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连听带读,花了三天。十分享受。
书名中的“如此”,总括起来,说的无非是各有各的不如意吧?然“没有苦痛在先,就没有快乐在后。”这一主旨由“代序”到“悲观”,形成一个闭环,可算得圆满。
书中所录所述,乃生活日常,人情风物,多半随手拈来;粗显的,潜隐的。作者观察之细致透彻与出言之妙趣横生,却常令人暗呼过瘾。(比如“暴发户”一节。)之所以暗呼,是因窃喜于别人说出了自己也想说的话,而自己却基于种种原因不会或不敢痛快说出来的。虽说他言语之犀利入木,与鲁迅相比尚显温柔;然即便如此,我也自认是做不到那样的坦率的。
他说,“一个人大声说话是本能,小声说话是本领。”(“旁若无人”)
他说,“小处不懒,大事也就容易勤快。”(“懒”)
他说,住在隔壁的诗人,是个笑话。(“诗人”)
他说,“女人:喜欢说谎、善变、善哭、胆小、伶牙俐齿”(“女人”)
他说,“男人:脏、懒、馋、自私,偶尔还很长舌”“男人多半自私。他的人生观中有一基本认识,即宇宙一切均是为了他的舒适而安排下来的。除了在做事赚钱的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向人奴膝婢颜外,他总是要做出一副老爷相。”(“男人”)
他说,“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中年”)
他说,“任何事物不可以貌相。”(“猪”)
他引西典说,“‘她如果贞洁,必定拘谨;如果轻佻,必定淫荡;如是严肃的婆娘,谁肯爱她?如是放浪的泼妇,谁愿娶她?’”可是,“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很大部分是因为家有贤妻。一个人一生中不闯大祸,也很大部分是因为家有贤妻。”(“厌恶女性者”)
……
诚然如是。诚然如是。
有人说这是梁氏鸡汤。我作为一个长期素食者,却由文而见文后的女性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爱护动物主义者,博爱者,既不存偏见、又不滥生浪漫豪迈幻想的自然主义者……一个谦谦君子。
他两次提及唐开元年间立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规条的百丈禅师,以及清初以山水画著名石溪和尚,且摘引和尚画上自题曰:“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动必做出一番事业。端教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懒而不觉,何异草木?”(《懒》,《勤》)便让人由不得要想,儒教与释教,在道德修行上实有许多共通之处。那些能将儒教奉行到极致而不觉丝毫勉强苦痛的人,想必也就是对佛法了然于心、自证了无生法忍的吧?
尤其欣赏“音乐”一节。若有人问起此书印象,我定是要荐来一读的。彼种坦然诚挚而明智不妄,远非某些总被人提醒不应持“以人废文”态度评断的“唯美”文人所堪攀比。
还有“文艺与道德”一节。其中说:
“有人说,文艺与道德没有关系。一位厨师,只要善于调和鼎鼐,满足我们的口腹,我们就不必追问他的私生活中有无放荡逾检之处。这一比喻固很巧妙,但并不十分允恰。因为烹调的成品,以其色香味供我们欣赏,性质简单。而文艺作品之内容,则为人生的写照……我们纵然不问作者本人的道德行为,却不能不理会文艺作品本身所含蕴的道德意味。”
这正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
恰巧同舍才刚与我提及瓦格纳,说我之所以不喜欢他的音乐,是因为不喜欢他那个人。我说不是的。我不喜欢瓦格纳是真的。但我不喜欢他的音乐,却并非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人;而是感觉他的音乐里时时处处都呈现着那副戴着假发虚华浮夸、逢迎权贵、狐假虎威、矫揉造作、冠冕堂皇……的人格——一如堆满形容词的文字,一如慕尼黑那座浮雕拥簇金碧辉煌得让人无措的阿桑教堂(Asamkirche)——才让人不喜欢。相比之下,莫扎特其人也很是让人不喜欢的。但他人虽有些出格,音乐却至纯鲜活,能带给人真实的愉悦与灵性触动。
我对于莫扎特其人其乐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梁实秋对于拜伦其人其文的看法。“他赞赏光荣的历史,他同情被压迫的人民,那一份激昂慷慨的精神,百余年之后仍然虎虎有生气……再伟大作品照耀之下,作者私人生活的玷污终被淡忘……”
一个人的价值观(包括审美观)优先排序,是一定会从其作品中不同人物事件的呈现角度、描摹方式与着笔浓淡而不自觉流露出来的。而一个人是否欣赏某一个文艺作品,不单取决于是否能被相应技艺击中,更在于双方价值观(审美观)优先排序是否存在大的出入。常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固然不错;但还得看成的是什么大事,拘的是什么小节。拜伦性情里那份不容于世俗的率性与投身希腊独立战争的勇敢,大概是梁实秋先生眼里的大事,也是我眼里毋庸置疑的大事。面对英雄,即便做一回花痴又如何呢?
