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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本書彙集作者二十多年來針對政權合法性基礎與國家社會關係形態的研究成果，界定並論證了建立統治合法性基礎的三維「理想類型集」：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不同的合法性基礎將會激發不同的社會理性，從而塑造出不同的大眾政治認知模式和行為特徵。
以此理論為基礎，本書分析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各個面向，包括：為什麽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會終結於武鬥和派系政治？為什麽民族主義運動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很難發展？為什麽「八九」學運會以血腥鎮壓告終？為什麽績效合法性在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政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什麽？為什麽經濟績效良好的中國，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較大的不穩定性？為什麽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體制傾向，而官方媒體卻很難建構中國的政治輿論？民主體制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命力和局限為何？
經由本書從政權合法性出發，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輿論形態所做的全面論述，盼能充分展示政權合法性理論與相關的社會學原理在經驗研究上的廣泛適用性，從而使讀者在了解當代中國國家性質與國家社會關係現狀的同時，也能具體掌握當前的世界局勢。
以此理論為基礎，本書分析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各個面向，包括：為什麽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會終結於武鬥和派系政治？為什麽民族主義運動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很難發展？為什麽「八九」學運會以血腥鎮壓告終？為什麽績效合法性在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政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什麽？為什麽經濟績效良好的中國，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較大的不穩定性？為什麽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體制傾向，而官方媒體卻很難建構中國的政治輿論？民主體制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命力和局限為何？
經由本書從政權合法性出發，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輿論形態所做的全面論述，盼能充分展示政權合法性理論與相關的社會學原理在經驗研究上的廣泛適用性，從而使讀者在了解當代中國國家性質與國家社會關係現狀的同時，也能具體掌握當前的世界局勢。
400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September 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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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2, 2023
总评：为了写合法性的论文而看，主要的学术批评留待自己的文章写出来再谈吧。不知道他自己这几年在国内感受有没有令他想要做一些修改。成名之后出书太容易，以至于人们认为自己说的任何废话都值得出版，这并不好。
第一部分：理论探索
第一章 政权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2016
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Legitimacy一般指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现在则包括了国家权力来源的不同面向。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合法性都是一个根本的也非常实际的政治问题。
对统治者正当行为的论述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核心，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权合法性范畴。
讨论合法性问题的两个误解：1，精英主义诊断式的——然而一个政权合法与否不在于知识精英的评判，而在于普通民众的感受；2，经验主义式的，通过问卷调查等分析合法性——只能反映民众对当下绩效的态度，但政权合法性来源指的是民众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认可。
韦伯对合法性研究的三个贡献：1，将之定位于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2，从社会心理角度对政权合法性来源进行了分类；3，创造了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为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的有效结合找到了一条途径。
人的驳杂（行为、动机）会转换为社会组织行为的驳杂以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日常概念的不纯性……从日常性概念而不是从理想型角度出发来分析社会现象就会引导我们讲完全不同的社会机制和逻辑混淆。
从不纯的日常概念中提炼出一些更具本质意义的东西。——观念的概念化
韦伯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分类：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法理合法性
笔者认为一个完美的理想型分类体系应当具备完备性（穷尽此类现象的所有可能性）和正交性（概念所构成的维度必须是相互正交且不存在任何关联）。
韦伯的分类问题在于并不完全符合这两个原则，同时排除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为大众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公共物。
Lipset 1981强调了绩效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但绩效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则是评价性的
评价也是绩效合法性的核心，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通过不同方式对国家绩效做出评价
程序合法性将人们引导关注形式理性和程序正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引向价值理性和价值正义，绩效合法性将人引向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
韦伯的人类理性三种理想型：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形式/理论理性（Kalberg 1980）
国家能够从三个方面建立统治的合法性：1，某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2，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3，某种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统治者的产生程序。
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和国家社会关系
任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冲突和妥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合法性来源一旦形成，就成为一定时空中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政治行为特征、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
价值理性的基础是针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与爱戴，更能塑造和激发人的情感
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构建需要人员、组织和资源的支持，也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政治学原则。
1，成功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具有总纲性质的主义，而非或泛泛或具体的道德约定。
2，内在的逻辑上的自洽，意识形态内在的逻辑和谐的关键是“片面”。
3，不可证伪性。意识形态的承诺不能太具体；核心价值观与政体形式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4，与人性比较贴近的核心价值观一般更具有稳定性，这类价值观在不需要强力推行的条件下就能激发出来。
意识形态合法性很强或是很弱的国家，都是民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很容易被情感所支配的国家。
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国家，主流价值观会成为大众看问题的出发点
当一个国家所提倡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为被广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会占据道德高地；社会的精英不屑于制造共识；参与制造共识的主要是一些机会主义者；缺乏政治信任，主流媒体的新闻不能构建社会舆论，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盛行。
个人魅力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特例。成功的魅力合法性的构建需要两个条件：1，多数民众对该领袖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有着强烈认同；2，领袖具有特殊履历（身处被广泛认可的“伟大时代”，进行有限包装就可以被神化为“伟大时代缔造者”的履历）魅力型领袖的优势在于破坏旧制度而不是领导一个政权。
民族主义
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都有很大程度的衰弱，民族主义是个例外。
一个国家越缺乏其他面向的合法性，则越有可能用民族主义来填补这个缺口
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变成一个具有绩效意义的公共物。
（二）绩效合法性
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局限于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等具有内政性质的公共物
如何评价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客观指标的背后需要信任，信任则依赖于某种共同价值观的支持
高度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不重要
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低说明意识形态破产，绩效高民众不满意追求精神满足
超脱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评价没有上限，人的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会主导人的行为
人的差异性只会给一个只具有绩效合法性的国家带来更大的麻烦。
（三）程序合法性
国家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包括很多面向，核心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产生程序：1，精英程序；2，大众程序。
精英程序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功维持：1，该程序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办法，而是维系精英认同感、价值观和核心礼仪，是一个具有习俗性的、不能被其他方式有效替代（the only game in town）的政治过程；2，普通民众对精英程序有着广泛的负面接受，民众除了接受这一事实外别无他选。
以下三个条件是这一程序在古代国家得以维系的关键：1，国家能用各类神授理论来强化普通民众对统治者的接受程度；2，普通民众基本上是文盲，且在精英控制下很少有跨区域的横向联系；3，国家都是守成型（maintenance-oriented），不能也不需要为基层社会提供各种不同的公共物，基层社会处于地方精英控制的自治状态，民众面对的政治也主要是地方政治。
大众程序，主要体现形式是多党制民主政治。（页41-5）
民主政治在欧洲的兴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斗争的结果，也是精英程序的三个维系条件的瓦解。
主观的身份构建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政治既不是阶级政治也不是分层（stratification）政治，而是认同感政治。
民主的稳定需要三个互相关联的条件：1，选举输的一方必须认账，并把权力和平移交给赢的一方。2，选举各方的意识形态必须比较接近。2，选举得胜的一方必须承诺在赢了以后不改变原有的选举规则。
民主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趋势：1，精英程序的维系条件瓦解；2，民主政治对于统治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项。
1，民主社会中人群产生巨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分化，消解阶级斗争
2，民主政治中不同人群会组织起来通过争取选票来争取利益，消解社会抗争带给统治者的压力
3，民主程序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被民众认可
4，提供正当选举程序的难度比提供满足民众向往的公共物难度要小得多
结语
成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给人精神依托和道德归属感；程序合法性建构给人政治参与感和公正感，一定程度限制了国家权力；绩效合法性建构给普通民众带来各种具有“实惠”性质的公共物。
