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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3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02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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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正是經過“四二二”的大失望，一些原來對學運抱旁觀態度的學生，開始轉變態度。一位北大女生當時給朋友的信中披露了這個心路歷程：“我仍堅持認為學生運動不會有什麼結果，中國的事情不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解決的，但我不能不被他們感動。那一刻我恨透了自己冷靜的頭腦，心裡產生一個強烈的願望：下次遊行一定參加，即使死了也要為知識份子爭回跪下的雙膝，也要為學生爭回名譽，為人民爭取民主。” “‘罷課’不知被誰赫然寫在‘三教’外牆上，只要能看到第三教室樓，就能看見這兩個字。也許是永遠也抹不掉了。” [245]沈彤的回憶也證實了這次事件的轉折意義： “4月 22日大遊行可能是我們這些所謂的早期核心人員失去的最好的一個機會。……這是從情緒上的一個非常大的轉捩點。 4月 22日大遊行，在廣場有 15萬人，所以我們後來做四二二大遊行紀念章等等，都跟這有關係。這是情緒上的第一次大轉折，就是由一些核心人物，轉向校園內絕大多數人參與的運動的一個轉捩點。”[ 246]當天，各校都出現了一片“無限期罷課”的呼籲，北師大一張署名“一愛國者”題為《眾目睽睽的欺騙》的大字報說：“鑒於對學生運動的不理睬、鎮壓立場，北師大、北大、清華、南開、北航、理工大、北郵、鋼院、中科院、政法（大）、音樂學院等十多所高校決定統一罷課，直至政府接受十條”。中國人民大學，呂益民、李剛劍、趙哲等在讀博士生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宣言》所列六條意見為：重新評價胡耀邦、剷除官倒、實現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剪斷黨庫與國庫之間的臍帶、變党軍為國軍等。”[ 247]清華大學出現以“物理系學生會”名義貼出的標語：“今日人民大會堂前最可恥的一幕，強烈要求罷課抗議。”[ 248]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的《告同學書》，則提出了下一步學運的行動綱領：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面對李總理哄騙十萬學生，答應見學生代表卻不露面的行徑，決定採取新的策略：第一，號召北京所有高校，實行總罷課，七條建議不被接受，決不複課，希望各校學生寫信給外地的親人、同學、朋友，衝破新聞封鎖，揭露事實真相。第二，聯絡全國大專院校，實行全國總罷課，壯大學生運動，使七條早日得以接受。第三，採取散發傳單、發表演講、舉行遊行等形式向工人、農民、市民及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宣傳，說明我們的目的和要求，爭取他們的支持，實行罷工罷市。來自天津、上海、武漢、湖南的學生，也于此時集中到北京大學，醞釀成立全國團結學生聯合會，並擬在“五四”將組織建立起來。把憲法賦予，但一直停留在一紙空文的權利變為現實。至此， 4月中旬以來，以悼念胡耀邦為中心內容的學潮基本結束。“高層博弈”因趙紫陽的臨時閃避而進一步加劇。八九民運經過一周的錘煉，也基本走出了它的醞釀和起步階段。學生與政府的對立格局已經形成。從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有關政治要求，不必在別人的名義下求得自身的伸展，而是有了自己堂堂皇皇的姓氏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23日中午 11 ∶ 00，李鐵映給趙紫陽去電話，說北京各學校學生情緒激動，醞釀明天罷課，希望紫陽主持聽一次彙報。李錫銘也給趙紫陽打電話，要他推遲訪問。但趙紫陽告訴李鐵映，已委託李鵬主持常委工作，你們就向他彙報吧。[ 233]事後，許多人認為，李鵬與北京市委串通，利用趙紫陽訪朝發動政變，大概是不瞭解這些情況。下午 4 ∶ 20，趙紫陽固執地按照原計劃，登上了東去的列車。他顯然早已打定主意，在去朝鮮之前，不再與李鵬們討論什麼學運問題。但許多人當時就預感到，這是一步錯棋。[ 234]試想，如果趙紫陽沒有走錯這一步，而是早就定下“民主—法治”的大計，以後，就不會發生李鵬主導的常委“碰頭”和“請示鄧小平”這些事故了；而導致事後的那場災難的那個“死結”——“四二六”社論關於“動亂”的定性——也就無由形成了。然而，當時的總書記採取了避縮的態度，並把擔子壓給了他明知承擔不起的李鵬。根據事後趙紫陽的行動，筆者揣測，他之所以沒有在 4月 23日“出手”，大概是因為他並不認為這是他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這個時機的障礙，就是他即將進行的出訪。在歷史上，趙紫陽出訪前，總是要在政治上預作雙倍的“保險”。如 1987年 6月，他作為“代總書記”出訪西歐前夕，一方面公開宣稱“總理的職位比總書記更適合於我”，表示無心中國的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匆忙同意把鄧小平長子鄧朴方任會長的民間團體——殘疾人聯合會下屬的康華實業公司（經過改頭換面）[ 235]定為中國唯一的一家部級公司。很明顯，如果在 4月 23日就挑明與“保守派”的分歧，或者從朝鮮發回與鄧小平“四二五”講話不同觀點的電報，那勢必把自己的兩翼都暴露給學運和“保守派”。相反，選擇這個出訪之機，從兩造之間“縮身”，既可讓保守派與學運彼此消耗，又不給存心“倒趙”的保守派留下“非程式更迭”的口實。這不僅可以保存實力，還可以為將來解決問題鋪平道路。”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4月 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 225]據事後披露的材料看，早在 4月 21日，趙紫陽就曾找到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 226]談學潮問題。 4月 25日晚，杜潤生在科學會堂召開有胡績偉、秦川、李昌、李銳等 10多人參加的會議，傳達了趙“赴朝前”和他談及的想法。趙的意見是，“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227]這和趙紫陽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對學運的態度，應該是一脈相承的。 4月 22日，大約 11 ∶ 40左右，胡耀邦追悼會和向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後，除負責送靈的人員外，政治局委員皆恭立目送鄧小平離開大會堂。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描述，此時：“趙紫陽、楊尚昆走過去，扶著小平的手，（趙紫陽）說，‘小平同志，我明天就要到朝鮮去訪問了，一個星期時間。您有什麼指示？’鄧小平說，‘代我向金日成同志問好。’趙紫陽說，‘對這次學潮的處理，我已向政治局提三條建議，一是追悼會已經結束，要堅決勸阻學生遊行，馬上複課；二是對打砸搶行為要依法嚴懲，決不手軟；三是對學生疏導為主，可以開展多層次的對話。’鄧小平說，‘好。’[ 228]趙紫陽最後補充說，‘我出訪時，李鵬同志負責主持中央工作，有事，他會向您彙報的。’