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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1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61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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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1986年天津“學潮”期間，已經當上中顧委副主任的王震，在天津與老幹部見面。楊繼繩曾親自瞻仰他的“風采”：“王震在講話前先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後聲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敗類造謠，滋事，破壞，想把共產黨趕下臺。’接著說：‘現在還有右派，現在還有反革命！什麼方勵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氣接不上，李瑞環就插話，讓他休息一會後再接著喊。王震喊道：‘有人說什麼冷處理，熱處理。熱處理就是一槍一個窟窿，冷處理就是凍成冰棒。’‘我們的監獄能關江青，為什麼不能關這些教授、研究生？”[ 563] 5天以後，即 12月 31日下午，王震在中央黨校的會上又發表了同樣的講話。他一開口，就極為憤怒，以致把話筒的電線打斷了。他說：“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還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是關帝廟中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不信來試試看!”[ 564]他還聲色俱厲地咒駡胡耀邦和知識份子，甚至罵到巴金頭上。他說，上海還有個什麼巴，都是民族敗類。[ 565]他自命周倉，把鄧小平視為他的主人關公。鄧小平自然會給他撐腰。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精神文明決議時，因為陸定一反對提“自由化”，鄧小平曾說過一段極嚴厲的話。[ 566]但在佈置書記處會後傳達時，胡耀邦要求：主要傳達決議，不必傳達爭論，因而書記處沒有將鄧小平的即席講話向下傳達。事後，王震在中央黨校印發了鄧小平講話全文，人手一份。他還在全校大會上說：“十二屆六中全會精神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有人故意不讓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小平同志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 20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 50年，一共 70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567]鑒於以上種種， 1989年 5月中旬，有傳聞元老揚言要“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有人懷疑就是出自此君之口。[”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阮銘的回憶則說明瞭李先念對“倒胡生活會”反感的態度：“事先鄧小平曾派楊尚昆坐軍機冒著大霧飛到上海接李先念回來開會，李先念拒絕，對楊尚昆說：‘急急忙忙幹什麼？耀邦可是個陽人啊。’（指胡耀邦不搞陰謀，那麼誰在搞陰謀呢？）”[ 553]用這些材料解釋李先念為什麼不參加“生活會”，可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們在《改革歷程》中看到，趙紫陽不僅描述了另外一個“胡李見面”的場景，而且描述了另外一個“楊李見面”的場景：“當時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554]所以會後鄧要楊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這件事，並徵求他的意見。楊尚昆把會議情況告訴李先念以後，李當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並對楊說，我早就認為這個人不行。還用了一個很挖苦的話來形容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說胡這個人就是巧嘴利牙，點子不少。李還說，不久以前耀邦來上海，那時他已經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絕，架子竟然如此之大，發洩了一通。”[ 555]趙紫陽所述情況，與劉崇文、阮銘說的都不一樣。當然他不會是編造的，他肯定是從楊尚昆那裡聽來的。僅從這一件事，我們無法判別究竟是李先念扮演了“兩面派”角色，還是楊尚昆撒了謊？但聯繫到陪同胡耀邦訪朝歸來的“小報告”，及其對耀邦“搶班奪權”的指控，以及下面我們還要講到的，他在趙紫陽接掌軍委副主席後的“緊盯”，在 1989年力拒江澤民接班……等等問題上，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楊作偽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種種跡象表明，他十分關注軍委主席一職，雖然不是為了自己。當然，從這幾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出，直到最後寫回憶錄時，趙紫陽聽信楊尚昆的，比信任胡耀邦要多一點。這是我們理解，趙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絕少提到楊尚昆在 1989年的活動的原因。”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阮銘和鄧力群的陳述基本一致，對趙紫陽發言的感覺也大致相同。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採信了鄭仲兵主編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與阮、鄧的說法差不多：“在 1月 15日的生活會上，趙紫陽批評胡耀邦說，他雖然大公無私，但是也有弱點。‘他喜歡標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為什麼他對劉賓雁、王若水這種放肆的人那麼寬容？他大概是想在國內外樹立一個開明形象。’趙紫陽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 539]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胡耀邦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趙紫陽會這樣批評他。胡的朋友也覺得趙紫陽確實是在‘落井下石’。”[ 540]趙紫陽害怕胡耀邦“變”成毛澤東，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章削奪胡耀邦經濟決策權時已經講到，胡耀邦稱經濟計畫送他過目是“強迫簽字”。趙紫陽說：“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被迫簽字’之類的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541]來自改革派“盟友”，曾許諾要與之“同舟共濟”的趙紫陽的這番批評，究竟讓胡耀邦有多傷心？是常識可以判斷的。據目擊者稱，那天（ 1月 15日）開完會，胡耀邦走出會場，“坐倒在臺階上痛哭失聲”。[ 542]胡耀邦去世前對於光遠談到的兩個“想不到”，其中之一是：“想不到有人會那樣地去理解他”。[ 543]指的大概就是沒想到趙紫陽會這樣看他。因為，趙紫陽在批評胡耀邦時，還提到他不守外事紀律，“隨意邀請 3000日本青年訪華”的問題。[ 544]胡耀邦去世前對李銳說，這是“造謠”。[ 545]筆者同意趙紫陽的自辯，他與耀邦之爭，“並非權力之爭”；他對胡耀邦的總書記位置並無興趣，他即使有扳倒耀邦的想法，也並不見得就是想在老人去世後自己做“獨裁者”。但他的剛愎自用，排除擋路人的手段之狠，過去——在反對廣東“地方主義”問題上——曾表現過，以後還會再次表現。這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事實。這些，雖然都無損於趙紫陽作為 80年代“改革派”領袖的地位，無損于胡趙二人同為中國改革開放“功臣”的榮譽，不能抹殺趙紫陽曾經給予過胡耀邦的支持，但對 1989年趙紫陽處理因胡耀邦逝世而爆發的學運，表現出來的反應消極、處理遲滯，不能不說是有決定性影響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為了防止出現上海的複雜局面， 1987年 1月 1日，天安門廣場戒嚴。數九寒天，政府組織了 3600名少先隊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集會。上午 11 ∶ 00，有學生和聞風前來觀望的市民數百人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等待。後來，在“八九民運”中擔任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封從德，當時只是一位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前來的旁觀者。當他鑽出前門地鐵站時，映入眼簾的是這樣一番情景：“廣場已進不去，三層人牆，隔一米站一人，團團圍住中間偏南的紀念碑。最外一層是武警，中間中學生，最裡是少先隊。除了這三層人牆，廣場空空蕩蕩。當局為了阻止同學們沖進廣場，在地上灑水結了厚厚的一層冰。” “……博物館門前的空場和人行道聚有上萬人，學生、市民、遊客及便衣，乃至穿制服掮著攝像機的武警，全都混在一起，彷佛沒有主體，也沒有圍觀的人群，誰都像是看熱鬧來的。”“突然一股人流向北，大家也跟著向北，以為北面天安門方向發生了什麼事。我趕到人流的源頭，已是長安街了。只見一隊整齊的中學生隊列兵分兩路，一路朝東向王府井方向，一隊朝西向天安門去。人群跟著走，越走越茫然，最終就散了。”“又是令人窒息的十分鐘過去了。終於，人群開始不那麼沉默。面對幾台攝像機，大家閉著嘴哼唱《國際歌》——‘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歌聲越來越大，勇敢的學生和市民站在中央，膽小的退避兩旁。歌聲把示威者凝聚在一起，大家開始張口高歌。”“嘹亮的歌聲振奮了大家，有人呼口號，有人把揣在懷裡的標語打了出來，人群開始移動，向北遊行。圍觀的人群鼓起掌來，攝像機慌了，卻趕不上隊首。這時大約中午十二點。”“遊行的人流向北浩浩蕩蕩湧去。橫幅、標語越來越多，口號越來越響。口號喊些什麼已記不太清，想來應有‘廢除十條、遊行自由’以及‘支持改革’、‘民主萬歲’之類。隊伍北行到長安街向東轉，要去王府井，那兒人多、宣傳效果大。向東還未走出百米，便一片回頭的喊聲：‘到天安門去！到紀念碑去！廣場才是我們的目標！’”“於是大家折回頭，我正好走到了這回頭向西的隊伍前面的人群中。直到此時，我還只是一個熱心的旁觀者，想看個究竟而已。這時我還心想，這樣回頭去沖廣場武警，是不是有點暴力的味道，心裡並不大贊成。”“一幅場景改變了我的角色，使我從旁觀變成投身參與。當一輛警車迎面開來時，隊伍前面打橫幅的人手軟了，橫幅的一角歪倒下來，人也不見了……於是我擠到隊前，接過歪倒的橫幅，同另外三個學生一道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仗著人多，我們繞過警車，車上幾個武警全被淹沒在人海之中。車子小心地對著人群慢行，他們還想勸阻學生，卻全無效果。” “……我看看手中的橫幅，上書‘改革到底、民主萬歲’幾個大字。……”“這時，四個戴鴨舌帽的人走進隊伍，熱情地說：‘我們工人支持學生。’