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经常是不光彩的角色，自由主义也不会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自然胜出，它需要国家的推行才能维持，并且需要一个多样性很高的社会结构和宽容的文化作为基础。（Pitts 2005）页46
我们需要国家这个怪兽是因为它能提供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提供的或是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绩效合法性应当是国家政权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但成功的绩效合法性构建有一个内在的自我破坏机制，民众对国家绩效的要求会越来越超过国家提供绩效的能力，民众的价值寄托和政治参与欲望也会不断提高。
第二章 天命观以及绩效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2007
天命观和绩效合法性的诞生
周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权益之举，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命是周初统治者所创建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通过构建天命观，周朝统治者“通过人事与历史先例，而不是通过神学或者哲学论述，来得到教训”
天命观向中国提供了一种人文主义与历史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
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来影响上天的意愿。
绩效合法性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
起义反抗暴政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合理性。
绩效合法性与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
上世纪80年代在信仰危机的背景下，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绩效
89后绩效合法性的全面回归
新一代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刻意淡化，并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转向道德和经济绩效做出了许多努力。
90年代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才是政治稳定的生命线，越来越刻意打造国家在绩效层面的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没有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支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以很强的“父爱”性质来推动其惠民政策。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1990s
民主的定义
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
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都系于这一根本特征。
现代社会民主的必然性
民主并不必然自动实现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
2，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
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1）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2）作为社会道德表率；3）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
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非宗教性意识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其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此类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也就是韦伯所谓的例行化或制度化。
在祛魅的现代国家，程序称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
程序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体与政府分开了。体制对不同选择的包容使得民众很难联合起来推翻体制本身，为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3，程序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构成了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稳定机制：1）社会中的各种思想和利益的交流竞争提供了平台，人们有更强的现实感；2）促进了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3）政治家的承诺与执政现实的差距使民众产生了“成熟的冷漠”，进一步增强制度稳定性
4，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赋予了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种国际合法性……为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改过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的局限
1，选举程序的可操控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不同的选举规则对于选举结果的直接影响；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以及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电视使形象逐渐超越可行的施政纲领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困境。
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双方处在“非忠诚反对”情况时）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的进行。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政治精英的水准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民众的水准和特征
媚俗性导致了社会精英的边缘化……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不是坏事，但是会使社会日益平庸。
4，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
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政治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的不同仅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或政策执行技巧上，甚至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
存在着“非忠诚性反对党”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欧洲社会在二战后经历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
忠诚反对这一条件说明：1）稳固的民主社会需要民主制度具有一种不可谈判的或霸权的地位；2）民主制度本身“非自由”的霸权地位下，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于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3）社会内部阶层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确立，民主体制越稳固。
结语：
1，在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且民众普遍素质不高的社会，民主转型最好能自上而下
2，现代民主制必须一人一票，但可以设计为某种间接民主
3，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价值分化交大的国家中，如何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非常重要
4，民主体制的设计，选举制度的设计很重要
5，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需要政治精英很强的现实政治感
6，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执政者需要具备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一个悖论
7，民主转型的目的是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民选政府和议会能��理的问题有限，民主不是万能药
科层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专家制、抽签等非民主制度也有效
科层：政府日常性事务，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
利益集团：国家法律政策影响特定群体利益，给群体合法代表一定影响
类市场：国家用“公用资金”在“市场”“购买”一些盈利性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
专家：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
利益集团：不存在这些条件
类市场：领域内部事务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领域又不容易形成权威专家或清晰的利益集团
抽签：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
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
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检测和保证
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相关群体中有合法性
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
抽签过程必须透明
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其有效性会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
第二部分：合法性与经济发展
第四章 防御性政体和经济发展 1994 Defensive authoritarian regime
第五章 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 2012
第六章 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2015
一个后开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该国家的政体形式，而是取决于该国的政府是否具有自主性（state autonomy），并且这种自主性是否能受到某种力量的有效约束。
由于中国高度依赖绩效合法性，因此必须通过政绩、且都有能力来通过政绩维系政权
1）这个国家能够顶住民粹压力和有效的政策贯彻能力
2）这个国家权力收到了非民主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有效约束
页97-99 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 Rosen, Stanley, and Gary Zou, 1990-1991. “The Chinese Debate o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Part 1 to 4).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3 (2, 3 and 4, 1990) and 24 (1, 1991). 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mcsa1...
三个关键论点：1，不再革命；2，强国家；3，法治和市场优先于民主化
自由主义者三个特点：1，理想主义以及思维简单的实证主义者；2，精英主义和唤醒大众的欲望；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4，继承了马列主义者对总体性理论的追求
不是所有威权国家都经济发展，政治强人不一定会用权力来发展经济
强国家是一个模糊概念——国家能力、威权国家类型、国家渗透性权力和任意性权力
后开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很多条件，离不开一个积极和有能力的国家（页102）
民主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就会被反市场的传统统治阶级控制，或鼓励民粹，削弱国家自主性
威权国家主导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条件：该国家必须具备有限自主性——这一政权在面对各种国内外压力时，仍有着很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政策贯彻能力，但这一政权的精英在强大的压力下，却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用这一能力来推动经济发展。
1，绩效合法性是这些政权最重要的执政基础；
2，政权在压力下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
历史：强国家传统、发达的科层制、前现代文化整合、非契约性的社会契约
西周天命观，将绩效和国家合法性加以联系；正名思想，加强了权力和责任的匹配。
这些非契约性的社会契约降低了国家权力的任意性，限制了国家权力。
和儒学正名思想，加强了绩效合法性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限制了国家权力：
一个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往往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政策，而是在于该政策出了问题后，国家是否有自主性和能力进行成功的改变。