趙紫陽、楊尚昆送走鄧小平回來時，所有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委員都沒有離開會場，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都在場。李鵬伺機對趙紫陽說，‘紫陽同志，你明天就要出訪了。是不是下午開一個政治局會議？’李錫銘接著說，‘希望中央有個明確的方針，以便迅速制止北京學潮的發展。’趙紫陽說，‘時間比較緊，不專門開政治局會議了。這幾天，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工作還得靠大家做啊。’他對李鵬、姚依林和李錫銘說，‘對於這次學潮的處理，剛才我向小平同志提了三條建議，小平同志表示肯定。現在，我再把我的意見向同志們說明一下：一是追悼會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工常的軌道，要堅決勸阻學生上街遊行，並儘快使他們複課；二是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如果發生流血事件，就會給一些人以口實，但對打砸搶行為一定要依法嚴懲，決不手軟；三是對學生要積極採取疏導方針，並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各種形式的對話。’楊尚昆說，‘我贊同紫陽的意見。’趙紫陽看著李鵬說，‘在我出訪期間，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負責主持。’李鵬說，‘我同意紫陽同志剛才講的三條意見。有什麼重大事情，我們將隨時向你通報。’說完，趙紫陽、楊尚昆、李鵬、姚依林等各自離開。材料表明，趙紫陽出訪朝鮮之前雖然沒有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但他的三條原則意見是表達得很清楚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我們到了遠志明家，遠的妻子說：他們在謝選駿家。進了謝家的門，一看除了遠志明、謝選駿，還有王潤生、陳宣良、榮劍也來了……遠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幾句，大家就覺得不怎麼滿意……接著我講了幾條意見：（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象徵，他的逝世表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受挫。（二）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問題不表態。（三）我們這封信的落腳點是放在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王潤生還提出應該明確要求新聞界對學運客觀公正報導。王潤生和榮劍還把學生的要求概括成為四條內容。大家覺得這樣很好，接著就由王潤生口述，遠志明執筆起草……”[ 161]第二天（ 4月 21日），謝選駿、遠志明、陳宣良、榮劍、王潤生五位起草者和其它一些沒有參與起草的人士，分頭徵集百位學者的連署簽名。[ 162]鄭義也參加了這封聯名信徵集簽名。他回憶道：“通過陳子明的關係借了輛小車，馬上出發徵集簽名。除了我和遠志明，還有咱們的老朋友——青年神話學家謝選駿，還有位元女記者。急匆匆地走家串戶，向足不出戶的老先生們介紹情況……雖然他們信仰、見解和黨派不盡相同，但在聲援學生，反對暴力上完全一致。跑了幾十家，沒有一位老先生拒絕簽名。女作家宗璞的先生很使我感動，他一直面含微笑傾聽著我們陳述，當宗璞簽完名後，這位音樂家謙恭地小聲發問：我也能簽嗎？他認真地簽上了名字。[ 163]他完全明白這簽名將承擔政治干係，他更將這風險視為知識份子的天職和光榮。”“我們配合得很好。寫作界由我主講，理論界由遠、謝主講。下午四五點趕回人大，湊起名單，將公開信抄成大字報，火速在北大、人大等主要高校貼出。……學潮初期，學生們都在晚飯後行動。必須趕在他們出發之前讓他們知道知識界同他們是站在一起的，他們並不孤立。”[ 164]此後，依然是乘坐陳子明提供的那輛車，由鄭義、遠志明、謝選駿和魏群一起，把這份文獻先後送交中南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據鄭義回憶，為防不測，他們出門前都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只留下證件。”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而在政府一邊，則是直接改變了胡耀邦治喪活動的規格：原定方案： 1、 4月 2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萬人的向遺體告別儀式； 2、 4月 22日開四千人的追悼大會； 3、群眾性的就地的悼念活動可以適當報導； 4、駐外使領館除追悼會那天下半旗外，還要設靈堂，耀邦同志照片掛黑紗，設簽名冊，誰來了就簽個名； 5、已經有了的專案就不要收縮，如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不得拒絕。[ 157]但 4月 20日晚 9 ∶ 00，這一方案改變了。陸超祺的日記寫道： “21日十萬人向胡耀邦遺體告別的儀式取消了。”[ 158]這是悼胡方案的第一次變化。其原因，如果不是與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發悼念有關，便是與胡家對方案的意見有關。胡家方案希望兩天開放靈堂，供群眾舉行“遺體告別”，取消追悼會。但這個變化是針鋒相對：追悼會依然召開，“遺體告別”就免了。與此同時，媒體報導的紀律也進一步收緊：一切悼念活動都不得報導，連耀邦的生平照片也不能登，除了外國發來的唁電，統統留到 22日，即舉行追悼會那天刊登。陸超祺認為，這可能與 18晚、 19日淩晨新華門前的事態和《科技日報》刊登一張寫有“中國魂”三個大字的大幅挽幛的照片有關。[ 159]自新華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報社內部也開始出現大字報。[ 160]這預示著，如果事態繼續發展，而當局的策略不加改變，新聞界捲入學生運動是早晚的事情。”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大概是 19日夜間接到李鵬電話以後，趙紫陽也感覺到，自己住在中南海內，說不瞭解“衝擊”情況，有點說不過去。所以，他還是向公安部調來了錄影，並據以判斷形勢。事後，他回憶說： “4月 18、 19日晚，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 150]事情就這麼簡單！他隻字未提人群中有人砸磚頭、汽水瓶和鞋子的事，也沒提員警打人的事。之所以輕描淡寫，以後我們還將分析原因。當然，他也並不是沒有憂慮。李鵬要“安定”是為了搞“治理整頓”，趙紫陽同樣需要“安定”來搞改革。於是，便有了由鮑彤執筆，署名“新華社評論員”的《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出爐。文章說：“有那麼一些人，藉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他們發表煽動性講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汙損人民英雄紀念碑，甚至衝擊新華門，打傷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他們明明白白地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在干擾正常的悼念活動。他們的行動已經越出了法律允許的範圍。