同學們甚為感動，以為有了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就成功一半了。我還握住其中一個中年人的手說：‘歡迎工人老大哥！’就像電影裡共產黨鬧革命時的情景。”“前面就是武警佇列，在廣場東北角。武警們一片忙亂，有的手拿對講機急促呼叫。十幾輛警車很快從廣場各處開來，載著上百武警來增援。此時，遊行隊伍已一發不可收，只聽到一片‘沖啊……！’的喊聲。”“因為灑水結冰，地上很滑。武警提著警棍插進人群，隊伍亂了起來。這時我倒益發平靜……一面維持做人的尊嚴打著標語往前沖﹔一面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恐懼還沒有到來，我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這群體有一個強烈的共同心願，這心願給了我力量。”“然而不久，我感到背後一股推力把我送到武警手中。回頭一看，正是剛才那四個‘工人’。那鴨舌帽這時急急地喊：‘這傢夥是帶頭打標語喊口號的！’” [516]學生高喊的口號有“修改十條”、“反對暴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僅十幾分鐘，遊行的隊伍就被員警制住， 52名學生被員警帶離現場。老實人不能欺騙。老實人一旦被欺騙就會認死理。事後，封從德成為八九民運領袖，其中所表現出的對政府的“不信任”乃至對周圍人的警惕，與他這次受騙的沉痛教訓關係極大。”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6年 12月 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裡、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 503]……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份子和胡耀邦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將其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在 12月 30日的談話中，鄧小平還就學生運動發表了嚴厲的講話。鄧小平說：“凡是沖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佈了遊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決執行，不能讓步。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 504]他所說的“疏導”方針，正是胡耀邦對學運的方針。鄧小平接著批評方勵之：“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接著，他又責問胡耀邦：[ 505]“上海的王若望倡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污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506]“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 507]“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面對團結工會和教會勢力勾結、並得到西方世界支援的形勢，他們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瞭沒有專政手段不行。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508]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儘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儘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是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要依法處理。[ 509]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510] “……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 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511] “1957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力，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最後，鄧小平還表揚了《人民日報》三篇文章和《北京日報》社論《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寫得不錯。李瑞環在天津的講話[ 512]不錯。[ 513]鄧小平的這篇講話，與 1979年“三三〇”和 1989年“四二五”講話原則、立場、方針都如出一轍。據趙紫陽事後評論：“他（鄧）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 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12月 30日鄧對學潮講的那一番話以後，耀邦實際上已無法繼續主持工作了。……這次講話又印發到一定範圍，耀邦已很難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辭職。”[ 514]趙紫陽所述耀邦的無力感，應該是事實。當然，即便如此，胡耀邦也沒有像 1989年的趙紫陽那樣放下學生不管，而是囑咐時任公安部長的阮崇武，無論如何要將學生“軟著陸”。”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為阻止學生遊行，上海市長江澤民採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 12月 18日，他以學長的身份，來到自己的母校——也是這次上海學潮的點火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和學生進行對話。面對禮堂樓上樓下擠得水泄不通的學生，江澤民抓住一個學生談到“民有，民治，民享”的機會，反問學生是否知道這段名言的出處？接著他用英文背誦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說》的全文。據說，滿場沒有學運經驗的理工科學生“驚詫得目瞪口呆”。利用這一情緒，江澤民扭轉戰機，把“對話”拉到他預設的軌道，狠狠地教育學生說：“你們很年輕，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瞭解其實質。”江澤民的“作秀”非常成功。但由於他既未回答學生被打的問題，又給本來需要洩憤的學生頤指氣使的印象，使之倍感壓抑，所以，第二天， 12月 19日，同濟、復旦、交大等校的學生依然舉行了遊行。同濟學生提出的四項要求，成為遊行學生的共識。這四項要求與安徽學運、八九民運的基本要求基本相同：一、要求政府承認這次運動是合法的、愛國的、正義的；二、要求江澤民與學生對話；三、保證參加運動的每一位學生不受打擊、報復和保障人身安全；四、要求新聞自由，上海各大報紙、電視臺立即如實報導這次運動。學生把上述四項要求當作“最低綱領”通過後，書面呈遞官方。遊行隊伍第二次來到市政府門前，要求與市長對話。副市長葉公琦等與學生代表談判無果後，江澤民又在深夜接見了學生代表，勸他們返校。但看到圍坐的學生不但沒走，還有同濟、交大等校八百多名學生攜帶大衣、棉被、麵包前來增援，大有打“持久戰”的態勢，江澤民只好另謀篇章。恰在這時，離開的江澤民突遇橫禍。據香港媒體描述：“江澤民由衡山賓館乘車至外灘。途中，因突遇緊急情況急刹車，把他的額頭撞破，血流滿面，腰扭傷，血壓也陡然升高。雖經緊急救治，腰還是直不起來。”面對鏡子裡一幅狼狽相的江澤民，轉念一想，決定利用這個危機： “20日淩晨剛到，七名學生代表獲告江澤民接見。當他們看到江澤民一副狼狽模樣，已被嚇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於是，更加不是政壇老將的對手了。學生代表一味要求落實四項要求。因江澤民已與學生對話，實際上只剩下三項要求。江澤民答應了第一、三項要求，談到第四條時，江澤民說，報紙、電臺報導的內容由他們自行決定，政府無權干涉，因此無法答應。懵懵懂懂的學生代表沒有悟出江澤民話中的玄機，滿意而歸。一到學生中，引起的是學生的憤懣。當即宣佈談判‘流產’，繼續靜坐。”[ 483]這，正是 1989年 5月，天安門廣場某一幕的預演！不過，那時已不僅是學生代表說話不算數，政府代表說話也不算數了。[ 484]淩晨 4 ∶ 00，同濟大學校長江景波及其他高校有關人員紛紛趕至現場，勸學生返校休息，並帶來開水、麵包給學生充饑禦寒。學生深受感動，但決意堅持到底。 4 ∶ 30，市政府播放葉公琦講話，明示學生，遊行符合憲法；如果同學們沒有違法行為，政府不會處理學生；政府理解學生要求民主、推動改革的願望，但不贊成上街遊行；要求學生立即解散，回校休息。其實，葉公琦的講話裡已暗藏玄機，只是未能引起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的警覺。[ 485]同時，擴音器裡傳出學生代表與江澤民談判的錄音，但只有江澤民的講話，沒有學生的聲音。學生大為不滿，高唱‘新編國際歌’，高呼口號，狂跳迪斯可，壓倒了擴音器的聲響。[ 486]就在葉公琦講話後半小時，市政府的擴音器裡傳出上海市公安局《第一號通告》，認為學生的行動阻塞了交通，已構成違法行為，勸諭學生盡速撤離現場。接著廣播的《第二號通告》以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學生破壞生產和社會秩序為由，要求學生和市民立即離開現場，“如有違反國家法律、法令、不聽公安人員勸導的，一切責任由本人負責。”[ 487]淩晨 5 ∶ 45，公安機關組織兩千多名幹警，驅散了現場人群，用車強行把學生送回了學校。[ 488]毫無疑問，自江澤民在醫院同意學生三條要求時，上海市委一系列“組合拳”方案已經形成，但在決定是否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即採取“行政措施”）時，還是請示了中央，並獲得了同意。但學生不知道這些。他們只能根據政府的措施走一步看一步。原來，他們的遊行口號有：“反官僚專制，爭民主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加快民主進程”、“開放禁片禁報”等。因發生員警打人、拘留學生代表事件，抗議和請願口號中又增添了“還我戰友”、“還我自由”、“反對暴力”、“嚴懲打人兇手”、“打倒法西斯”、“釋放被捕學生”……等。為了平息學生的憤怒，在同濟大學校長江景波的斡旋下，官方有意放鬆對扣在市府大樓裡的學生的警戒，讓學生有機會一個個全部溜走。然後宣稱，政府沒有抓學生。這時，江澤民打出了他沒有承諾學生的那張王牌：運用手中壟斷的新聞工具，開足馬力渲染學運的負面新聞。從“造成交通癱瘓”升級為“破壞生產和社會秩序”；江澤民甚至發表講話，說他的交大之行，被“學生們剝奪了他講話的自由，妨礙了他執行公務的自由”。他還倒打一耙，謊稱員警採取“行政措施”時沒有打學生，倒是有 31名員警被學生打傷；還造謠說，同濟學生毆打了自己的校長。當他告訴聽眾，有學生呼喊了“共產黨下臺，國民黨回來”的口號時，那語氣是煞有介事的。[ 489] 21日晚，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學生，打著復旦大學旗幟，在上海外灘推翻了兩輛汽車，有人還竄上車去亂跳亂蹦；擁擠的人群將市政府前栽種的花木踏毀；更有一些人喊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等口號，並傳出有人侮辱婦女謠言。[ 490]之後，又發生交大十名參加遊行學生向《新民晚報》記者檢討過失的“對話”，被同學指為“十個叛徒集團”。十名學生悔恨交加，以“集體自殺”要脅校黨委撤銷這篇報導。當局無奈，只得將已經印好的二十萬份（已流出一千份）報紙全部化漿。”