90年代中国的压力：1）东亚经济腾飞；2）意识形态；3）海外华人和异见人士；4）国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5）工人和农民群体
国家自主性需要以下三个条件：1，坚持认为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的统治精英群体；2，巨大的抗压能力；3，信奉理性意识形态
中国政府的抗压能力来自于其在过去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文革造成的passive consensus，经济发展的共识、政治稳定反感激进主义、文革打破了原有政治精英结构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国家能够运用这一权力，推行种种有利于经济发展却不一定完全迎合市场规律的政策。
已有解释：
1，自由主义经济学：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尊重市场；国家通过产权改革、法治建设和自由定约权等制度创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Hayek: 批评纯粹理性人和完全信息的鸡舍
Kornai：计划经济下“短缺经济”必然，通过官僚体制（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进行纵向连接来调节经济，会造成“纵向短缺”（因为在官僚制下，下级倾向于追求上级拨发的最大化和自己生产指标的最小化，而上级则反之），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者之间横向连接的缺失会造成横向短缺（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缺乏价格信号连接）；国有企业因为有“软预算约束”因而必然效率低下
Coase：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当资源配置脱离价格规律原则时，就会给商品交换带来交易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以降低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设置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
North：将制度引入经济学研究，强调产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清晰的产权不仅会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激励作用。
虽然强调国家不干预市场，但是对国家能力要求很高
分歧在于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
2，国家中心论：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有意识的扭曲市场价格（getting the price wrong）来保护和培育幼稚工业，使之能在世界市场取得竞争性。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1，是否有能力采取种种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举措确保幼稚工业在成熟之前得到保护；2，能否采取种种措施不让其保护措施转化成幼稚工业利益集团永久的租金，使该国的幼稚工业迅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力。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地方分权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正面的意外后果，并且国家在一个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推出新的对策。
历史红利：
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注重绩效的强国家传统和相对统一的认同感。
极左路线使国家的主要合法性基础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内迅速转变为绩效。
页127
国家自主性：国家的确有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但也可以是各方利益的仲裁者，国家集团也有自主性。国家的自主性首先来自于其一些独特的、其他组织无法担当的功能（Mann 1988）同时，国家也从构成国家的诸多要素中获取自主性，包括强大的官僚集团、巨大的财力、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以及对许多信息和知识的垄断。
国家的自主性必须受到约束才能发挥出对社会来说正面的功能。
根据国家权力合理化的可能方式：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国家提供的服务；国家对未来的承诺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民族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强国家使得其现代化的任务主要是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的进程分析（页131-149）
欧洲现代化归因为前现代欧洲社会内部存在的张力。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则在于由绩效合法性内禀的不稳定性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躁动，冲突和竞争的状态
经济发展的原因经常在国家政策和制度中寻找
1,容易夸大这些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
2，容易把地方性的特殊性的经验或机制上升为普世理论
3，东亚腾飞的特殊性无法以具体国家的政策制度来解释
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某一个组织获得了某种形态后，如果这一形态对其他同类组织产生压力，迫使其他组织也追求这一形态
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如果一个社会的变化是朝着技术和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财富不断累积的方向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类社会在竞争中产生的同构压力。
纯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不会给社会带来积累性的发展，并且因为竞争没有明确的胜负准则而只体现社会的多样性，也不会促进社会往趋同的方向发展。
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能够触发这两个概念
历史的复杂性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
1，西方人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取得明显的优势后产生了普遍的文化优越感
页156-157 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和进步史观搞得非西方国家的精英晕头转向
东亚经济发展的关键
后开发国家面临的许多方面的强力制约：
1，大国间政治；
2，西方国家的经济强势会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在很多方面产生抑制：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国际间交换；不公正的市场规则；政治操弄等。
3，内部条件的制约：传统
4，市场本身的性质：成熟的市场经济依赖健全的法律体系、教育水平、基础设施
带来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失业和污染
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经济政策，而在国家性质。
进口替代政策——出口导向经济
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与这一国家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密。关键在于当旧有的经济政策问题凸显时，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摆脱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把挑战转化为机会。
中国的历史红利
1）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和强烈的历史感：绩效
2）战国到汉代逐渐形成的强国家传统、统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择优录取为理想的科层制：削弱了国家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的合法性和权力；政治权力对军事权力的控制；文化融合
3）宋朝后形成的儒教社会：国家渗透性权力
虽然不是民族国家，但接近蒂利的“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一个由科层集团统治、且精英具有同一的文化认同感的国家。
页164
强国家传统的暗面：
中国改开前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强国家也是主要因素
1,1864-1894，文化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2，1949-1978，极左意识形态
中国是在几乎失去了任何意识形态资源的情况下才开始回归现实，以实用的精神来对待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瓶颈：
1，优势主要在中低端制造业、山寨模仿和流通领域
2，财富积累主要是一次性买卖
3，强国家加强教育和基础设施，同样可能的负面效应：市场受政治因素干扰严重、经济效益低、社会普遍缺乏创造力
4，劳动力成本、民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升高
5，巨大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引发政治性后果，地缘政治势力改写
和平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中国要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绑架现实政治
第三部分 合法性与社会运动
第七章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与发展 2007
第八章 国家合法性与八九学运的发展 2001
第九章 民族主义与威权国家：中国驻南大使馆被轰炸后北京学生的抗议 2003
第十章 当今中国是否有发生革命的危险？ 2012
为什么毛可以发动却不能控制文革？
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Charismatic authority
Routinization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pp. 1111-1148
卡里斯玛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科层权威或传统权威）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制度化。克里斯玛权威和任何例行化权威，特别是科层权威，是根本对立的。
克里斯玛权威本质上是一种反日常结构和日常工具理性的力量
毛的中国是由其个人的卡里斯玛权威以及意识形态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科层体制则是统治社会的工具，科层权威来自于毛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
科层运作需要规范和程序，对可控性的追求使科层运作变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趋于保守，这与克里斯玛领导的激进性形成紧张关系，并会削弱后者。
毛希望借继续革命的方式克服科层例行化，从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1，文革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体制，毛必须依赖群众；然而群众的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使其运动具有反例行化特性，群众组织要比科层更难驾驭
2，毛并不认为共产党已经完全腐败，只是要揪出一小撮。谁是少数派？
3，科层体制依然是国家管理的主要工具，科层领导者希望将文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例行化
毛可以发动文革，科层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挪用毛及其思想
毛可以改变文革方向，却不能阻止自己的话语被其他力量利用使文革的发展方向与其意志相左
毛最终不得不依靠军事科层来整合局面
败在了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派系斗争不断加重的科层权威下。
科层制度轨道内：
文革工作组（区党委）——文革筹备小组（区党委）
文革初期的牺牲品大多成为后来造反派的骨干
科层的失控
红卫兵串联——北京红卫兵在地方受到攻击和地方造反派受到压制
以行业系统为基础的区市级造反组织
【1966年11月安亭铁路卧轨事件，工人要求参加文革】
保守派群众在科层干部操纵下成立“捍卫毛主席联络站”此类联合组织，对抗造反派
造反派主要是建国后历次运动及文革初期的受害者
造反派并没有真正统一，只是在受当权者压制时暂时联合，一旦外部压力消失，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就会爆发
保守派内部的组织性和统一性更大，人数上更有优势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投机性 页189
文革制度化的失败
毛号召造反派夺权，以造反派组织代替科层，将文革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状态制度化
夺权就是抢办公室和公章；在大多数省份成为无序的争夺
夺权成功后，造反派内部分歧导致其难以行使权力
且造反群众开始冲击各省军区（地方党委将重要档案材料送到军区保存）
毛泽东的摇摆：军事科层还是群众派系
军事科层与原文官科层有联系；军事科层干部天然反感造反夺权
军事干部更讲究纪律和服从，往往更遵守例行
军事科层倾向于压制造反派
毛的态度给了造反派生机，但难以击败军事科层
军人作风强悍、手握兵权
军事是中共统治支柱
��量原保守派群众组织导向军队
全国范围内问题不断，中央疲于奔命
派系武斗愈演愈烈
一场反科层的克里斯玛运动，以保守的军事科层统治结束