對這樣的違法活動，採取堅決的措施及時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據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日記：這篇評論是經李鵬審定的。他認為“態度如此強硬，是想把學潮壓下去。但是，事與願違。”[ 151]關於這篇評論的出爐，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陸超祺也有記載：“因為有學生到新華門靜坐，與警衛發生了衝突，新華社的新聞還說有人呼喊反動口號，治喪辦公室宣傳組要求新聞單位寫評論。下午，新華社的評論《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發出來了，殺氣騰騰的，各方反應都很強烈，報社內部亦然。”[ 152]據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這篇評論苦心在於希望學生顧全大局，體諒改革派領導人此時存在的為難。但其語氣的強硬，與後來發表的“四二六社論”並不相上下。但就像一腳踢走“中國魂”的製作者張炳九一樣，接近亢奮狀態的學生對它的反應，與北京市的《通告》沒什麼區別。學生和群眾被打，官方把持的新聞媒介的公開報導卻隱瞞真相，不僅為八九民運提供了“新聞體制改革”要求的依據，也激怒了懷有委曲和不平的學生。”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與會者回顧了胡耀邦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的重要貢獻。指出，他早在延安審幹時期，就以實事求是“不信邪”的精神，為投奔革命的青年人和知識份子主持了公道，影響毛澤東做出了“大部不捉，一個不殺”的決定。[ 117]文革後期，在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期間，他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注重培養鼓勵青年，對消除文革造成的人際隔膜，重振科研氣氛起到有力的推進。中共十一大後，在鄧小平尚未站穩腳跟，大多數複職者政治上仍在觀望，不少人還“腳踩兩隻船”的情況下，他英勇無畏地擔當起大舉為“文革”中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黨內外人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任，在危機時刻挽救了黨。之後，在思想戰線、組織路線上進行了堅定的撥亂反正，反對任人唯親、人身依附、對幹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親自點燃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輿論準備。他提出的“創作自由”解放了文藝生產力，開創了創作繁榮的新時代。他積極支持理論上衝破思想禁區，大膽探索，明確反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農村及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符合經濟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的新型因素和新型生產關係，使改革者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與社會成果得到有效保護。他正直誠懇、胸襟開闊、大公無私、任勞任怨、光明磊落、謙虛好學、深入群眾，勇於自我批評，對党無限忠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會者回憶，他下臺後曾說：“有四種人要慎重而又慎重地來對待：一種人是青年學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愛護他們，關心他們成長；一種人是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要理解、寬容；一種人是少數民族；另外一種是民主黨派。”[ 118]與會者暗示，這段可視作胡耀邦政治遺言的話，在當前是有現實意義的。顯然，在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黨和政府依法執政的社會裡，這種對某類人的特殊“關照政策”不免顯得有點煞有介事，但在一個沒有建立起民主與法治秩序的國家，在一個從思想到觀念都十分陳舊的黨，在政府很大程度上還扮演著“民之父母”的社會裡，無疑是明智和可貴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呼喊“李鵬出來”，是這次事件一個新的動向，也是“李鵬下臺”口號的最初形式。事後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寫道：“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學生不斷增加，已達到 3000餘人。學生喊的口號矛頭針對鄧小平同志，也針對到趙紫陽和我。中心一條是要求中央對 1986年反自由化決定導致耀邦下臺一事重新作出結論。有的學生頭頭公開提出要為耀邦平反。悼念遊行活動的政治目的已經十分清楚了。”單單從言語的表述看，此時的李鵬仿佛還比較“超脫”，還沒有感到學生是沖他來的。因而，他的擔憂，僅僅是出於對黨的事業的責任。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這一天他單獨見過誰？就能夠感到一種緊張：“上午 9 ∶ 00，去紫陽同志處，談學生上街問題。我主張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紫陽同志認為，目前只能正面引導和勸說，只要不搞打砸搶，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還找了楊尚昆同志。他認為在開追悼會前只好如此。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靈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將靈堂開放兩天，讓群眾瞻仰遺容。可不開追悼會，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開追悼會已昭告天下，如果不開恐怕造成更壞的影響。數千人深夜衝擊新華門，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在當日的“大參考”上，刊登了路透社 17日題為《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導也認為，“這是自 1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以來發生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自發的示威活動。”李鵬的評論，顯然受到這條評論的影響。但他們都忘記了，這不是“文革”的繼續，而是“民主牆”運動的繼續。[ 111]一些外交官和中國分析家預料，中國當局會設法防止這場學生運動進一步擴大，必要時會使用武力。因為，黨的最高層的狀況沒有穩定到足以容忍這種情況的程度。[ 112]當然，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便不會有衝突局面出現。可是，雙方似乎都意猶未盡。在這一天的新華門前，有一個人儘管沒有發言，但他一直在密切關注，在活動，他就是為陳子明社經所工作、已經成為“職業革命家”的劉剛。