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對於胡耀邦因上述講話得咎的故事，很多愛戴他的人歸結於陸鏗“包藏禍心”的“誘導”。但客觀地看，確實是胡耀邦本人缺乏與自由記者打交道的防範意識和政治家“慎言”的修煉。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說： “1986年夏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他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裡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 1985年 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 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 1987年 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佈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 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裡已定下來的事。……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帳就表面化了。”[ 457]顯然，胡耀邦與陸鏗的談話，不僅有損黨國顏面，觸動了政治人物的“權力神經”，而且暴露了中央高層的人事矛盾。但是，從 1985年 6月事發，到 1986年 6月，鄧小平畢竟又忍耐了一年。因為胡耀邦的缺點，一直是很明顯的；他與胡耀邦的政見不同，已經越來越清楚；胡趙無法合作，在老人退休後，不可能出現二人“共治”局面，也是隱約可見的。但胡耀邦畢竟是他選定的接班人。胡的背後，還有葉劍英的支持， 1983年那次“倒胡“就是被葉化解的……作為一個久經沙場的軍人兼老練政治家，鄧小平需要等待更適合的時機。那麼，是什麼事情加快了這場“宣判”的步伐呢？如前所述，第三件改變胡耀邦退居二線原定節奏的“突發事件”，是葉劍英元帥的去世。”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種種跡象表明，胡耀邦“十三大”退居二線這個原定的節奏被改變了。這與鄧小平個人改變了對胡的看法不無關係，但國家領導人的任免，畢竟不是鄧小平個人的事。綜合各方資訊，大體有這樣幾件事情起到了高層抉擇的關鍵作用：第一件事，是胡耀邦批捕了胡喬木的兒子，並搜查了他在中南海的家。此事高新有專門文章，[ 451]在此不贅。如前所述，李銳認為胡喬木在鄧小平面前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筆者要補充的是，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似乎支持了胡耀邦。 1986年 1月 17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高級幹部在對待家屬、子女違法犯罪的問題上必須有堅決、明確、毫不含糊的態度，堅決支持查辦部門。不管牽涉到誰，都要按照黨紀、國法查處。要真正抓緊實幹，不能手軟……書記處抓整頓風氣抓得好，建議狠抓兩年，抓出成效。”[ 452]由於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堅決，壓住了高層的不滿，其他人只好借題發揮。第二件事，是香港記者陸鏗發表了《胡耀邦訪問記》，及其惡劣影響的持續發酵。第三件事，是葉劍英的去世。第四件事，是 1986年底的學潮。這裡專門交代一下“陸鏗訪談”事件。此事發生在 1985年 5月 10日。陸鏗是一名資深記者， 1940年畢業於重慶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曾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出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創辦過《天地新聞》。 1949年，他因準確預測出解放軍渡江地點，被國民黨當局以“通匪”之嫌關入監獄。後為于右任、閻錫山所救。中共建政後，他擔任過雲南省政協委員， 1957反右運動中又被以“歷史反革命”罪名下獄， 1975年獲釋。 1978年，陸鏗申請去香港，與胡菊人創辦了《百姓》雜誌，又因言論批評蔣經國被指“通共”，禁入臺灣。從 1978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中，他採訪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美國許多重要人物，他的報導、文章引起廣泛注意。唐德剛認為，陸鏗的所向無敵，源於他的一種“見面熟”的草莽習氣。嚴家其回憶道：“唐德剛說陸鏗見到誰，都像‘二十年朋友’一樣，此話不假。陸鏗遊走在國共兩黨的上層、海峽兩岸的底層，深知中國社會的一個‘真理’，就是人們總感到孤立無援，不少‘大人物’，在那些自己不大瞭解的人面前，往往會小看自己。……陸鏗出獄後見到蔣緯國，比老友還老友，竟熱情擁抱。其實，他們擁抱時，蔣緯國只是對突然遇見的陸鏗的突然舉動，無法抗拒而已。胡耀邦雖然知道陸鏗是被他‘放生’到香港的國民黨犯人，但陸鏗採訪胡耀邦時，他那種隨意豁達的風格，使胡耀邦弄不清陸鏗其人到了海外是何方神聖。”[ 453]據馮勝平回憶，陸鏗這次採訪前，曾與在美國的朋友們討論，這次他獲准到中國大陸，可以選擇一名國家��導人訪問。他請大家看看，在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三人中，以何者為宜？經分析，陸鏗認為，採訪鄧小平當然可以獲得最重要的資訊，但鄧的脾氣火爆，弄不好來個“送客”，豈不白白浪費一次採訪機會；而趙紫陽比較狡猾，他和你說的話，未必是真的。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胡耀邦比較合適。《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披露，他是經由中國新聞社王瑾希女士的聯繫，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協助，得到採訪胡耀邦的機會的。陸鏗當時的身份是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和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採訪過程破例允許被錄音。在未征得胡耀邦同意的情況下，採訪內容以《胡耀邦訪問記》這個不太張揚的標題，發表在 1985年 6月 1日出版的《百姓》半月刊上，全文兩萬餘字。在文章刊出前，胡耀邦並未要求審稿。胡耀邦之所以能事先看到大樣，完全是因為時任許家屯助手的耿飆的女兒耿燕想“先睹為快”。而當時已經是 5月 29日。耿燕看完大樣後，立即報告了許家屯。許家屯覺得“關係重大”，當即派專人送給在北京的胡耀邦過目。胡耀邦看完大樣後，修改了七個地方送回，但此時已經來不及，雜誌已經印刷了。圖 1-17：胡耀邦在中南海住所會見陸鏗（選自網路）這篇訪問記後來引發爭議的內容，據王沐明轉述，有如下幾點：“胡耀邦開始就說‘我們讓你受委曲了’。作為總書記，說出這種話等於是代表共產黨向國民黨道歉，在政治上並不合適。在關於臺灣問題上，胡耀邦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沒有力量。’‘連封鎖力量現在也還不夠。’‘再過七八年上十年，我們經濟上強大了，國防現代化也就有辦法了……那對你就是要帶一點強制性了’。這段話一方面暴露了大陸當時的實力不足和沒有信心的問題。另一方面被海外輿論視為大陸武力攻台的規劃，臺灣反應尤為強烈。蔣經國在該年視察金門時特別強調‘中共黨魁’的談話，鼓吹‘軍民提高警惕’。美國國務院通過外交途徑向北京質疑：鄧小平半年前在建國三十五周年北京閱兵時還表示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怎麼僅僅時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動武呢？北京則解釋那只是胡個人意見，且是在非正式場合說的，大陸對台和平統一政策不會改變。……關於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在陸鏗連續提出胡喬木的許多問題時，胡耀邦沒有反駁，反而模棱兩可地打哈哈。‘哈哈……你們（陸鏗）的瞭解很細緻的嘛。哈哈……說了些言不由衷的話。’等於是默認了對胡喬木的指責。……在提到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保守和中央打算換掉的問題上，胡耀邦‘我們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內，都有這個缺陷……’這種回答也等於認可了陸鏗的說法。後來鄧力群內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於落選中央委員而銷聲隱跡。在談到王震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即撤換了前任校長胡耀邦信任的阮銘等三位筆桿子（指當時中央黨校刊物《理論動態》編輯阮銘、吳江等三人。……），外間盛傳此事造成二人糾結，兩人是老鄉南北呼應時，胡耀邦說‘也可能是南轅北轍。哈哈……。’等於是說他與王震有矛盾。……”與鄧小平見到外國記者總能超常發揮不同，記者，尤其是境外記者，似乎是胡耀邦的剋星。而每當此時，胡耀邦總是異常亢奮。當循循善誘的老牌媒體人試探軍隊問題時，胡耀邦又一次“中計”了。王沐明繼續道：“在談到軍隊時，胡耀邦認為‘我們的國家今後幾十年都不會動亂’。顯然在對國內局勢的評估上，胡耀邦說了大話。”“對鄧小平仍占著軍委主席不讓的問題，胡耀邦的回答是‘我們兩個人（指他和趙紫陽）事情比較多，也的確比較忙。而老實說，現在軍隊的事情並不很多，又不打仗，邊境上有點事，也不十分嚴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較平靜。但照顧到軍內歷來的論資排輩習慣，就讓他（鄧小平）兼任了……。’這種回答明顯是對鄧小平的輕蔑，無視老人家鄧小平的作用。”[”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那麼，問題又回到，鄧小平如果無意把軍權交給胡耀邦，又為什麼要對胡耀邦這麼說呢？可以理解的是，鄧小平是個軍人。軍人把政治當戰爭打，總是會放出“疑兵”的。既然鄧小平認為胡耀邦不適合當軍頭，他自己也不戀棧，那麼，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如果要“放風”的話，唯一的可能就是要試探那些可能的“接班人”。但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證據，說明鄧小平主動釋放了疑兵，或偵察有什麼結果？十三大他沒有交出權力，似乎另有原因，而 1989年 11月 9日他正式退休，這個權力還是交出去了。[ 417]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被考察者也是軍人，而且是一個善於“迂回”的軍人。為要掩蓋自己的目標，他打的是“擁鄧”的旗號。那麼，既然胡耀邦貌似知道這個消息，是否還存在胡耀邦自己洩露出去的可能呢？李銳和坊間傳聞，都是直指胡耀邦的！首先可以排除，李銳把“坊間傳聞”當作“親歷”記入日記。那麼，是否存在李銳從胡耀邦的近處得到這個消息的可能？閱讀李銳《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我們發現了一條線索：在經常出入胡耀邦家的親友中，有一對年輕夫婦，也是李銳夫人的老戰友的後代，二人每次到李銳家傳遞的關於胡耀邦的資訊，李銳都以“日記”形式記錄。胡耀邦從無“地下工作”經驗，自己襟懷坦蕩，對人從不設防。他更不知道，陳雲曾向李銳佈置過監視他的“工作任務”。但有蛛絲馬跡證明，在去世前，他已經起了疑心。李銳的文字資料證實，胡耀邦下臺後，確曾對這年輕夫婦說：“關於小平全下，我半下，這是小平同我倆人私下談話……”；[ 418]去世前十天，胡耀邦又再次與李銳談到這個問題。[ 419]可見，他也似曾懷疑，此風究竟是誰放出去的？只是我們僅從已經發表的李銳的記錄，還是無法看到全貌。