1，毛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依靠群众，但群众利益和观念分化
2，毛的斗争对象是科层的一小撮，并不清楚，容易被各方利用
3，科层在管理国家上不可或缺
八九学运
中国政治的派系特征：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权力斗争
1，将中共党内的人际关系网络简单化，意识形态的划界只偶尔占据主导
2，毛以后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
3，既无法解释学运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时机；也未能正确预测89以后的形势
八九学运的国家处理：
容忍（一开始的悼念胡耀邦活动）——言辞威胁（四二六社论，对运动定性“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有限的让步（赵紫阳的讲话；绝食正是被成功的策略给逼出来的）——戒严（进一步武力威胁）——镇压
合法性与国家控制
1，高层精英：绝对效忠中共，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深信不疑
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经验不足和毛的个人错误
坚信自己有权通过法律和宪制手段统治全社会
对本政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拥有的合法性抱有普遍认同
2，知识精英和激进学生：没有人权、司法独立、民主政治
3，普通大学生：承认领导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但并不认为其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
4，北京市民：国家必须履行道德、仪式、物质的义务
国家的大部分控制手段都需要被统治群体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和配合，认知的分歧使得民众不信任政府，也不配合诉诸意识形态或法律程序的控制手段
页214 即使绩效成为衡量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标准，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尺度。道德和仪式方面的表现是中国人古已有之、评判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事件
激进的民族主义是战争和大规模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
国家的角度：尽管发动了一些爱国主义运动来维系自身日益减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但它经常阻止自发性的民族主义抗议，担心这些行动会引发不稳定和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
学生：一种短期的反应性的泄愤，不是激进反美民族主义在学生中长期发展的结果
由于国家试图将抗议纳入自身控制，导致了学生与政府间的经常性的冲突
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很难兼容
1，权利往往相互联系，无法只鼓励人们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不鼓励其表达对其他政治问题的看法。一旦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关怀，由此产生的公民意识将会蔓延到其他领域，从而带来对威权主义的挑战。
2，国家无法再垄断公共话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构建出与官方认可的爱国运动大为不同的民族主义话语
中国会发生革命？
西方解释革命发生理论的总结：
1，现代化给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来了变化，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不适应和不确定。现代化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
社会变迁只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2，阶级或利益集团视角
每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群彼此之间又存在很大的差别
除非存在巨大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并对这一人群的抗争进行严厉和系统性的镇压），否则就很难形成强烈的认同感。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其抗争和革命也往往有较大威力。
3，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
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管制能力大大增加，这使得，1）错误的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家的怨恨情绪；2）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3）通过夺取国家权力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国家权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
从国家性质的角度出发：1）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着较高效率的官僚集团国家（官僚集团内的程序政治会增强统治精英的团结、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国家镇压机器的有效性）；2）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精英有着很强吸纳能力的国家；3）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有着很强渗透力的国家（国家所控制的交通工具的规模和效率，也包括警察等机构对社会的监控能力）
这些理论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即使掌握大量强制性组织，其统治的有效性却必须依赖国家政权在大众（包括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与历史以某种道德的叙事 grand narrative
世俗意识形态较容易被验证，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越接近于人的本性，并且其许诺越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越容易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宗教意识形态最大的弱点，来自于宗教力量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
绩效：政府需要提供诸如仲裁、维持公共秩序、保障人身安全、保卫国家等基本服务
国家领导集团在一个更为进取的层面上积极创造绩效以获取合法性的手段
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炒作民族主义情绪
程序：这一合法性来源的上升：1）政教分离原则使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来源；2）现代国家的政府权力大张，绩效压力过大，给国家的政治带来不稳定；3）技术加持，国家的统治能力不断加强，民众受国家影响越来越严重
民主兴起的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不足、严重倚重绩效合法性，使得国家不得不靠程序合法性来获得政权稳定
1，选举只要公正，减少了执政者执政绩效的压力
2，政体与政府分开，执政者的下台不再严重
3，民众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下的政府更迭来缓解
4，为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言论和结社自由下，社会各种思想和利益交流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更深的理解，对社会现状有了现实感。其次，分化的观点和利益使组织多样化且互相牵制
程序合法性只有在，双方都服从同一意识形态（忠诚反对）才能为国家提供政治稳定
一个政治上最为稳定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同时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国家——程序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而程序又是维持意识形态的关键
态度调查中反应的势民众对于当今政府的绩效表现的一定认可
中国不会马上爆发革命：
1，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准快速提升的国家
2，民族问题比较边缘，汉族人口比例极高
3，美国的问题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生分化，失去了以往的道德高度
4，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和发声渠道变多而分化，失去了构建统一意识形态的可能
5，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有正面作用：在中央地方框架内解决；中央政府权威不受损害，地方政府处理灵活多样
6，十年换帅的做法
第四部分 合法性和媒体以及公共舆论
第十一章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2008
第十二章 社交网络与伦敦骚乱 2011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2012
媒体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媒体本身的发展就是一场社会运动
霸权文化与媒介性质
西方媒体的保守性：
1，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阶级地位来解释
2，新闻制作的性质和新闻组织内部的社会压力
3，新闻的商业化
中国新闻对体制的批判倾向以及社会运动的天然同情
西方媒体保守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作为西方世俗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仍然具有霸权地位
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大大降低后，构建出一个能够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
80年代媒体的反体制倾向
90年代分化性国家社会关系下的新闻
商业新闻下，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手段从积极打压转变为多元防范
多元的国家控制——组织上的人事控制、经济软控制和对新闻产品的终端控制
保留对敏感新闻领域的政治硬控制，着手建立了经济软控制：1，放弃对娱乐性和非政治性新闻的控制；2，利用垄断资源——频道、频率、版面、书刊号等——来支配媒体行为
不同政府层级和不同政府部门收到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对国际形象重视程度不同
分化的媒体生态——知识精英内部价值理念的分化，媒体组织功能的分化和记者群体的分化（新闻官僚、职业新闻人和新闻民工）
新闻行为逻辑的分化——
黑区：禁忌和高度敏感的新闻，遵循政治逻辑，与官方立场不能保持一致会遭到惩罚；
白区：非政治化新闻以及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新闻，市场机制；
灰区：揭露腐败、报道灾害、具体政府行为和政策的批评、社会问题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依据记者个人的价值倾向
灰区新闻成为中国新闻变迁的增长点。
90年代以来，市场逐渐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机制，社会变得日益复杂。
社会运动和抗争事件的地方化和多元化，使中央政府成为了调停人而不是靶子，不需要再严格限制此类新闻的报道。
几个具体事例：厦门反PX，反怒江建坝，新闻揭黑（南丹矿难）
异地监督
伦敦骚乱的迅速平息
大规模的骚乱、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加深的表现。
如果这些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社会有一定空间在合法渠道下抗争——具体诉求的、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
有组织能力又有意识形态；国家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争渠道，又没有能力对抗争进行有效镇压——朝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没有组织能力，缺乏意识形态；国家有较强管控能力——骚乱
骚乱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来自政治体制，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非企及后果。
国家必须要有被公众广为认同并自觉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有不受政府指令但与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有被公众认为是具有严肃性的法律体系、有组织起来运用对社会破坏较小的社会运动形式来谋取利益的空间。
总结
本书的理论贡献：
1，政权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意识形态、程序、绩效
2，理想类型集概念：正交性和完备性
3，理想类型集不但能告诉我们研究对象有哪些维度性的基本面向，且能使我们通过演绎，对每一个维度（理想类型集内的每一个理想型）所隐含的各种社会学机制做出解析，确定每一个维度坐标的特殊性质
4，宏微观联结：宏观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动机和行为，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在一定的宏观结构条件下，总合成具有社会变迁意义的社会行动。
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政权合法性基础）和微观层面的大众理性（形式、工具、价值）建立联系
5，合法性视角注重行动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三个合法性维度是形塑国家-社会互动形式的一个关键。
一个社会学的生态分析方法，不应当流于对经验案例的叙事性解读，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分析。