據他回憶：“自 4月 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發生遊行以後，我幾乎每天都到天安門廣場，密切觀察運動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發現在運動期間成長起來的學運骨幹和領袖。至 4月 22日胡耀邦追悼會那一天，已有許多學生骨幹引起我的注意。這其中包括北師大的吾爾開希，政法大學的浦志強、周勇軍，北大的張志勇、郭海峰。我是在 4月 19日夜裡中南海門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識吾爾開希的。那時的遊行隊伍中還鮮有人敢站出來演講或帶頭呼喊口號示威，大多數人都是站在後面看熱鬧。可那天在中南海門前，吾爾開希就勇敢地站了出來。圍繞在他周圍的那些護衛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遠遠多於支持他的學生。不時見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頻繁地找吾爾開希談話，或是威脅或是懇請他立即回學校。我相信，那天的吾爾開希是絕對有膽有識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吾爾開希，並同他交換了聯繫方法。”[ 113]所以， 4月 19日淩晨，新華門的和平清場並不是結束，只是開始。”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此時，李進進決定走上前臺。而他的出現，又使這次學生的活動與民間政治團體發生了交集。圖 3-11：李進進（選自亞衣《流亡者訪談錄》）李進進， 1955年生於湖北武漢。 1971—1977年參軍服役；復員後任武漢市刑警大隊刑警； 1978年考入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 1982年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 1985年畢業後，回到武漢中南政法學院從教，並在此結識了王軍濤。 1986年，經王介紹，又結識了該團隊的陳子明和閔琦。之後，參加了他們主辦的政治與行政所的“公民論”課題組。從 1987年到北京讀博士直到“六四”，他一直與陳、王保持聯繫。事後，他承認，這也是他“後來組織‘工自聯’時‘維憲會’[ 95]得以通過我和‘工自聯’取得聯繫的一個基礎”。 1988年“兩會”期間，北大學生走上人民大會堂臺階給人大代表擦皮鞋。時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的李進進則與十來位研究生一道，提出了一份“教育改革”建議，並以致兩會“公開信”的形式，在北大三角地發表。在 1988年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熱潮中，他邀請了于浩成、包遵信、溫元凱等一批學者在校園裡舉辦了“現代化理論討論會”。由於他富於“自由化”色彩的一系列活動，在 1989年 2月他離京期間，校方組織了研究生會的換屆選舉。自此，直到 4月 18日早晨，他一直抱著“安心坐下來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學位”的念頭，堅持不介入運動。[ 96]但事態的發展和貢獻所學的誘惑，使他毅然走到了學生面前：“我拍了幾下手，以引起學生們的注意。然後我作了自我介紹，接著我發表了我的看法。我說：‘人大代表應當同學生見面，我們也有權利向人民代表遞交請願書。這是我們的憲法權利。我是憲法學博士研究生，我願意代表大家去遞交請願書。但是有一個條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書，那麼，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就應當離開。我們應當學會鬥爭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97]學生同意了他的主張後，他向大會堂警衛出示了研究生證，警衛讓他進入了大會堂。李進進回憶道：“我進入了人民大會堂裡面的一個會議室，那裡已是坐滿了人。我是學憲法的，我向他們列舉了憲法條款，指出人民代表有義務傾聽人民群眾包括學生的意見。我說，人大辦公廳應當接受學生的請願。他們說，人大現在休會，代表不在北京。我們可以回到海澱區向海澱區的人大代表提意見。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許多人大代表。最後的焦點是：如果全國人大代表接受了請願，學生會不會糾纏不清。我反復強調，學生已經承諾，遞交請願書後即回學校。他們不相信學生。雙方相持不下。有人說要去研究一下……”[ 98]隨後，他走出會議室，在走廊裡等候兩個小時，仍沒有任何人給他答案。於是，他走出大會堂，走到學生中間，向他們說明情況，並告訴大家，“我們可能不會在短時間得到任何答案”。緊接著，他部署了自己在步出大會堂時已經構思好的“行動方案”： 1、靜坐等候結果； 2、通報全國； 3、向北大求援； 4、將紀念碑上的“中國魂”移到舉行靜坐的學生中間，“大家圍繞著挽聯坐下”。”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後來屢屢被官方提起，並作為向鄧小平彙報，使形勢發生不可挽回的逆轉的一張“關係圖”也出現在這時。陳一諮回憶道： “（ 4月 18日）晚上，楊曉給我拿來了一張貼在人大的‘關係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係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還是有意在故意攪混水？不可小視。像在‘關係圖’中，‘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的私生子，靠裙帶關係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 ……據我所知，鄧小平這個人剛毅果決。早在二野時，他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毛澤東說他是‘鋼鐵公司’……鄧小平在受辱的情況下不得已韜光養晦，但在掌權的時候決不會讓步。 4月 19日，我和體改所的幾個骨幹說：‘從這張關係圖反映的情緒看，搞不好這次學生又要鬧悲劇了。要抓緊作領導人的工作，儘快促成與學生對話，以免情勢的惡化。同時要想辦法勸學生理性、冷靜。’說心裡話，從看到‘關係圖’開始，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 72]陳一諮不知道，其實，根據官方掌握的消息，早在 4月 16日，中國人民大學有標語提出：“悼胡公罵李公不如倒了鄧公；說千條道萬條不如砍掉四條。”[ 73] 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大字報更加明確地說：“現在的任務是要保護活著的改革派，保護趙紫陽。”[ 74]——“倒鄧”和“保趙”——這兩個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口號，再次被列在一起，上報中央。”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據《中國青年報》 4月 16日報導，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廣大群眾舉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儀式和活動，一些學校和單位裡，群眾自發地為胡耀邦設立了靈堂。胡耀邦曾經工作過的中央黨校大禮堂前，貼出了很多對聯、詩歌和雜文。[ 55]在北長安街會計司胡同 25號——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側的寓所裡，他的家人為他設立了一個開放的“家庭靈堂”。