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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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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其無可抑遏的能量全面批判傳統、引介新思潮,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面貌。其衝擊之深,影響之遠,猶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開啟後代思想之先河。
  在二十世紀尾聲將盡、世界局勢重大轉變而各種僵固的意識形態紛紛走向修正調整之際,今年適逢「五四」八十周年,我們顯然需要從新角度、新視野來理、詮釋解「五四」。
  過去,「五四」以民主、科學、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展現其核心理念,人們依此構築出「五四」的基本圖像。但今天,有了相當的縱深,我們不能認為單憑這些理念與圖像便足以解釋「五四」的全貌;我們必須正視「五四」意蘊的複雜性,多層面地探討「五四」的實質,如此,才可能發現「五四」當代圖像及其世界性意義——相互激盪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懷疑精神與宗教精神、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從而了解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它的思想世界是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構成。這是八十周年之時,我們擺脫了教條與意識形態之爭之後,對五四所應有的新認識,這也是本書出版的目的。

273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May 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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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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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生於天津,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5],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引領中華民國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台灣,公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6] 余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7],余英時的氣質有獨特的人格魅力,其尊嚴在於他從不受縛於學術外的任何勢力,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以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儘管「一生禍盡文字出」,他仍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8]。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9],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10]
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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