聯繫到李銳日記的含糊性，這個消息是從耀邦本人那裡走漏的可能性就呼之欲出了！[ 420]由此，李銳“日記”的內容似乎這樣讀，才可避免文法上的“漏洞”： “1986年 5月，元元夫婦來家，談到鄧小平約胡耀邦談論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說，我己過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雲、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421]如果李銳日記原本是這樣的，那麼，上述“坊間傳聞”的第一個流出口，就在李銳家中。因此，胡耀邦在退休後去向問題上遭遇的困惑，不僅是一場“疑兵”戰，一場“迂回”戰，而是一場由各種因素結合在一起的“伏擊戰”！政治叢林，險惡如此！但此時的趙紫陽，仍是看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鄧小平的轉向，趙紫陽對胡耀邦“同舟共濟”的許諾，給“民主派”帶來了新的動力。趙紫陽說：“耀邦下臺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 1986年 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 395]但是 9月 28日，在六中全會通過《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大會上，陸定一的一個發言，帶來了事態的逆轉。這是他第四次提出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認為：“籠統地提出反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權利相衝突，而且歷史上造成的後果很壞，對於繁榮我國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極為不利。”[ 396]萬裡發言支持了陸定一的意見。胡耀邦在徵求大家意見時說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並且說：“請同志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什麼好處沒有。現在，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確實有。當然也不要把自由化的帽子亂戴。一下不要這個詞了，會不會影響安定團結啊？兩個方面都要照顧好，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改革開放。”[ 397]楊尚昆、餘秋裡、薄一波（還代表宋任窮）發言主張保留。贊成和反對的意見都贏得了會場的掌聲。趙紫陽說：“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接著，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 398]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大在 1980年通過一個議案，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麼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399]事後，趙紫陽說：“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 400]鄧小平發言後，幾位超重量級人物也表示主張維持原案，保留這個提法。決議按原草案通過了。據當時參加六中全會檔起草的於光遠回憶：“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大家頗費了一點心思。由於這個口號沒有確切的含義，它的使用也帶來不少問題……最後主張乾脆給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也就是給它劃一個範圍……大家都同意這樣的意見。胡耀邦也表示同意，在決議上寫了一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死的概念定義為這樣的思想和行為，目的是防止濫用這種帽子來壓人，用這個棍子來打人。但是這麼下定義也把這頂帽子、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當時大家擔心：如果限制不了，把這種帽子廣泛地使用，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討論來討論去，大家還是下決心這麼寫下來了。決議的這個提法也是得到鄧小平批准的。”[ 401]起草者的擔心不幸成為現實。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賦予如此嚴重的性質，而它的形式——按鄧小平的說法——又是如此的活泛，後來，文化思想理論界許多著名人物，都是以“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名義遭到整肅的。因為政治上的共生性，以胡耀邦為首的“民主派”一直不承認與鄧小平的執政理念已經漸行漸遠，以致到了涇渭分明的地步。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所有的阻力來自陳雲，及其代言人胡喬木、鄧力群在搗鬼。在“六四事件”中，則來自李鵬、陳希同的頑固和楊尚昆的野心。而拒不承認，鄧小平其實在取代華國鋒的權力後，已經成為“政治保守派”的頭。直到胡耀邦被迫“辭職”的前夕， 1986年 11月 26日，胡耀邦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話，還在說鄧小平替人“背了黑鍋”。[”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3年 2月，鄧小平和胡耀邦都有一段時間不在北京。 2月底，一向愛護胡耀邦的葉劍英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辭去委員長職務請求。胡耀邦登上最高權位的第一次權力挑戰，就在這時開始了。據鄧力群回憶：“胡耀邦一直在找各個部委談話。在十二大報告準備的過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談話；十二大之後，他仍在這樣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提高速度。他批評喬木、趙紫陽以效益壓速度。鼓吹加速增長，要在第一個十年裡提前翻番，免得為後人留下包袱。他還指名道姓地講：我們這些人要多幹一點，就可以為啟立他們上來創造條件，使他們包袱輕一點，好輕裝上陣。他這樣一講，對國務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366]趙紫陽也回憶說：“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裡產值定得高，他就表揚。哪裡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 1983年 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作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 367]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進城’。……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現了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賣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東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哄而起。……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哄而起？是轟也轟不動！’”“這一段他在各地視察時，對國務院領導經濟工作經常講一些批評或影射的話。這些講話的記錄經傳抄、擴散，使許多人知道在經濟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聲音。”[”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胡耀邦“八三危機”的引爆點，是 1983年 1月 20日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講話。在這篇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報告中，胡耀邦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篇講話中強調改革的總方針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在這個報告中，胡耀邦首次提出衡量改革的“三個有利於”原則：“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事有蹊蹺的是，胡耀邦原本不打算發表講話消息。但抗不住新華社記者李尚志的軟磨硬泡，第二天，首都各報和全國各地、各級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大字標題刊登了新華社的要聞：《胡耀邦指出，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各地各級電臺也在當天反復轉發這條消息。據李尚志回憶，當時通知他發新聞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中宣部長的鄧力群：“他還叮囑說：‘耀邦同志下午這個講話十分重要。’他給我一份胡耀邦的講話提綱，說：‘你先看一看這個材料，作好報導的準備。’”“耀邦同志的講話提綱，批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論斷之後說，從破除陳舊過時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來說，從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前進這個意義來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現在，我們確定了在本世紀要力爭達到的奮鬥目標，不抓緊改革，我們的奮鬥目標就有落空的危險，這就增加了我們改革的緊迫感。”“關於改革方針，提綱說，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什麼是全面而系統地改？提綱中說，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提綱在講了機構方面的改革、經濟方面的改革之後強調，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因此，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以及各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改革的任務。只有改革的側重點不同，沒有要不要改革的問題。” [363]“會場氣氛非常活躍，聽講的同志都很興奮，在耀邦同志講話的過程中，臺上臺下不時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李尚志看了這份講話提綱後，思想為之大振，甚至“熱血沸騰。因此，一口氣準備了一篇新聞稿。”[ 364]這個講話，後來被“改革派”人士稱為“全面改革的宣言書。”胡耀邦的這篇講話稿曾廣泛徵求意見，先後印發給在京的書記處 7位書記，也發給在雲南養病的胡喬木。胡喬木曾回信“表示讚賞”。在講話的前一天，耀邦還去鄧小平家，小平說：“檔很好，沒有不同意見。”