這間有 40多平米的會客廳，正中懸掛著胡耀邦的一張生活照。照片上胡耀邦飽經憂患的面龐，身後是一片綠油油的冬青。黑紗環繞著遺像，置於蒼松翠柏和君子蘭之間，更被層層疊疊的花圈挽聯花藍簇擁著。檯曆，仍然翻在 1989年 4月 8日……[ 56]這裡，迅速地成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與追隨者，各大專院校師生、甚至更多僅僅是因為熱愛和同情的普通人憑弔與寄託哀思的地方。據滿妹回憶：“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前來家中弔唁致哀的，一天竟達 4000多人。靈堂內外，白花如雪，淚水如雨。無數的花籃、花圈和挽幛，將靈堂堆得只剩下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走道。八旬高齡的詩人艾青拄著拐杖走過來鞠了個躬，傷心地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時，把別人從廣州帶給他的新鮮荔枝，分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楚辭專家文懷沙對著父親的遺像說：‘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因襲放翁句，書此聯以奉靈右。’他悲聲顫抖地朗誦道：‘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年近九旬的著名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在孫女的攙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靈前，半晌才發出一聲呼喊：‘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23日中午 11 ∶ 00，李鐵映給趙紫陽去電話，說北京各學校學生情緒激動，醞釀明天罷課，希望紫陽主持聽一次彙報。李錫銘也給趙紫陽打電話，要他推遲訪問。但趙紫陽告訴李鐵映，已委託李鵬主持常委工作，你們就向他彙報吧。[ 233]事後，許多人認為，李鵬與北京市委串通，利用趙紫陽訪朝發動政變，大概是不瞭解這些情況。下午 4 ∶ 20，趙紫陽固執地按照原計劃，登上了東去的列車。他顯然早已打定主意，在去朝鮮之前，不再與李鵬們討論什麼學運問題。但許多人當時就預感到，這是一步錯棋。[ 234]試想，如果趙紫陽沒有走錯這一步，而是早就定下“民主—法治”的大計，以後，就不會發生李鵬主導的常委“碰頭”和“請示鄧小平”這些事故了；而導致事後的那場災難的那個“死結”——“四二六”社論關於“動亂”的定性——也就無由形成了。然而，當時的總書記採取了避縮的態度，並把擔子壓給了他明知承擔不起的李鵬。根據事後趙紫陽的行動，筆者揣測，他之所以沒有在 4月 23日“出手”，大概是因為他並不認為這是他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這個時機的障礙，就是他即將進行的出訪。在歷史上，趙紫陽出訪前，總是要在政治上預作雙倍的“保險”。如 1987年 6月，他作為“代總書記”出訪西歐前夕，一方面公開宣稱“總理的職位比總書記更適合於我”，表示無心中國的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匆忙同意把鄧小平長子鄧朴方任會長的民間團體——殘疾人聯合會下屬的康華實業公司（經過改頭換面）[ 235]定為中國唯一的一家部級公司。很明顯，如果在 4月 23日就挑明與“保守派”的分歧，或者從朝鮮發回與鄧小平“四二五”講話不同觀點的電報，那勢必把自己的兩翼都暴露給學運和“保守派”。相反，選擇這個出訪之機，從兩造之間“縮身”，既可讓保守派與學運彼此消耗，又不給存心“倒趙”的保守派留下“非程式更迭”的口實。這不僅可以保存實力，還可以為將來解決問題鋪平道路。”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4月 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 225]據事後披露的材料看，早在 4月 21日，趙紫陽就曾找到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 226]談學潮問題。 4月 25日晚，杜潤生在科學會堂召開有胡績偉、秦川、李昌、李銳等 10多人參加的會議，傳達了趙“赴朝前”和他談及的想法。趙的意見是，“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227]這和趙紫陽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對學運的態度，應該是一脈相承的。 4月 22日，大約 11 ∶ 40左右，胡耀邦追悼會和向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後，除負責送靈的人員外，政治局委員皆恭立目送鄧小平離開大會堂。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描述，此時：“趙紫陽、楊尚昆走過去，扶著小平的手，（趙紫陽）說，‘小平同志，我明天就要到朝鮮去訪問了，一個星期時間。您有什麼指示？’鄧小平說，‘代我向金日成同志問好。’趙紫陽說，‘對這次學潮的處理，我已向政治局提三條建議，一是追悼會已經結束，要堅決勸阻學生遊行，馬上複課；二是對打砸搶行為要依法嚴懲，決不手軟；三是對學生疏導為主，可以開展多層次的對話。’鄧小平說，‘好。’[ 228]趙紫陽最後補充說，‘我出訪時，李鵬同志負責主持中央工作，有事，他會向您彙報的。’趙紫陽、楊尚昆送走鄧小平回來時，所有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委員都沒有離開會場，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都在場。李鵬伺機對趙紫陽說，‘紫陽同志，你明天就要出訪了。是不是下午開一個政治局會議？’李錫銘接著說，‘希望中央有個明確的方針，以便迅速制止北京學潮的發展。’趙紫陽說，‘時間比較緊，不專門開政治局會議了。這幾天，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工作還得靠大家做啊。’他對李鵬、姚依林和李錫銘說，‘對於這次學潮的處理，剛才我向小平同志提了三條建議，小平同志表示肯定。現在，我再把我的意見向同志們說明一下：一是追悼會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工常的軌道，要堅決勸阻學生上街遊行，並儘快使他們複課；二是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如果發生流血事件，就會給一些人以口實，但對打砸搶行為一定要依法嚴懲，決不手軟；三是對學生要積極採取疏導方針，並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各種形式的對話。’楊尚昆說，‘我贊同紫陽的意見。’趙紫陽看著李鵬說，‘在我出訪期間，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負責主持。’李鵬說，‘我同意紫陽同志剛才講的三條意見。有什麼重大事情，我們將隨時向你通報。’說完，趙紫陽、楊尚昆、李鵬、姚依林等各自離開。材料表明，趙紫陽出訪朝鮮之前雖然沒有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但他的三條原則意見是表達得很清楚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我們到了遠志明家，遠的妻子說：他們在謝選駿家。