中国问题：
成功的民主转型需要：1，国家问题；2，相对自由容忍的文化；3，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使“忠诚反对”成为可能；4，健全的公民社会
从世界意识形态变化的视角看，中国政府的思想和行动走向保守并非孤立现象。
当前中国的左倾和保守倾向，是保守主义在世界大范围回归的一环，都是对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反动。
1，务实的基本国策。争霸是危险的陷阱。
2，中国的发展时开放和思想解放，不是政治稳定
3，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应当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4，要更加开放
5，自由主义依然是美欧主流，中国的一点改善都可以迎来好感。
第一部分：理论探索
第一章 政权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2016
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Legitimacy一般指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现在则包括了国家权力来源的不同面向。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合法性都是一个根本的也非常实际的政治问题。
对统治者正当行为的论述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核心，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权合法性范畴。
讨论合法性问题的两个误解：1，精英主义诊断式的——然而一个政权合法与否不在于知识精英的评判，而在于普通民众的感受；2，经验主义式的，通过问卷调查等分析合法性——只能反映民众对当下绩效的态度，但政权合法性来源指的是民众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认可。
韦伯对合法性研究的三个贡献：1，将之定位于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2，从社会心理角度对政权合法性来源进行了分类；3，创造了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为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的有效结合找到了一条途径。
人的驳杂（行为、动机）会转换为社会组织行为的驳杂以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日常概念的不纯性……从日常性概念而不是从理想型角度出发来分析社会现象就会引导我们讲完全不同的社会机制和逻辑混淆。
从不纯的日常概念中提炼出一些更具本质意义的东西。——观念的概念化
韦伯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分类：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法理合法性
笔者认为一个完美的理想型分类体系应当具备完备性（穷尽此类现象的所有可能性）和正交性（概念所构成的维度必须是相互正交且不存在任何关联）。
韦伯的分类问题在于并不完全符合这两个原则，同时排除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为大众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公共物。
Lipset 1981强调了绩效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但绩效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则是评价性的
评价也是绩效合法性的核心，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通过不同方式对国家绩效做出评价
程序合法性将人们引导关注形式理性和程序正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引向价值理性和价值正义，绩效合法性将人引向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
韦伯的人类理性三种理想型：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形式/理论理性（Kalberg 1980）
国家能够从三个方面建立统治的合法性：1，某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2，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3，某种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统治者的产生程序。
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和国家社会关系
任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冲突和妥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合法性来源一旦形成，就成为一定时空中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政治行为特征、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
价值理性的基础是针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与爱戴，更能塑造和激发人的情感
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构建需要人员、组织和资源的支持，也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政治学原则。
1，成功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具有总纲性质的主义，而非或泛泛或具体的道德约定。
2，内在的逻辑上的自洽，意识形态内在的逻辑和谐的关键是“片面”。
3，不可证伪性。意识形态的承诺不能太具体；核心价值观与政体形式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4，与人性比较贴近的核心价值观一般更具有稳定性，这类价值观在不需要强力推行的条件下就能激发出来。
意识形态合法性很强或是很弱的国家，都是民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很容易被情感所支配的国家。
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国家，主流价值观会成为大众看问题的出发点
当一个国家所提倡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为被广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会占据道德高地；社会的精英不屑于制造共识；参与制造共识的主要是一些机会主义者；缺乏政治信任，主流媒体的新闻不能构建社会舆论，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盛行。
个人魅力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特例。成功的魅力合法性的构建需要两个条件：1，多数民众对该领袖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有着强烈认同；2，领袖具有特殊履历（身处被广泛认可的“伟大时代”，进行有限包装就可以被神化为“伟大时代缔造者”的履历）魅力型领袖的优势在于破坏旧制度而不是领导一个政权。
民族主义
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都有很大程度的衰弱，民族主义是个例外。
一个国家越缺乏其他面向的合法性，则越有可能用民族主义来填补这个缺口
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变成一个具有绩效意义的公共物。
（二）绩效合法性
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局限于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等具有内政性质的公共物
如何评价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客观指标的背后需要信任，信任则依赖于某种共同价值观的支持
高度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不重要
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低说明意识形态破产，绩效高民众不满意追求精神满足
超脱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评价没有上限，人的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会主导人的行为
人的差异性只会给一个只具有绩效合法性的国家带来更大的麻烦。
（三）程序合法性
国家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包括很多面向，核心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产生程序：1，精英程序；2，大众程序。
精英程序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功维持：1，该程序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办法，而是维系精英认同感、价值观和核心礼仪，是一个具有习俗性的、不能被其他方式有效替代（the only game in town）的政治过程；2，普通民众对精英程序有着广泛的负面接受，民众除了接受这一事实外别无他选。
以下三个条件是这一程序在古代国家得以维系的关键：1，国家能用各类神授理论来强化普通民众对统治者的接受程度；2，普通民众基本上是文盲，且在精英控制下很少有跨区域的横向联系；3，国家都是守成型（maintenance-oriented），不能也不需要为基层社会提供各种不同的公共物，基层社会处于地方精英控制的自治状态，民众面对的政治也主要是地方政治。
大众程序，主要体现形式是多党制民主政治。（页41-5）
民主政治在欧洲的兴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斗争的结果，也是精英程序的三个维系条件的瓦解。
主观的身份构建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政治既不是阶级政治也不是分层（stratification）政治，而是认同感政治。
民主的稳定需要三个互相关联的条件：1，选举输的一方必须认账，并把权力和平移交给赢的一方。2，选举各方的意识形态必须比较接近。2，选举得胜的一方必须承诺在赢了以后不改变原有的选举规则。
民主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趋势：1，精英程序的维系条件瓦解；2，民主政治对于统治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项。
1，民主社会中人群产生巨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分化，消解阶级斗争
2，民主政治中不同人群会组织起来通过争取选票来争取利益，消解社会抗争带给统治者的压力
3，民主程序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被民众认可
4，提供正当选举程序的难度比提供满足民众向往的公共物难度要小得多
结语
成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给人精神依托和道德归属感；程序合法性建构给人政治参与感和公正感，一定程度限制了国家权力；绩效合法性建构给普通民众带来各种具有“实惠”性质的公共物。
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经常是不光彩的角色，自由主义也不会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自然胜出，它需要国家的推行才能维持，并且需要一个多样性很高的社会结构和宽容的文化作为基础。（Pitts 2005）页46
我们需要国家这个怪兽是因为它能提供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提供的或是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绩效合法性应当是国家政权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但成功的绩效合法性构建有一个内在的自我破坏机制，民众对国家绩效的要求会越来越超过国家提供绩效的能力，民众的价值寄托和政治参与欲望也会不断提高。
第二章 天命观以及绩效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2007
天命观和绩效合法性的诞生
周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权益之举，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命是周初统治者所创建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通过构建天命观，周朝统治者“通过人事与历史先例，而不是通过神学或者哲学论述，来得到教训”
天命观向中国提供了一种人文主义与历史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
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来影响上天的意愿。
绩效合法性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
起义反抗暴政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合理性。
绩效合法性与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
上世纪80年代在信仰危机的背景下，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绩效
89后绩效合法性的全面回归
新一代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刻意淡化，并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转向道德和经济绩效做出了许多努力。
90年代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才是政治稳定的生命线，越来越刻意打造国家在绩效层面的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没有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支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以很强的“父爱”性质来推动其惠民政策。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1990s