但是，僅僅兩個月不到，形勢便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首先感到變化的，是資訊靈通的《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據他回憶， 2月 16日（舊曆正月初四），胡喬木把《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輯王若水召到他的家裡，對他們說：“中央的某一次會議，領導人個人的某一次講話，不要急於宣傳，不能作為宣傳中心。”“惟恐我們不明白其中奧妙，喬木乾脆點破：‘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聯繫，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檔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同志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耀邦同志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要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胡喬木談話不久，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在報社一連接到上海等幾個省市的同志打來的電話，詢問北京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我一無所知，但對事態的嚴重性有了某種預感。”[”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阮銘的回憶則說明瞭李先念對“倒胡生活會”反感的態度：“事先鄧小平曾派楊尚昆坐軍機冒著大霧飛到上海接李先念回來開會，李先念拒絕，對楊尚昆說：‘急急忙忙幹什麼？耀邦可是個陽人啊。’（指胡耀邦不搞陰謀，那麼誰在搞陰謀呢？）”[ 553]用這些材料解釋李先念為什麼不參加“生活會”，可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們在《改革歷程》中看到，趙紫陽不僅描述了另外一個“胡李見面”的場景，而且描述了另外一個“楊李見面”的場景：“當時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554]所以會後鄧要楊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這件事，並徵求他的意見。楊尚昆把會議情況告訴李先念以後，李當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並對楊說，我早就認為這個人不行。還用了一個很挖苦的話來形容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說胡這個人就是巧嘴利牙，點子不少。李還說，不久以前耀邦來上海，那時他已經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絕，架子竟然如此之大，發洩了一通。”[ 555]趙紫陽所述情況，與劉崇文、阮銘說的都不一樣。當然他不會是編造的，他肯定是從楊尚昆那裡聽來的。僅從這一件事，我們無法判別究竟是李先念扮演了“兩面派”角色，還是楊尚昆撒了謊？但聯繫到陪同胡耀邦訪朝歸來的“小報告”，及其對耀邦“搶班奪權”的指控，以及下面我們還要講到的，他在趙紫陽接掌軍委副主席後的“緊盯”，在 1989年力拒江澤民接班……等等問題上，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楊作偽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種種跡象表明，他十分關注軍委主席一職，雖然不是為了自己。當然，從這幾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出，直到最後寫回憶錄時，趙紫陽聽信楊尚昆的，比信任胡耀邦要多一點。這是我們理解，趙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絕少提到楊尚昆在 1989年的活動的原因。”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阮銘和鄧力群的陳述基本一致，對趙紫陽發言的感覺也大致相同。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採信了鄭仲兵主編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與阮、鄧的說法差不多：“在 1月 15日的生活會上，趙紫陽批評胡耀邦說，他雖然大公無私，但是也有弱點。‘他喜歡標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為什麼他對劉賓雁、王若水這種放肆的人那麼寬容？他大概是想在國內外樹立一個開明形象。’趙紫陽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 539]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胡耀邦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趙紫陽會這樣批評他。胡的朋友也覺得趙紫陽確實是在‘落井下石’。”[ 540]趙紫陽害怕胡耀邦“變”成毛澤東，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章削奪胡耀邦經濟決策權時已經講到，胡耀邦稱經濟計畫送他過目是“強迫簽字”。趙紫陽說：“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被迫簽字’之類的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541]來自改革派“盟友”，曾許諾要與之“同舟共濟”的趙紫陽的這番批評，究竟讓胡耀邦有多傷心？是常識可以判斷的。據目擊者稱，那天（ 1月 15日）開完會，胡耀邦走出會場，“坐倒在臺階上痛哭失聲”。[ 542]胡耀邦去世前對於光遠談到的兩個“想不到”，其中之一是：“想不到有人會那樣地去理解他”。[ 543]指的大概就是沒想到趙紫陽會這樣看他。因為，趙紫陽在批評胡耀邦時，還提到他不守外事紀律，“隨意邀請 3000日本青年訪華”的問題。[ 544]胡耀邦去世前對李銳說，這是“造謠”。[ 545]筆者同意趙紫陽的自辯，他與耀邦之爭，“並非權力之爭”；他對胡耀邦的總書記位置並無興趣，他即使有扳倒耀邦的想法，也並不見得就是想在老人去世後自己做“獨裁者”。但他的剛愎自用，排除擋路人的手段之狠，過去——在反對廣東“地方主義”問題上——曾表現過，以後還會再次表現。這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事實。這些，雖然都無損於趙紫陽作為 80年代“改革派”領袖的地位，無損于胡趙二人同為中國改革開放“功臣”的榮譽，不能抹殺趙紫陽曾經給予過胡耀邦的支持，但對 1989年趙紫陽處理因胡耀邦逝世而爆發的學運，表現出來的反應消極、處理遲滯，不能不說是有決定性影響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為了防止出現上海的複雜局面， 1987年 1月 1日，天安門廣場戒嚴。數九寒天，政府組織了 3600名少先隊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集會。上午 11 ∶ 00，有學生和聞風前來觀望的市民數百人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等待。後來，在“八九民運”中擔任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封從德，當時只是一位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前來的旁觀者。當他鑽出前門地鐵站時，映入眼簾的是這樣一番情景：“廣場已進不去，三層人牆，隔一米站一人，團團圍住中間偏南的紀念碑。最外一層是武警，中間中學生，最裡是少先隊。除了這三層人牆，廣場空空蕩蕩。當局為了阻止同學們沖進廣場，在地上灑水結了厚厚的一層冰。” “……博物館門前的空場和人行道聚有上萬人，學生、市民、遊客及便衣，乃至穿制服掮著攝像機的武警，全都混在一起，彷佛沒有主體，也沒有圍觀的人群，誰都像是看熱鬧來的。”“突然一股人流向北，大家也跟著向北，以為北面天安門方向發生了什麼事。我趕到人流的源頭，已是長安街了。只見一隊整齊的中學生隊列兵分兩路，一路朝東向王府井方向，一隊朝西向天安門去。人群跟著走，越走越茫然，最終就散了。”“又是令人窒息的十分鐘過去了。終於，人群開始不那麼沉默。面對幾台攝像機，大家閉著嘴哼唱《國際歌》——‘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歌聲越來越大，勇敢的學生和市民站在中央，膽小的退避兩旁。歌聲把示威者凝聚在一起，大家開始張口高歌。”“嘹亮的歌聲振奮了大家，有人呼口號，有人把揣在懷裡的標語打了出來，人群開始移動，向北遊行。圍觀的人群鼓起掌來，攝像機慌了，卻趕不上隊首。這時大約中午十二點。”“遊行的人流向北浩浩蕩蕩湧去。橫幅、標語越來越多，口號越來越響。口號喊些什麼已記不太清，想來應有‘廢除十條、遊行自由’以及‘支持改革’、‘民主萬歲’之類。隊伍北行到長安街向東轉，要去王府井，那兒人多、宣傳效果大。向東還未走出百米，便一片回頭的喊聲：‘到天安門去！到紀念碑去！廣場才是我們的目標！’”“於是大家折回頭，我正好走到了這回頭向西的隊伍前面的人群中。直到此時，我還只是一個熱心的旁觀者，想看個究竟而已。這時我還心想，這樣回頭去沖廣場武警，是不是有點暴力的味道，心裡並不大贊成。”“一幅場景改變了我的角色，使我從旁觀變成投身參與。當一輛警車迎面開來時，隊伍前面打橫幅的人手軟了，橫幅的一角歪倒下來，人也不見了……於是我擠到隊前，接過歪倒的橫幅，同另外三個學生一道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仗著人多，我們繞過警車，車上幾個武警全被淹沒在人海之中。車子小心地對著人群慢行，他們還想勸阻學生，卻全無效果。” “……我看看手中的橫幅，上書‘改革到底、民主萬歲’幾個大字。……”“這時，四個戴鴨舌帽的人走進隊伍，熱情地說：‘我們工人支持學生。’同學們甚為感動，以為有了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就成功一半了。我還握住其中一個中年人的手說：‘歡迎工人老大哥！’就像電影裡共產黨鬧革命時的情景。”“前面就是武警佇列，在廣場東北角。武警們一片忙亂，有的手拿對講機急促呼叫。十幾輛警車很快從廣場各處開來，載著上百武警來增援。此時，遊行隊伍已一發不可收，只聽到一片‘沖啊……！’的喊聲。”“因為灑水結冰，地上很滑。武警提著警棍插進人群，隊伍亂了起來。這時我倒益發平靜……一面維持做人的尊嚴打著標語往前沖﹔一面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恐懼還沒有到來，我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這群體有一個強烈的共同心願，這心願給了我力量。”“然而不久，我感到背後一股推力把我送到武警手中。回頭一看，正是剛才那四個‘工人’。那鴨舌帽這時急急地喊：‘這傢夥是帶頭打標語喊口號的！’” [516]學生高喊的口號有“修改十條”、“反對暴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僅十幾分鐘，遊行的隊伍就被員警制住， 52名學生被員警帶離現場。老實人不能欺騙。老實人一旦被欺騙就會認死理。事後，封從德成為八九民運領袖，其中所表現出的對政府的“不信任”乃至對周圍人的警惕，與他這次受騙的沉痛教訓關係極大。”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6年 12月 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裡、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 503]……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份子和胡耀邦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將其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在 12月 30日的談話中，鄧小平還就學生運動發表了嚴厲的講話。