進了謝家的門，一看除了遠志明、謝選駿，還有王潤生、陳宣良、榮劍也來了……遠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幾句，大家就覺得不怎麼滿意……接著我講了幾條意見：（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象徵，他的逝世表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受挫。（二）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問題不表態。（三）我們這封信的落腳點是放在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王潤生還提出應該明確要求新聞界對學運客觀公正報導。王潤生和榮劍還把學生的要求概括成為四條內容。大家覺得這樣很好，接著就由王潤生口述，遠志明執筆起草……”[ 161]第二天（ 4月 21日），謝選駿、遠志明、陳宣良、榮劍、王潤生五位起草者和其它一些沒有參與起草的人士，分頭徵集百位學者的連署簽名。[ 162]鄭義也參加了這封聯名信徵集簽名。他回憶道：“通過陳子明的關係借了輛小車，馬上出發徵集簽名。除了我和遠志明，還有咱們的老朋友——青年神話學家謝選駿，還有位元女記者。急匆匆地走家串戶，向足不出戶的老先生們介紹情況……雖然他們信仰、見解和黨派不盡相同，但在聲援學生，反對暴力上完全一致。跑了幾十家，沒有一位老先生拒絕簽名。女作家宗璞的先生很使我感動，他一直面含微笑傾聽著我們陳述，當宗璞簽完名後，這位音樂家謙恭地小聲發問：我也能簽嗎？他認真地簽上了名字。[ 163]他完全明白這簽名將承擔政治干係，他更將這風險視為知識份子的天職和光榮。”“我們配合得很好。寫作界由我主講，理論界由遠、謝主講。下午四五點趕回人大，湊起名單，將公開信抄成大字報，火速在北大、人大等主要高校貼出。……學潮初期，學生們都在晚飯後行動。必須趕在他們出發之前讓他們知道知識界同他們是站在一起的，他們並不孤立。”[ 164]此後，依然是乘坐陳子明提供的那輛車，由鄭義、遠志明、謝選駿和魏群一起，把這份文獻先後送交中南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據鄭義回憶，為防不測，他們出門前都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只留下證件。”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而在政府一邊，則是直接改變了胡耀邦治喪活動的規格：原定方案： 1、 4月 2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萬人的向遺體告別儀式； 2、 4月 22日開四千人的追悼大會； 3、群眾性的就地的悼念活動可以適當報導； 4、駐外使領館除追悼會那天下半旗外，還要設靈堂，耀邦同志照片掛黑紗，設簽名冊，誰來了就簽個名； 5、已經有了的專案就不要收縮，如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不得拒絕。[ 157]但 4月 20日晚 9 ∶ 00，這一方案改變了。陸超祺的日記寫道： “21日十萬人向胡耀邦遺體告別的儀式取消了。”[ 158]這是悼胡方案的第一次變化。其原因，如果不是與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發悼念有關，便是與胡家對方案的意見有關。胡家方案希望兩天開放靈堂，供群眾舉行“遺體告別”，取消追悼會。但這個變化是針鋒相對：追悼會依然召開，“遺體告別”就免了。與此同時，媒體報導的紀律也進一步收緊：一切悼念活動都不得報導，連耀邦的生平照片也不能登，除了外國發來的唁電，統統留到 22日，即舉行追悼會那天刊登。陸超祺認為，這可能與 18晚、 19日淩晨新華門前的事態和《科技日報》刊登一張寫有“中國魂”三個大字的大幅挽幛的照片有關。[ 159]自新華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報社內部也開始出現大字報。[ 160]這預示著，如果事態繼續發展，而當局的策略不加改變，新聞界捲入學生運動是早晚的事情。”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大概是 19日夜間接到李鵬電話以後，趙紫陽也感覺到，自己住在中南海內，說不瞭解“衝擊”情況，有點說不過去。所以，他還是向公安部調來了錄影，並據以判斷形勢。事後，他回憶說： “4月 18、 19日晚，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 150]事情就這麼簡單！他隻字未提人群中有人砸磚頭、汽水瓶和鞋子的事，也沒提員警打人的事。之所以輕描淡寫，以後我們還將分析原因。當然，他也並不是沒有憂慮。李鵬要“安定”是為了搞“治理整頓”，趙紫陽同樣需要“安定”來搞改革。於是，便有了由鮑彤執筆，署名“新華社評論員”的《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出爐。文章說：“有那麼一些人，藉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他們發表煽動性講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汙損人民英雄紀念碑，甚至衝擊新華門，打傷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他們明明白白地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在干擾正常的悼念活動。他們的行動已經越出了法律允許的範圍。對這樣的違法活動，採取堅決的措施及時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據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日記：這篇評論是經李鵬審定的。他認為“態度如此強硬，是想把學潮壓下去。但是，事與願違。”[ 151]關於這篇評論的出爐，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陸超祺也有記載：“因為有學生到新華門靜坐，與警衛發生了衝突，新華社的新聞還說有人呼喊反動口號，治喪辦公室宣傳組要求新聞單位寫評論。下午，新華社的評論《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發出來了，殺氣騰騰的，各方反應都很強烈，報社內部亦然。”[ 152]據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這篇評論苦心在於希望學生顧全大局，體諒改革派領導人此時存在的為難。但其語氣的強硬，與後來發表的“四二六社論”並不相上下。但就像一腳踢走“中國魂”的製作者張炳九一樣，接近亢奮狀態的學生對它的反應，與北京市的《通告》沒什麼區別。學生和群眾被打，官方把持的新聞媒介的公開報導卻隱瞞真相，不僅為八九民運提供了“新聞體制改革”要求的依據，也激怒了懷有委曲和不平的學生。”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與會者回顧了胡耀邦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的重要貢獻。指出，他早在延安審幹時期，就以實事求是“不信邪”的精神，為投奔革命的青年人和知識份子主持了公道，影響毛澤東做出了“大部不捉，一個不殺”的決定。[ 117]文革後期，在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期間，他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注重培養鼓勵青年，對消除文革造成的人際隔膜，重振科研氣氛起到有力的推進。