不过,这个集子里大多数章节还属让人轻松的戏说,而非令人肃然的正论。
在《花钱与受气》一文里,作者描述他“不自量力”独自出门买东西的体验,“往往忘了自己是买什么来的……诚惶诚恐……总觉得我要买的东西太少,恐怕不足以上着倾听。本来买二两瓜子,时常就随机应变,看看柜台里先生面色不对,马上就改作半斤。”画面动起来,让人不觉莞尔。
这是一幅“讨好型人格”自画像吧?
却无疑是一位可爱的老书生。
当然,可爱固然可爱,有些观点却也显得陈旧,未必能让人无条件赞同的。
比如,“没有孩子的家像是一株不结果实的树。”(“孩子”)
又比如,在“麻将”一节中,他说读书与打牌,都是能让人沉浸得心无旁骛的事情。但读书至多能把人读成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而打牌却能误己误人。他之所以那么说,想必是没见过书呆子的真呆气吧?那也是一样“毛病大了”的呢——尽管读书人与赌徒在心性与动机上究竟不同。
因“麻将”文中提及闻一多,便随手找来百科条目看看。
却发现民国时期观念风潮之翻涌混乱,远比我想象所及更为甚嚣。闻一多与朱自清这些大学问家,起先也都是主张国家主义,而轻蔑共产主义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进步,对方反动。如此情形之下,便但看谁出的乱子多,以致最终势力倾斜或反转了。应该说,当年被国民党称作“泥腿子”的共产党,在争取知识分子这一点上是下了大功夫、且做得更漂亮的。关键是,“泥腿子”特质在那个历史处境下更为合适;由于单纯,没有太多私心杂念,因而守律更严格,上下级步调也更为统一。
又想,梁实秋为什么最终避走台湾呢?
他拖到49年才走,显见得并不愿走。(由“苦雨凄风”中文字,也可见他是多么传统顾家的,怎舍得亲子骨肉分离?)可当年与(后来新中国“旗手”)鲁迅的口水战,脸面已被撕得一丝不剩了吧?他这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得不考虑共产党掌权之后的卿卿命运。
不能说被迫作此考量不是悲哀的。但同时又因其必要,(动物本能,谁不惜命?)又看到他选择的明智力。否则的话,反右时会如何?纵使逃过了反右,文革时会如何?即便能保住性命,翻译莎翁全集的大工程恐怕是无力实现的吧?纵然是自认“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且自新中国开国伊始即被委以英译毛著重任的钱锺书,也因做了《宋诗选注》而遭批判呢!
党同伐异,及至当今,即便自诩民主自由的社会,也依然如此。
人性使然。
然追求幸福也是人性使然。挑起争端显然是有害幸福的。又可见人性里充满矛盾;若由着它来,便注定了自己给自己使绊子,终日不得安宁,走一步,退两步。
武志红说权力与情感不能并存。我看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