鄧小平說：“凡是沖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佈了遊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決執行，不能讓步。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 504]他所說的“疏導”方針，正是胡耀邦對學運的方針。鄧小平接著批評方勵之：“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接著，他又責問胡耀邦：[ 505]“上海的王若望倡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污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506]“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 507]“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面對團結工會和教會勢力勾結、並得到西方世界支援的形勢，他們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瞭沒有專政手段不行。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508]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儘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儘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是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要依法處理。[ 509]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510] “……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 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511] “1957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力，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最後，鄧小平還表揚了《人民日報》三篇文章和《北京日報》社論《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寫得不錯。李瑞環在天津的講話[ 512]不錯。[ 513]鄧小平的這篇講話，與 1979年“三三〇”和 1989年“四二五”講話原則、立場、方針都如出一轍。據趙紫陽事後評論：“他（鄧）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 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12月 30日鄧對學潮講的那一番話以後，耀邦實際上已無法繼續主持工作了。……這次講話又印發到一定範圍，耀邦已很難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辭職。”[ 514]趙紫陽所述耀邦的無力感，應該是事實。當然，即便如此，胡耀邦也沒有像 1989年的趙紫陽那樣放下學生不管，而是囑咐時任公安部長的阮崇武，無論如何要將學生“軟著陸”。”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為阻止學生遊行，上海市長江澤民採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 12月 18日，他以學長的身份，來到自己的母校——也是這次上海學潮的點火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和學生進行對話。面對禮堂樓上樓下擠得水泄不通的學生，江澤民抓住一個學生談到“民有，民治，民享”的機會，反問學生是否知道這段名言的出處？接著他用英文背誦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說》的全文。據說，滿場沒有學運經驗的理工科學生“驚詫得目瞪口呆”。利用這一情緒，江澤民扭轉戰機，把“對話”拉到他預設的軌道，狠狠地教育學生說：“你們很年輕，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瞭解其實質。”江澤民的“作秀”非常成功。但由於他既未回答學生被打的問題，又給本來需要洩憤的學生頤指氣使的印象，使之倍感壓抑，所以，第二天， 12月 19日，同濟、復旦、交大等校的學生依然舉行了遊行。同濟學生提出的四項要求，成為遊行學生的共識。這四項要求與安徽學運、八九民運的基本要求基本相同：一、要求政府承認這次運動是合法的、愛國的、正義的；二、要求江澤民與學生對話；三、保證參加運動的每一位學生不受打擊、報復和保障人身安全；四、要求新聞自由，上海各大報紙、電視臺立即如實報導這次運動。學生把上述四項要求當作“最低綱領”通過後，書面呈遞官方。遊行隊伍第二次來到市政府門前，要求與市長對話。副市長葉公琦等與學生代表談判無果後，江澤民又在深夜接見了學生代表，勸他們返校。但看到圍坐的學生不但沒走，還有同濟、交大等校八百多名學生攜帶大衣、棉被、麵包前來增援，大有打“持久戰”的態勢，江澤民只好另謀篇章。恰在這時，離開的江澤民突遇橫禍。據香港媒體描述：“江澤民由衡山賓館乘車至外灘。途中，因突遇緊急情況急刹車，把他的額頭撞破，血流滿面，腰扭傷，血壓也陡然升高。雖經緊急救治，腰還是直不起來。”面對鏡子裡一幅狼狽相的江澤民，轉念一想，決定利用這個危機： “20日淩晨剛到，七名學生代表獲告江澤民接見。當他們看到江澤民一副狼狽模樣，已被嚇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於是，更加不是政壇老將的對手了。學生代表一味要求落實四項要求。因江澤民已與學生對話，實際上只剩下三項要求。江澤民答應了第一、三項要求，談到第四條時，江澤民說，報紙、電臺報導的內容由他們自行決定，政府無權干涉，因此無法答應。懵懵懂懂的學生代表沒有悟出江澤民話中的玄機，滿意而歸。一到學生中，引起的是學生的憤懣。當即宣佈談判‘流產’，繼續靜坐。”[ 483]這，正是 1989年 5月，天安門廣場某一幕的預演！不過，那時已不僅是學生代表說話不算數，政府代表說話也不算數了。[ 484]淩晨 4 ∶ 00，同濟大學校長江景波及其他高校有關人員紛紛趕至現場，勸學生返校休息，並帶來開水、麵包給學生充饑禦寒。學生深受感動，但決意堅持到底。 4 ∶ 30，市政府播放葉公琦講話，明示學生，遊行符合憲法；如果同學們沒有違法行為，政府不會處理學生；政府理解學生要求民主、推動改革的願望，但不贊成上街遊行；要求學生立即解散，回校休息。其實，葉公琦的講話裡已暗藏玄機，只是未能引起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的警覺。[ 485]同時，擴音器裡傳出學生代表與江澤民談判的錄音，但只有江澤民的講話，沒有學生的聲音。學生大為不滿，高唱‘新編國際歌’，高呼口號，狂跳迪斯可，壓倒了擴音器的聲響。[ 486]就在葉公琦講話後半小時，市政府的擴音器裡傳出上海市公安局《第一號通告》，認為學生的行動阻塞了交通，已構成違法行為，勸諭學生盡速撤離現場。接著廣播的《第二號通告》以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學生破壞生產和社會秩序為由，要求學生和市民立即離開現場，“如有違反國家法律、法令、不聽公安人員勸導的，一切責任由本人負責。”[ 487]淩晨 5 ∶ 45，公安機關組織兩千多名幹警，驅散了現場人群，用車強行把學生送回了學校。[ 488]毫無疑問，自江澤民在醫院同意學生三條要求時，上海市委一系列“組合拳”方案已經形成，但在決定是否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即採取“行政措施”）時，還是請示了中央，並獲得了同意。但學生不知道這些。他們只能根據政府的措施走一步看一步。原來，他們的遊行口號有：“反官僚專制，爭民主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加快民主進程”、“開放禁片禁報”等。因發生員警打人、拘留學生代表事件，抗議和請願口號中又增添了“還我戰友”、“還我自由”、“反對暴力”、“嚴懲打人兇手”、“打倒法西斯”、“釋放被捕學生”……等。為了平息學生的憤怒，在同濟大學校長江景波的斡旋下，官方有意放鬆對扣在市府大樓裡的學生的警戒，讓學生有機會一個個全部溜走。然後宣稱，政府沒有抓學生。這時，江澤民打出了他沒有承諾學生的那張王牌：運用手中壟斷的新聞工具，開足馬力渲染學運的負面新聞。從“造成交通癱瘓”升級為“破壞生產和社會秩序”；江澤民甚至發表講話，說他的交大之行，被“學生們剝奪了他講話的自由，妨礙了他執行公務的自由”。他還倒打一耙，謊稱員警採取“行政措施”時沒有打學生，倒是有 31名員警被學生打傷；還造謠說，同濟學生毆打了自己的校長。當他告訴聽眾，有學生呼喊了“共產黨下臺，國民黨回來”的口號時，那語氣是煞有介事的。[ 489] 21日晚，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學生，打著復旦大學旗幟，在上海外灘推翻了兩輛汽車，有人還竄上車去亂跳亂蹦；擁擠的人群將市政府前栽種的花木踏毀；更有一些人喊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等口號，並傳出有人侮辱婦女謠言。[ 490]之後，又發生交大十名參加遊行學生向《新民晚報》記者檢討過失的“對話”，被同學指為“十個叛徒集團”。十名學生悔恨交加，以“集體自殺”要脅校黨委撤銷這篇報導。當局無奈，只得將已經印好的二十萬份（已流出一千份）報紙全部化漿。”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對於胡耀邦因上述講話得咎的故事，很多愛戴他的人歸結於陸鏗“包藏禍心”的“誘導”。但客觀地看，確實是胡耀邦本人缺乏與自由記者打交道的防範意識和政治家“慎言”的修煉。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說： “1986年夏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他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裡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 1985年 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 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 1987年 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佈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 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裡已定下來的事。……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帳就表面化了。”[ 457]顯然，胡耀邦與陸鏗的談話，不僅有損黨國顏面，觸動了政治人物的“權力神經”，而且暴露了中央高層的人事矛盾。但是，從 1985年 6月事發，到 1986年 6月，鄧小平畢竟又忍耐了一年。因為胡耀邦的缺點，一直是很明顯的；他與胡耀邦的政見不同，已經越來越清楚；胡趙無法合作，在老人退休後，不可能出現二人“共治”局面，也是隱約可見的。但胡耀邦畢竟是他選定的接班人。