中共十一大後，在鄧小平尚未站穩腳跟，大多數複職者政治上仍在觀望，不少人還“腳踩兩隻船”的情況下，他英勇無畏地擔當起大舉為“文革”中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黨內外人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任，在危機時刻挽救了黨。之後，在思想戰線、組織路線上進行了堅定的撥亂反正，反對任人唯親、人身依附、對幹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親自點燃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輿論準備。他提出的“創作自由”解放了文藝生產力，開創了創作繁榮的新時代。他積極支持理論上衝破思想禁區，大膽探索，明確反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農村及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符合經濟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的新型因素和新型生產關係，使改革者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與社會成果得到有效保護。他正直誠懇、胸襟開闊、大公無私、任勞任怨、光明磊落、謙虛好學、深入群眾，勇於自我批評，對党無限忠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會者回憶，他下臺後曾說：“有四種人要慎重而又慎重地來對待：一種人是青年學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愛護他們，關心他們成長；一種人是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要理解、寬容；一種人是少數民族；另外一種是民主黨派。”[ 118]與會者暗示，這段可視作胡耀邦政治遺言的話，在當前是有現實意義的。顯然，在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黨和政府依法執政的社會裡，這種對某類人的特殊“關照政策”不免顯得有點煞有介事，但在一個沒有建立起民主與法治秩序的國家，在一個從思想到觀念都十分陳舊的黨，在政府很大程度上還扮演著“民之父母”的社會裡，無疑是明智和可貴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呼喊“李鵬出來”，是這次事件一個新的動向，也是“李鵬下臺”口號的最初形式。事後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寫道：“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學生不斷增加，已達到 3000餘人。學生喊的口號矛頭針對鄧小平同志，也針對到趙紫陽和我。中心一條是要求中央對 1986年反自由化決定導致耀邦下臺一事重新作出結論。有的學生頭頭公開提出要為耀邦平反。悼念遊行活動的政治目的已經十分清楚了。”單單從言語的表述看，此時的李鵬仿佛還比較“超脫”，還沒有感到學生是沖他來的。因而，他的擔憂，僅僅是出於對黨的事業的責任。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這一天他單獨見過誰？就能夠感到一種緊張：“上午 9 ∶ 00，去紫陽同志處，談學生上街問題。我主張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紫陽同志認為，目前只能正面引導和勸說，只要不搞打砸搶，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還找了楊尚昆同志。他認為在開追悼會前只好如此。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靈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將靈堂開放兩天，讓群眾瞻仰遺容。可不開追悼會，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開追悼會已昭告天下，如果不開恐怕造成更壞的影響。數千人深夜衝擊新華門，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在當日的“大參考”上，刊登了路透社 17日題為《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導也認為，“這是自 1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以來發生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自發的示威活動。”李鵬的評論，顯然受到這條評論的影響。但他們都忘記了，這不是“文革”的繼續，而是“民主牆”運動的繼續。[ 111]一些外交官和中國分析家預料，中國當局會設法防止這場學生運動進一步擴大，必要時會使用武力。因為，黨的最高層的狀況沒有穩定到足以容忍這種情況的程度。[ 112]當然，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便不會有衝突局面出現。可是，雙方似乎都意猶未盡。在這一天的新華門前，有一個人儘管沒有發言，但他一直在密切關注，在活動，他就是為陳子明社經所工作、已經成為“職業革命家”的劉剛。據他回憶：“自 4月 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發生遊行以後，我幾乎每天都到天安門廣場，密切觀察運動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發現在運動期間成長起來的學運骨幹和領袖。至 4月 22日胡耀邦追悼會那一天，已有許多學生骨幹引起我的注意。這其中包括北師大的吾爾開希，政法大學的浦志強、周勇軍，北大的張志勇、郭海峰。我是在 4月 19日夜裡中南海門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識吾爾開希的。那時的遊行隊伍中還鮮有人敢站出來演講或帶頭呼喊口號示威，大多數人都是站在後面看熱鬧。可那天在中南海門前，吾爾開希就勇敢地站了出來。圍繞在他周圍的那些護衛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遠遠多於支持他的學生。不時見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頻繁地找吾爾開希談話，或是威脅或是懇請他立即回學校。我相信，那天的吾爾開希是絕對有膽有識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吾爾開希，並同他交換了聯繫方法。”[ 113]所以， 4月 19日淩晨，新華門的和平清場並不是結束，只是開始。”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此時，李進進決定走上前臺。而他的出現，又使這次學生的活動與民間政治團體發生了交集。圖 3-11：李進進（選自亞衣《流亡者訪談錄》）李進進， 1955年生於湖北武漢。 1971—1977年參軍服役；復員後任武漢市刑警大隊刑警； 1978年考入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 1982年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 1985年畢業後，回到武漢中南政法學院從教，並在此結識了王軍濤。 1986年，經王介紹，又結識了該團隊的陳子明和閔琦。之後，參加了他們主辦的政治與行政所的“公民論”課題組。