民主的定义
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
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都系于这一根本特征。
现代社会民主的必然性
民主并不必然自动实现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
2，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
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1）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2）作为社会道德表率；3）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
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非宗教性意识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其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此类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也就是韦伯所谓的例行化或制度化。
在祛魅的现代国家，程序称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
程序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体与政府分开了。体制对不同选择的包容使得民众很难联合起来推翻体制本身，为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3，程序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构成了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稳定机制：1）社会中的各种思想和利益的交流竞争提供了平台，人们有更强的现实感；2）促进了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3）政治家的承诺与执政现实的差距使民众产生了“成熟的冷漠”，进一步增强制度稳定性
4，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赋予了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种国际合法性……为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改过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的局限
1，选举程序的可操控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不同的选举规则对于选举结果的直接影响；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以及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电视使形象逐渐超越可行的施政纲领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困境。
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双方处在“非忠诚反对”情况时）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的进行。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政治精英的水准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民众的水准和特征
媚俗性导致了社会精英的边缘化……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不是坏事，但是会使社会日益平庸。
4，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
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政治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的不同仅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或政策执行技巧上，甚至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
存在着“非忠诚性反对党”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欧洲社会在二战后经历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
忠诚反对这一条件说明：1）稳固的民主社会需要民主制度具有一种不可谈判的或霸权的地位；2）民主制度本身“非自由”的霸权地位下，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于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3）社会内部阶层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确立，民主体制越稳固。
结语：
1，在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且民众普遍素质不高的社会，民主转型最好能自上而下
2，现代民主制必须一人一票，但可以设计为某种间接民主
3，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价值分化交大的国家中，如何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非常重要
4，民主体制的设计，选举制度的设计很重要
5，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需要政治精英很强的现实政治感
6，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执政者需要具备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一个悖论
7，民主转型的目的是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民选政府和议会能��理的问题有限，民主不是万能药
科层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专家制、抽签等非民主制度也有效
科层：政府日常性事务，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
利益集团：国家法律政策影响特定群体利益，给群体合法代表一定影响
类市场：国家用“公用资金”在“市场”“购买”一些盈利性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
专家：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
利益集团：不存在这些条件
类市场：领域内部事务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领域又不容易形成权威专家或清晰的利益集团
抽签：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
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
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检测和保证
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相关群体中有合法性
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
抽签过程必须透明
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其有效性会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
第二部分：合法性与经济发展
第四章 防御性政体和经济发展 1994 Defensive authoritarian regime
第五章 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 2012
第六章 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2015
一个后开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该国家的政体形式，而是取决于该国的政府是否具有自主性（state autonomy），并且这种自主性是否能受到某种力量的有效约束。
由于中国高度依赖绩效合法性，因此必须通过政绩、且都有能力来通过政绩维系政权
1）这个国家能够顶住民粹压力和有效的政策贯彻能力
2）这个国家权力收到了非民主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有效约束
页97-99 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 Rosen, Stanley, and Gary Zou, 1990-1991. “The Chinese Debate o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Part 1 to 4).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3 (2, 3 and 4, 1990) and 24 (1, 1991). 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mcsa1...
三个关键论点：1，不再革命；2，强国家；3，法治和市场优先于民主化
自由主义者三个特点：1，理想主义以及思维简单的实证主义者；2，精英主义和唤醒大众的欲望；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4，继承了马列主义者对总体性理论的追求
不是所有威权国家都经济发展，政治强人不一定会用权力来发展经济
强国家是一个模糊概念——国家能力、威权国家类型、国家渗透性权力和任意性权力
后开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很多条件，离不开一个积极和有能力的国家（页102）
民主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就会被反市场的传统统治阶级控制，或鼓励民粹，削弱国家自主性
威权国家主导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条件：该国家必须具备有限自主性——这一政权在面对各种国内外压力时，仍有着很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政策贯彻能力，但这一政权的精英在强大的压力下，却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用这一能力来推动经济发展。
1，绩效合法性是这些政权最重要的执政基础；
2，政权在压力下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
历史：强国家传统、发达的科层制、前现代文化整合、非契约性的社会契约
西周天命观，将绩效和国家合法性加以联系；正名思想，加强了权力和责任的匹配。
这些非契约性的社会契约降低了国家权力的任意性，限制了国家权力。
和儒学正名思想，加强了绩效合法性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限制了国家权力：
一个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往往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政策，而是在于该政策出了问题后，国家是否有自主性和能力进行成功的改变。
90年代中国的压力：1）东亚经济腾飞；2）意识形态；3）海外华人和异见人士；4）国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5）工人和农民群体
国家自主性需要以下三个条件：1，坚持认为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的统治精英群体；2，巨大的抗压能力；3，信奉理性意识形态
中国政府的抗压能力来自于其在过去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文革造成的passive consensus，经济发展的共识、政治稳定反感激进主义、文革打破了原有政治精英结构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国家能够运用这一权力，推行种种有利于经济发展却不一定完全迎合市场规律的政策。
已有解释：
1，自由主义经济学：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尊重市场；国家通过产权改革、法治建设和自由定约权等制度创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Hayek: 批评纯粹理性人和完全信息的鸡舍
Kornai：计划经济下“短缺经济”必然，通过官僚体制（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进行纵向连接来调节经济，会造成“纵向短缺”（因为在官僚制下，下级倾向于追求上级拨发的最大化和自己生产指标的最小化，而上级则反之），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者之间横向连接的缺失会造成横向短缺（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缺乏价格信号连接）；国有企业因为有“软预算约束”因而必然效率低下
Coase：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当资源配置脱离价格规律原则时，就会给商品交换带来交易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以降低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设置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
North：将制度引入经济学研究，强调产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清晰的产权不仅会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激励作用。
虽然强调国家不干预市场，但是对国家能力要求很高
分歧在于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