胡的背後，還有葉劍英的支持， 1983年那次“倒胡“就是被葉化解的……作為一個久經沙場的軍人兼老練政治家，鄧小平需要等待更適合的時機。那麼，是什麼事情加快了這場“宣判”的步伐呢？如前所述，第三件改變胡耀邦退居二線原定節奏的“突發事件”，是葉劍英元帥的去世。”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種種跡象表明，胡耀邦“十三大”退居二線這個原定的節奏被改變了。這與鄧小平個人改變了對胡的看法不無關係，但國家領導人的任免，畢竟不是鄧小平個人的事。綜合各方資訊，大體有這樣幾件事情起到了高層抉擇的關鍵作用：第一件事，是胡耀邦批捕了胡喬木的兒子，並搜查了他在中南海的家。此事高新有專門文章，[ 451]在此不贅。如前所述，李銳認為胡喬木在鄧小平面前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筆者要補充的是，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似乎支持了胡耀邦。 1986年 1月 17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高級幹部在對待家屬、子女違法犯罪的問題上必須有堅決、明確、毫不含糊的態度，堅決支持查辦部門。不管牽涉到誰，都要按照黨紀、國法查處。要真正抓緊實幹，不能手軟……書記處抓整頓風氣抓得好，建議狠抓兩年，抓出成效。”[ 452]由於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堅決，壓住了高層的不滿，其他人只好借題發揮。第二件事，是香港記者陸鏗發表了《胡耀邦訪問記》，及其惡劣影響的持續發酵。第三件事，是葉劍英的去世。第四件事，是 1986年底的學潮。這裡專門交代一下“陸鏗訪談”事件。此事發生在 1985年 5月 10日。陸鏗是一名資深記者， 1940年畢業於重慶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曾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出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創辦過《天地新聞》。 1949年，他因準確預測出解放軍渡江地點，被國民黨當局以“通匪”之嫌關入監獄。後為于右任、閻錫山所救。中共建政後，他擔任過雲南省政協委員， 1957反右運動中又被以“歷史反革命”罪名下獄， 1975年獲釋。 1978年，陸鏗申請去香港，與胡菊人創辦了《百姓》雜誌，又因言論批評蔣經國被指“通共”，禁入臺灣。從 1978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中，他採訪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美國許多重要人物，他的報導、文章引起廣泛注意。唐德剛認為，陸鏗的所向無敵，源於他的一種“見面熟”的草莽習氣。嚴家其回憶道：“唐德剛說陸鏗見到誰，都像‘二十年朋友’一樣，此話不假。陸鏗遊走在國共兩黨的上層、海峽兩岸的底層，深知中國社會的一個‘真理’，就是人們總感到孤立無援，不少‘大人物’，在那些自己不大瞭解的人面前，往往會小看自己。……陸鏗出獄後見到蔣緯國，比老友還老友，竟熱情擁抱。其實，他們擁抱時，蔣緯國只是對突然遇見的陸鏗的突然舉動，無法抗拒而已。胡耀邦雖然知道陸鏗是被他‘放生’到香港的國民黨犯人，但陸鏗採訪胡耀邦時，他那種隨意豁達的風格，使胡耀邦弄不清陸鏗其人到了海外是何方神聖。”[ 453]據馮勝平回憶，陸鏗這次採訪前，曾與在美國的朋友們討論，這次他獲准到中國大陸，可以選擇一名國家��導人訪問。他請大家看看，在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三人中，以何者為宜？經分析，陸鏗認為，採訪鄧小平當然可以獲得最重要的資訊，但鄧的脾氣火爆，弄不好來個“送客”，豈不白白浪費一次採訪機會；而趙紫陽比較狡猾，他和你說的話，未必是真的。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胡耀邦比較合適。《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披露，他是經由中國新聞社王瑾希女士的聯繫，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協助，得到採訪胡耀邦的機會的。陸鏗當時的身份是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和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採訪過程破例允許被錄音。在未征得胡耀邦同意的情況下，採訪內容以《胡耀邦訪問記》這個不太張揚的標題，發表在 1985年 6月 1日出版的《百姓》半月刊上，全文兩萬餘字。在文章刊出前，胡耀邦並未要求審稿。胡耀邦之所以能事先看到大樣，完全是因為時任許家屯助手的耿飆的女兒耿燕想“先睹為快”。而當時已經是 5月 29日。耿燕看完大樣後，立即報告了許家屯。許家屯覺得“關係重大”，當即派專人送給在北京的胡耀邦過目。胡耀邦看完大樣後，修改了七個地方送回，但此時已經來不及，雜誌已經印刷了。圖 1-17：胡耀邦在中南海住所會見陸鏗（選自網路）這篇訪問記後來引發爭議的內容，據王沐明轉述，有如下幾點：“胡耀邦開始就說‘我們讓你受委曲了’。作為總書記，說出這種話等於是代表共產黨向國民黨道歉，在政治上並不合適。在關於臺灣問題上，胡耀邦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沒有力量。’‘連封鎖力量現在也還不夠。’‘再過七八年上十年，我們經濟上強大了，國防現代化也就有辦法了……那對你就是要帶一點強制性了’。這段話一方面暴露了大陸當時的實力不足和沒有信心的問題。另一方面被海外輿論視為大陸武力攻台的規劃，臺灣反應尤為強烈。蔣經國在該年視察金門時特別強調‘中共黨魁’的談話，鼓吹‘軍民提高警惕’。美國國務院通過外交途徑向北京質疑：鄧小平半年前在建國三十五周年北京閱兵時還表示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怎麼僅僅時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動武呢？北京則解釋那只是胡個人意見，且是在非正式場合說的，大陸對台和平統一政策不會改變。……關於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在陸鏗連續提出胡喬木的許多問題時，胡耀邦沒有反駁，反而模棱兩可地打哈哈。‘哈哈……你們（陸鏗）的瞭解很細緻的嘛。哈哈……說了些言不由衷的話。’等於是默認了對胡喬木的指責。……在提到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保守和中央打算換掉的問題上，胡耀邦‘我們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內，都有這個缺陷……’這種回答也等於認可了陸鏗的說法。後來鄧力群內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於落選中央委員而銷聲隱跡。在談到王震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即撤換了前任校長胡耀邦信任的阮銘等三位筆桿子（指當時中央黨校刊物《理論動態》編輯阮銘、吳江等三人。……），外間盛傳此事造成二人糾結，兩人是老鄉南北呼應時，胡耀邦說‘也可能是南轅北轍。哈哈……。’等於是說他與王震有矛盾。……”與鄧小平見到外國記者總能超常發揮不同，記者，尤其是境外記者，似乎是胡耀邦的剋星。而每當此時，胡耀邦總是異常亢奮。當循循善誘的老牌媒體人試探軍隊問題時，胡耀邦又一次“中計”了。王沐明繼續道：“在談到軍隊時，胡耀邦認為‘我們的國家今後幾十年都不會動亂’。顯然在對國內局勢的評估上，胡耀邦說了大話。”“對鄧小平仍占著軍委主席不讓的問題，胡耀邦的回答是‘我們兩個人（指他和趙紫陽）事情比較多，也的確比較忙。而老實說，現在軍隊的事情並不很多，又不打仗，邊境上有點事，也不十分嚴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較平靜。但照顧到軍內歷來的論資排輩習慣，就讓他（鄧小平）兼任了……。’這種回答明顯是對鄧小平的輕蔑，無視老人家鄧小平的作用。”[”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那麼，問題又回到，鄧小平如果無意把軍權交給胡耀邦，又為什麼要對胡耀邦這麼說呢？可以理解的是，鄧小平是個軍人。軍人把政治當戰爭打，總是會放出“疑兵”的。既然鄧小平認為胡耀邦不適合當軍頭，他自己也不戀棧，那麼，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如果要“放風”的話，唯一的可能就是要試探那些可能的“接班人”。但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證據，說明鄧小平主動釋放了疑兵，或偵察有什麼結果？十三大他沒有交出權力，似乎另有原因，而 1989年 11月 9日他正式退休，這個權力還是交出去了。[ 417]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被考察者也是軍人，而且是一個善於“迂回”的軍人。為要掩蓋自己的目標，他打的是“擁鄧”的旗號。那麼，既然胡耀邦貌似知道這個消息，是否還存在胡耀邦自己洩露出去的可能呢？李銳和坊間傳聞，都是直指胡耀邦的！首先可以排除，李銳把“坊間傳聞”當作“親歷”記入日記。那麼，是否存在李銳從胡耀邦的近處得到這個消息的可能？閱讀李銳《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我們發現了一條線索：在經常出入胡耀邦家的親友中，有一對年輕夫婦，也是李銳夫人的老戰友的後代，二人每次到李銳家傳遞的關於胡耀邦的資訊，李銳都以“日記”形式記錄。胡耀邦從無“地下工作”經驗，自己襟懷坦蕩，對人從不設防。他更不知道，陳雲曾向李銳佈置過監視他的“工作任務”。但有蛛絲馬跡證明，在去世前，他已經起了疑心。李銳的文字資料證實，胡耀邦下臺後，確曾對這年輕夫婦說：“關於小平全下，我半下，這是小平同我倆人私下談話……”；[ 418]去世前十天，胡耀邦又再次與李銳談到這個問題。[ 419]可見，他也似曾懷疑，此風究竟是誰放出去的？只是我們僅從已經發表的李銳的記錄，還是無法看到全貌。聯繫到李銳日記的含糊性，這個消息是從耀邦本人那裡走漏的可能性就呼之欲出了！[ 420]由此，李銳“日記”的內容似乎這樣讀，才可避免文法上的“漏洞”： “1986年 5月，元元夫婦來家，談到鄧小平約胡耀邦談論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說，我己過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雲、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421]如果李銳日記原本是這樣的，那麼，上述“坊間傳聞”的第一個流出口，就在李銳家中。因此，胡耀邦在退休後去向問題上遭遇的困惑，不僅是一場“疑兵”戰，一場“迂回”戰，而是一場由各種因素結合在一起的“伏擊戰”！政治叢林，險惡如此！但此時的趙紫陽，仍是看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鄧小平的轉向，趙紫陽對胡耀邦“同舟共濟”的許諾，給“民主派”帶來了新的動力。趙紫陽說：“耀邦下臺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 1986年 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 395]但是 9月 28日，在六中全會通過《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大會上，陸定一的一個發言，帶來了事態的逆轉。這是他第四次提出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認為：“籠統地提出反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權利相衝突，而且歷史上造成的後果很壞，對於繁榮我國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極為不利。”