從 1987年到北京讀博士直到“六四”，他一直與陳、王保持聯繫。事後，他承認，這也是他“後來組織‘工自聯’時‘維憲會’[ 95]得以通過我和‘工自聯’取得聯繫的一個基礎”。 1988年“兩會”期間，北大學生走上人民大會堂臺階給人大代表擦皮鞋。時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的李進進則與十來位研究生一道，提出了一份“教育改革”建議，並以致兩會“公開信”的形式，在北大三角地發表。在 1988年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熱潮中，他邀請了于浩成、包遵信、溫元凱等一批學者在校園裡舉辦了“現代化理論討論會”。由於他富於“自由化”色彩的一系列活動，在 1989年 2月他離京期間，校方組織了研究生會的換屆選舉。自此，直到 4月 18日早晨，他一直抱著“安心坐下來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學位”的念頭，堅持不介入運動。[ 96]但事態的發展和貢獻所學的誘惑，使他毅然走到了學生面前：“我拍了幾下手，以引起學生們的注意。然後我作了自我介紹，接著我發表了我的看法。我說：‘人大代表應當同學生見面，我們也有權利向人民代表遞交請願書。這是我們的憲法權利。我是憲法學博士研究生，我願意代表大家去遞交請願書。但是有一個條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書，那麼，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就應當離開。我們應當學會鬥爭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97]學生同意了他的主張後，他向大會堂警衛出示了研究生證，警衛讓他進入了大會堂。李進進回憶道：“我進入了人民大會堂裡面的一個會議室，那裡已是坐滿了人。我是學憲法的，我向他們列舉了憲法條款，指出人民代表有義務傾聽人民群眾包括學生的意見。我說，人大辦公廳應當接受學生的請願。他們說，人大現在休會，代表不在北京。我們可以回到海澱區向海澱區的人大代表提意見。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許多人大代表。最後的焦點是：如果全國人大代表接受了請願，學生會不會糾纏不清。我反復強調，學生已經承諾，遞交請願書後即回學校。他們不相信學生。雙方相持不下。有人說要去研究一下……”[ 98]隨後，他走出會議室，在走廊裡等候兩個小時，仍沒有任何人給他答案。於是，他走出大會堂，走到學生中間，向他們說明情況，並告訴大家，“我們可能不會在短時間得到任何答案”。緊接著，他部署了自己在步出大會堂時已經構思好的“行動方案”： 1、靜坐等候結果； 2、通報全國； 3、向北大求援； 4、將紀念碑上的“中國魂”移到舉行靜坐的學生中間，“大家圍繞著挽聯坐下”。”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後來屢屢被官方提起，並作為向鄧小平彙報，使形勢發生不可挽回的逆轉的一張“關係圖”也出現在這時。陳一諮回憶道： “（ 4月 18日）晚上，楊曉給我拿來了一張貼在人大的‘關係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係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還是有意在故意攪混水？不可小視。像在‘關係圖’中，‘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的私生子，靠裙帶關係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 ……據我所知，鄧小平這個人剛毅果決。早在二野時，他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毛澤東說他是‘鋼鐵公司’……鄧小平在受辱的情況下不得已韜光養晦，但在掌權的時候決不會讓步。 4月 19日，我和體改所的幾個骨幹說：‘從這張關係圖反映的情緒看，搞不好這次學生又要鬧悲劇了。要抓緊作領導人的工作，儘快促成與學生對話，以免情勢的惡化。同時要想辦法勸學生理性、冷靜。’說心裡話，從看到‘關係圖’開始，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 72]陳一諮不知道，其實，根據官方掌握的消息，早在 4月 16日，中國人民大學有標語提出：“悼胡公罵李公不如倒了鄧公；說千條道萬條不如砍掉四條。”[ 73] 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大字報更加明確地說：“現在的任務是要保護活著的改革派，保護趙紫陽。”[ 74]——“倒鄧”和“保趙”——這兩個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口號，再次被列在一起，上報中央。”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據《中國青年報》 4月 16日報導，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廣大群眾舉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儀式和活動，一些學校和單位裡，群眾自發地為胡耀邦設立了靈堂。胡耀邦曾經工作過的中央黨校大禮堂前，貼出了很多對聯、詩歌和雜文。[ 55]在北長安街會計司胡同 25號——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側的寓所裡，他的家人為他設立了一個開放的“家庭靈堂”。這間有 40多平米的會客廳，正中懸掛著胡耀邦的一張生活照。照片上胡耀邦飽經憂患的面龐，身後是一片綠油油的冬青。黑紗環繞著遺像，置於蒼松翠柏和君子蘭之間，更被層層疊疊的花圈挽聯花藍簇擁著。檯曆，仍然翻在 1989年 4月 8日……[ 56]這裡，迅速地成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與追隨者，各大專院校師生、甚至更多僅僅是因為熱愛和同情的普通人憑弔與寄託哀思的地方。據滿妹回憶：“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前來家中弔唁致哀的，一天竟達 4000多人。靈堂內外，白花如雪，淚水如雨。無數的花籃、花圈和挽幛，將靈堂堆得只剩下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走道。八旬高齡的詩人艾青拄著拐杖走過來鞠了個躬，傷心地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時，把別人從廣州帶給他的新鮮荔枝，分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楚辭專家文懷沙對著父親的遺像說：‘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因襲放翁句，書此聯以奉靈右。’他悲聲顫抖地朗誦道：‘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年近九旬的著名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在孫女的攙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靈前，半晌才發出一聲呼喊：‘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3)》，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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