2，国家中心论：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有意识的扭曲市场价格（getting the price wrong）来保护和培育幼稚工业，使之能在世界市场取得竞争性。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1，是否有能力采取种种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举措确保幼稚工业在成熟之前得到保护；2，能否采取种种措施不让其保护措施转化成幼稚工业利益集团永久的租金，使该国的幼稚工业迅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力。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地方分权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正面的意外后果，并且国家在一个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推出新的对策。
历史红利：
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注重绩效的强国家传统和相对统一的认同感。
极左路线使国家的主要合法性基础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内迅速转变为绩效。
页127
国家自主性：国家的确有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但也可以是各方利益的仲裁者，国家集团也有自主性。国家的自主性首先来自于其一些独特的、其他组织无法担当的功能（Mann 1988）同时，国家也从构成国家的诸多要素中获取自主性，包括强大的官僚集团、巨大的财力、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以及对许多信息和知识的垄断。
国家的自主性必须受到约束才能发挥出对社会来说正面的功能。
根据国家权力合理化的可能方式：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国家提供的服务；国家对未来的承诺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民族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强国家使得其现代化的任务主要是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的进程分析（页131-149）
欧洲现代化归因为前现代欧洲社会内部存在的张力。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则在于由绩效合法性内禀的不稳定性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躁动，冲突和竞争的状态
经济发展的原因经常在国家政策和制度中寻找
1,容易夸大这些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
2，容易把地方性的特殊性的经验或机制上升为普世理论
3，东亚腾飞的特殊性无法以具体国家的政策制度来解释
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某一个组织获得了某种形态后，如果这一形态对其他同类组织产生压力，迫使其他组织也追求这一形态
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如果一个社会的变化是朝着技术和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财富不断累积的方向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类社会在竞争中产生的同构压力。
纯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不会给社会带来积累性的发展，并且因为竞争没有明确的胜负准则而只体现社会的多样性，也不会促进社会往趋同的方向发展。
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能够触发这两个概念
历史的复杂性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
1，西方人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取得明显的优势后产生了普遍的文化优越感
页156-157 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和进步史观搞得非西方国家的精英晕头转向
东亚经济发展的关键
后开发国家面临的许多方面的强力制约：
1，大国间政治；
2，西方国家的经济强势会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在很多方面产生抑制：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国际间交换；不公正的市场规则；政治操弄等。
3，内部条件的制约：传统
4，市场本身的性质：成熟的市场经济依赖健全的法律体系、教育水平、基础设施
带来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失业和污染
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经济政策，而在国家性质。
进口替代政策——出口导向经济
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与这一国家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密。关键在于当旧有的经济政策问题凸显时，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摆脱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把挑战转化为机会。
中国的历史红利
1）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和强烈的历史感：绩效
2）战国到汉代逐渐形成的强国家传统、统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择优录取为理想的科层制：削弱了国家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的合法性和权力；政治权力对军事权力的控制；文化融合
3）宋朝后形成的儒教社会：国家渗透性权力
虽然不是民族国家，但接近蒂利的“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一个由科层集团统治、且精英具有同一的文化认同感的国家。
页164
强国家传统的暗面：
中国改开前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强国家也是主要因素
1,1864-1894，文化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2，1949-1978，极左意识形态
中国是在几乎失去了任何意识形态资源的情况下才开始回归现实，以实用的精神来对待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瓶颈：
1，优势主要在中低端制造业、山寨模仿和流通领域
2，财富积累主要是一次性买卖
3，强国家加强教育和基础设施，同样可能的负面效应：市场受政治因素干扰严重、经济效益低、社会普遍缺乏创造力
4，劳动力成本、民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升高
5，巨大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引发政治性后果，地缘政治势力改写
和平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中国要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绑架现实政治
第三部分 合法性与社会运动
第七章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与发展 2007
第八章 国家合法性与八九学运的发展 2001
第九章 民族主义与威权国家：中国驻南大使馆被轰炸后北京学生的抗议 2003
第十章 当今中国是否有发生革命的危险？ 2012
为什么毛可以发动却不能控制文革？
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Charismatic authority
Routinization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pp. 1111-1148
卡里斯玛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科层权威或传统权威）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制度化。克里斯玛权威和任何例行化权威，特别是科层权威，是根本对立的。
克里斯玛权威本质上是一种反日常结构和日常工具理性的力量
毛的中国是由其个人的卡里斯玛权威以及意识形态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科层体制则是统治社会的工具，科层权威来自于毛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
科层运作需要规范和程序，对可控性的追求使科层运作变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趋于保守，这与克里斯玛领导的激进性形成紧张关系，并会削弱后者。
毛希望借继续革命的方式克服科层例行化，从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1，文革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体制，毛必须依赖群众；然而群众的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使其运动具有反例行化特性，群众组织要比科层更难驾驭
2，毛并不认为共产党已经完全腐败，只是要揪出一小撮。谁是少数派？
3，科层体制依然是国家管理的主要工具，科层领导者希望将文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例行化
毛可以发动文革，科层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挪用毛及其思想
毛可以改变文革方向，却不能阻止自己的话语被其他力量利用使文革的发展方向与其意志相左
毛最终不得不依靠军事科层来整合局面
败在了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派系斗争不断加重的科层权威下。
科层制度轨道内：
文革工作组（区党委）——文革筹备小组（区党委）
文革初期的牺牲品大多成为后来造反派的骨干
科层的失控
红卫兵串联——北京红卫兵在地方受到攻击和地方造反派受到压制
以行业系统为基础的区市级造反组织
【1966年11月安亭铁路卧轨事件，工人要求参加文革】
保守派群众在科层干部操纵下成立“捍卫毛主席联络站”此类联合组织，对抗造反派
造反派主要是建国后历次运动及文革初期的受害者
造反派并没有真正统一，只是在受当权者压制时暂时联合，一旦外部压力消失，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就会爆发
保守派内部的组织性和统一性更大，人数上更有优势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投机性 页189
文革制度化的失败
毛号召造反派夺权，以造反派组织代替科层，将文革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状态制度化
夺权就是抢办公室和公章；在大多数省份成为无序的争夺
夺权成功后，造反派内部分歧导致其难以行使权力
且造反群众开始冲击各省军区（地方党委将重要档案材料送到军区保存）
毛泽东的摇摆：军事科层还是群众派系
军事科层与原文官科层有联系；军事科层干部天然反感造反夺权
军事干部更讲究纪律和服从，往往更遵守例行
军事科层倾向于压制造反派
毛的态度给了造反派生机，但难以击败军事科层
军人作风强悍、手握兵权
军事是中共统治支柱
��量原保守派群众组织导向军队
全国范围内问题不断，中央疲于奔命
派系武斗愈演愈烈
一场反科层的克里斯玛运动，以保守的军事科层统治结束
1，毛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依靠群众，但群众利益和观念分化
2，毛的斗争对象是科层的一小撮，并不清楚，容易被各方利用
3，科层在管理国家上不可或缺
八九学运
中国政治的派系特征：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权力斗争
1，将中共党内的人际关系网络简单化，意识形态的划界只偶尔占据主导
2，毛以后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
3，既无法解释学运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时机；也未能正确预测89以后的形势
八九学运的国家处理：
容忍（一开始的悼念胡耀邦活动）——言辞威胁（四二六社论，对运动定性“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有限的让步（赵紫阳的讲话；绝食正是被成功的策略给逼出来的）——戒严（进一步武力威胁）——镇压
合法性与国家控制
1，高层精英：绝对效忠中共，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深信不疑
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经验不足和毛的个人错误
坚信自己有权通过法律和宪制手段统治全社会
对本政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拥有的合法性抱有普遍认同
2，知识精英和激进学生：没有人权、司法独立、民主政治
3，普通大学生：承认领导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但并不认为其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
4，北京市民：国家必须履行道德、仪式、物质的义务
国家的大部分控制手段都需要被统治群体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和配合，认知的分歧使得民众不信任政府，也不配合诉诸意识形态或法律程序的控制手段
页214 即使绩效成为衡量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标准，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尺度。道德和仪式方面的表现是中国人古已有之、评判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事件
激进的民族主义是战争和大规模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
国家的角度：尽管发动了一些爱国主义运动来维系自身日益减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但它经常阻止自发性的民族主义抗议，担心这些行动会引发不稳定和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
学生：一种短期的反应性的泄愤，不是激进反美民族主义在学生中长期发展的结果
由于国家试图将抗议纳入自身控制，导致了学生与政府间的经常性的冲突
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很难兼容
