行胸怀全球的“憧憬教育”的,只有父母。
阅读本书至此的读者,如果是身为父母或祖父母,我想恳请你们务必量体裁衣,尝试着培养拥有“憧憬精神”的下一代。如果是身为学生,我想转告你:“你就是有志之人。没有问题,唯你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