[ 396]萬裡發言支持了陸定一的意見。胡耀邦在徵求大家意見時說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並且說：“請同志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什麼好處沒有。現在，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確實有。當然也不要把自由化的帽子亂戴。一下不要這個詞了，會不會影響安定團結啊？兩個方面都要照顧好，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改革開放。”[ 397]楊尚昆、餘秋裡、薄一波（還代表宋任窮）發言主張保留。贊成和反對的意見都贏得了會場的掌聲。趙紫陽說：“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接著，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 398]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大在 1980年通過一個議案，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麼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399]事後，趙紫陽說：“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 400]鄧小平發言後，幾位超重量級人物也表示主張維持原案，保留這個提法。決議按原草案通過了。據當時參加六中全會檔起草的於光遠回憶：“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大家頗費了一點心思。由於這個口號沒有確切的含義，它的使用也帶來不少問題……最後主張乾脆給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也就是給它劃一個範圍……大家都同意這樣的意見。胡耀邦也表示同意，在決議上寫了一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死的概念定義為這樣的思想和行為，目的是防止濫用這種帽子來壓人，用這個棍子來打人。但是這麼下定義也把這頂帽子、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當時大家擔心：如果限制不了，把這種帽子廣泛地使用，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討論來討論去，大家還是下決心這麼寫下來了。決議的這個提法也是得到鄧小平批准的。”[ 401]起草者的擔心不幸成為現實。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賦予如此嚴重的性質，而它的形式——按鄧小平的說法——又是如此的活泛，後來，文化思想理論界許多著名人物，都是以“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名義遭到整肅的。因為政治上的共生性，以胡耀邦為首的“民主派”一直不承認與鄧小平的執政理念已經漸行漸遠，以致到了涇渭分明的地步。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所有的阻力來自陳雲，及其代言人胡喬木、鄧力群在搗鬼。在“六四事件”中，則來自李鵬、陳希同的頑固和楊尚昆的野心。而拒不承認，鄧小平其實在取代華國鋒的權力後，已經成為“政治保守派”的頭。直到胡耀邦被迫“辭職”的前夕， 1986年 11月 26日，胡耀邦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話，還在說鄧小平替人“背了黑鍋”。[”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3年 2月，鄧小平和胡耀邦都有一段時間不在北京。 2月底，一向愛護胡耀邦的葉劍英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辭去委員長職務請求。胡耀邦登上最高權位的第一次權力挑戰，就在這時開始了。據鄧力群回憶：“胡耀邦一直在找各個部委談話。在十二大報告準備的過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談話；十二大之後，他仍在這樣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提高速度。他批評喬木、趙紫陽以效益壓速度。鼓吹加速增長，要在第一個十年裡提前翻番，免得為後人留下包袱。他還指名道姓地講：我們這些人要多幹一點，就可以為啟立他們上來創造條件，使他們包袱輕一點，好輕裝上陣。他這樣一講，對國務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366]趙紫陽也回憶說：“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裡產值定得高，他就表揚。哪裡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 1983年 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作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 367]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進城’。……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現了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賣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東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哄而起。……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哄而起？是轟也轟不動！’”“這一段他在各地視察時，對國務院領導經濟工作經常講一些批評或影射的話。這些講話的記錄經傳抄、擴散，使許多人知道在經濟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聲音。”[”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胡耀邦“八三危機”的引爆點，是 1983年 1月 20日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講話。在這篇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報告中，胡耀邦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篇講話中強調改革的總方針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在這個報告中，胡耀邦首次提出衡量改革的“三個有利於”原則：“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事有蹊蹺的是，胡耀邦原本不打算發表講話消息。但抗不住新華社記者李尚志的軟磨硬泡，第二天，首都各報和全國各地、各級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大字標題刊登了新華社的要聞：《胡耀邦指出，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各地各級電臺也在當天反復轉發這條消息。據李尚志回憶，當時通知他發新聞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中宣部長的鄧力群：“他還叮囑說：‘耀邦同志下午這個講話十分重要。’他給我一份胡耀邦的講話提綱，說：‘你先看一看這個材料，作好報導的準備。’”“耀邦同志的講話提綱，批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論斷之後說，從破除陳舊過時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來說，從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前進這個意義來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現在，我們確定了在本世紀要力爭達到的奮鬥目標，不抓緊改革，我們的奮鬥目標就有落空的危險，這就增加了我們改革的緊迫感。”“關於改革方針，提綱說，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什麼是全面而系統地改？提綱中說，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提綱在講了機構方面的改革、經濟方面的改革之後強調，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因此，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以及各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改革的任務。只有改革的側重點不同，沒有要不要改革的問題。” [363]“會場氣氛非常活躍，聽講的同志都很興奮，在耀邦同志講話的過程中，臺上臺下不時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李尚志看了這份講話提綱後，思想為之大振，甚至“熱血沸騰。因此，一口氣準備了一篇新聞稿。”[ 364]這個講話，後來被“改革派”人士稱為“全面改革的宣言書。”胡耀邦的這篇講話稿曾廣泛徵求意見，先後印發給在京的書記處 7位書記，也發給在雲南養病的胡喬木。胡喬木曾回信“表示讚賞”。在講話的前一天，耀邦還去鄧小平家，小平說：“檔很好，沒有不同意見。”但是，僅僅兩個月不到，形勢便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首先感到變化的，是資訊靈通的《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據他回憶， 2月 16日（舊曆正月初四），胡喬木把《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輯王若水召到他的家裡，對他們說：“中央的某一次會議，領導人個人的某一次講話，不要急於宣傳，不能作為宣傳中心。”“惟恐我們不明白其中奧妙，喬木乾脆點破：‘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聯繫，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檔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同志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耀邦同志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要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胡喬木談話不久，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在報社一連接到上海等幾個省市的同志打來的電話，詢問北京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我一無所知，但對事態的嚴重性有了某種預感。”[”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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