1，权利往往相互联系，无法只鼓励人们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不鼓励其表达对其他政治问题的看法。一旦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关怀，由此产生的公民意识将会蔓延到其他领域，从而带来对威权主义的挑战。
2，国家无法再垄断公共话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构建出与官方认可的爱国运动大为不同的民族主义话语
中国会发生革命？
西方解释革命发生理论的总结：
1，现代化给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来了变化，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不适应和不确定。现代化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
社会变迁只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2，阶级或利益集团视角
每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群彼此之间又存在很大的差别
除非存在巨大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并对这一人群的抗争进行严厉和系统性的镇压），否则就很难形成强烈的认同感。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其抗争和革命也往往有较大威力。
3，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
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管制能力大大增加，这使得，1）错误的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家的怨恨情绪；2）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3）通过夺取国家权力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国家权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
从国家性质的角度出发：1）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着较高效率的官僚集团国家（官僚集团内的程序政治会增强统治精英的团结、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国家镇压机器的有效性）；2）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精英有着很强吸纳能力的国家；3）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有着很强渗透力的国家（国家所控制的交通工具的规模和效率，也包括警察等机构对社会的监控能力）
这些理论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即使掌握大量强制性组织，其统治的有效性却必须依赖国家政权在大众（包括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与历史以某种道德的叙事 grand narrative
世俗意识形态较容易被验证，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越接近于人的本性，并且其许诺越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越容易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宗教意识形态最大的弱点，来自于宗教力量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
绩效：政府需要提供诸如仲裁、维持公共秩序、保障人身安全、保卫国家等基本服务
国家领导集团在一个更为进取的层面上积极创造绩效以获取合法性的手段
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炒作民族主义情绪
程序：这一合法性来源的上升：1）政教分离原则使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来源；2）现代国家的政府权力大张，绩效压力过大，给国家的政治带来不稳定；3）技术加持，国家的统治能力不断加强，民众受国家影响越来越严重
民主兴起的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不足、严重倚重绩效合法性，使得国家不得不靠程序合法性来获得政权稳定
1，选举只要公正，减少了执政者执政绩效的压力
2，政体与政府分开，执政者的下台不再严重
3，民众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下的政府更迭来缓解
4，为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言论和结社自由下，社会各种思想和利益交流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更深的理解，对社会现状有了现实感。其次，分化的观点和利益使组织多样化且互相牵制
程序合法性只有在，双方都服从同一意识形态（忠诚反对）才能为国家提供政治稳定
一个政治上最为稳定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同时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国家——程序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而程序又是维持意识形态的关键
态度调查中反应的势民众对于当今政府的绩效表现的一定认可
中国不会马上爆发革命：
1，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准快速提升的国家
2，民族问题比较边缘，汉族人口比例极高
3，美国的问题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生分化，失去了以往的道德高度
4，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和发声渠道变多而分化，失去了构建统一意识形态的可能
5，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有正面作用：在中央地方框架内解决；中央政府权威不受损害，地方政府处理灵活多样
6，十年换帅的做法
第四部分 合法性和媒体以及公共舆论
第十一章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2008
第十二章 社交网络与伦敦骚乱 2011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2012
媒体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媒体本身的发展就是一场社会运动
霸权文化与媒介性质
西方媒体的保守性：
1，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阶级地位来解释
2，新闻制作的性质和新闻组织内部的社会压力
3，新闻的商业化
中国新闻对体制的批判倾向以及社会运动的天然同情
西方媒体保守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作为西方世俗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仍然具有霸权地位
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大大降低后，构建出一个能够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
80年代媒体的反体制倾向
90年代分化性国家社会关系下的新闻
商业新闻下，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手段从积极打压转变为多元防范
多元的国家控制——组织上的人事控制、经济软控制和对新闻产品的终端控制
保留对敏感新闻领域的政治硬控制，着手建立了经济软控制：1，放弃对娱乐性和非政治性新闻的控制；2，利用垄断资源——频道、频率、版面、书刊号等——来支配媒体行为
不同政府层级和不同政府部门收到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对国际形象重视程度不同
分化的媒体生态——知识精英内部价值理念的分化，媒体组织功能的分化和记者群体的分化（新闻官僚、职业新闻人和新闻民工）
新闻行为逻辑的分化——
黑区：禁忌和高度敏感的新闻，遵循政治逻辑，与官方立场不能保持一致会遭到惩罚；
白区：非政治化新闻以及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新闻，市场机制；
灰区：揭露腐败、报道灾害、具体政府行为和政策的批评、社会问题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依据记者个人的价值倾向
灰区新闻成为中国新闻变迁的增长点。
90年代以来，市场逐渐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机制，社会变得日益复杂。
社会运动和抗争事件的地方化和多元化，使中央政府成为了调停人而不是靶子，不需要再严格限制此类新闻的报道。
几个具体事例：厦门反PX，反怒江建坝，新闻揭黑（南丹矿难）
异地监督
伦敦骚乱的迅速平息
大规模的骚乱、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加深的表现。
如果这些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社会有一定空间在合法渠道下抗争——具体诉求的、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
有组织能力又有意识形态；国家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争渠道，又没有能力对抗争进行有效镇压——朝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没有组织能力，缺乏意识形态；国家有较强管控能力——骚乱
骚乱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来自政治体制，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非企及后果。
国家必须要有被公众广为认同并自觉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有不受政府指令但与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有被公众认为是具有严肃性的法律体系、有组织起来运用对社会破坏较小的社会运动形式来谋取利益的空间。
总结
本书的理论贡献：
1，政权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意识形态、程序、绩效
2，理想类型集概念：正交性和完备性
3，理想类型集不但能告诉我们研究对象有哪些维度性的基本面向，且能使我们通过演绎，对每一个维度（理想类型集内的每一个理想型）所隐含的各种社会学机制做出解析，确定每一个维度坐标的特殊性质
4，宏微观联结：宏观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动机和行为，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在一定的宏观结构条件下，总合成具有社会变迁意义的社会行动。
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政权合法性基础）和微观层面的大众理性（形式、工具、价值）建立联系
5，合法性视角注重行动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三个合法性维度是形塑国家-社会互动形式的一个关键。
一个社会学的生态分析方法，不应当流于对经验案例的叙事性解读，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分析。
中国问题：
成功的民主转型需要：1，国家问题；2，相对自由容忍的文化；3，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使“忠诚反对”成为可能；4，健全的公民社会
从世界意识形态变化的视角看，中国政府的思想和行动走向保守并非孤立现象。
当前中国的左倾和保守倾向，是保守主义在世界大范围回归的一环，都是对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反动。
1，务实的基本国策。争霸是危险的陷阱。
2，中国的发展时开放和思想解放，不是政治稳定
3，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应当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4，要更加开放
5，自由主义依然是美欧主流，中国的一点改善都可以迎来好感。
March 21, 2025
趙鼎新教授的論文集，有些文章之前讀過了，今天讀本書的時候就又讀了一遍，算是重溫（最後四章草草過了，有些內容前面已經提及，看了個大概）。趙鼎新對國人心態的分析可以說是十分到位，要求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心態永不滿足，願望堆積，堪稱無底洞。趙鼎新說共產黨恐懼老百姓上訪以金錢解決矛盾會衍生出「刁民」政治，怎麼說呢，我覺得只要申訴管道足夠暢通，資訊足夠透明，何以擔憂訛詐的可能性？把評判權置於公共層面，交由社會來評判，雖說輿論不可干預法律的評判，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增強政權合法性的方法？我有時候特別不理解今天的共產黨，有趙鼎新這樣一位能把黨的黑料分析得這麼透徹還能給出具體解決方案的學者，為什麼不多聽聽他的意見？反爾不斷地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送給大統領一句話，別以為自己天天嘴上掛著關心人民福祉人民就會覺得你是個明君，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天真？還是真的覺得自己可以操控民意？別太好笑。
November 30, 2022
意识形态/程序/绩效合法性；
核心价值观缺失；
用错方向的自主性；
认知分歧；
最后提出中国政府唯一的通路是开展能解决长期程序合法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PS：部分段落很韩非子（如“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民众普遍素质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为好”）
核心价值观缺失；
用错方向的自主性；
认知分歧；
最后提出中国政府唯一的通路是开展能解决长期程序合法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PS：部分段落很韩非子（如“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民众普遍素质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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