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高中的时候,是余杰、摩罗等一众人领着我重新认识了身边的整个世界。于是十几年来一直相信着的东西瞬间就垮塌了。构造和维护谎言需要长久乃至时时的条件反射式的强化训练,而揭穿它往往只花费一句真话。一旦脑袋转动起来,就很难再停下了。
然而好多年过去了,我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可余杰好像还是当年的那个余杰。可能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学问还是投身启蒙多少是个难两全的选择。余杰读了很多、想说的也太多,于是匆匆地写、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但余杰之于俄罗斯似乎正如钱理群等学者之于鲁迅——单有继承,却鲜有超越。
在萧红和萧军、沈从文和张兆和、郁达夫和王映霞、哈维尔和奥尔嘉的往事,还有茨维塔耶娃以及纪伯伦的诗等等无不延续着余杰一贯的跳板的作用之外,他的爷爷奶奶、外曾祖父和矿区童年还有宁萱的爷爷奶奶的故事终于成功地给这本书打上了一点属于余杰自己的记号。
《香草山》最让我不痛快的地方在于类似“那些躲在阴暗的幕后放射暗箭的人,终究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会刺瞎他们的眼睛;那些踩着别人的身体登上高楼的人,终究有一天会随着高楼的崩塌而化为灰烬。”这样激昂却空洞的排比句横七竖八地铺了一地,又毫无营养可言。另一边,不时的解释和自我辩白在书信——要命的情书——中反复出现委实显得生硬和突兀,更让余杰显得那样矫情、不够真诚和坦然。另辟战场的回击或是索性连眼珠都不转过去岂不是更好的姿态?
有时候也难免觉得《香草山》更像是一个当下世界的成人童话,宁萱这样的女孩子成了十足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珍稀品种。我可以理解自己到头来的无缘相见,却完全无法忍受对于这类女孩是否已经彻底绝迹的怀疑。前者至少还有“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的欣慰,后者则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绝望了。这大概算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头号理由吧。
读罢最末一页后,也未免有点狂妄地犯嘀咕:如果给我一个合适的女孩,或许我们能写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