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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
雄壮威严的中国皇帝之皇城——紫禁城，是由蒙古人始建，并经满族人之手才得以保存至今的。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合二为一造就了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哺育了汉文化与汉人的两河流域——“支那”是如何将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周边地区统一起来的？14世纪后半叶元朝的北徙与明朝的崛起，直至19世纪初清朝的盛极而衰，亚洲激荡的450年尽在本书之中。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May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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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ng 1 - 2 of 2 reviews
March 18, 2022
本文已發表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參見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
由元代蒙古统治者始建，并经明清两代汉人与满洲统治者所保存与扩大的紫禁城，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建筑之一，也是反映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而其规模之大与富丽堂皇，更被视为外国人视为传统帝制中国历史的载体。如今它则是作为故宫博物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放。去年11月初美国特朗普总统伉俪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便安排他们一行人与习近平主席伉俪一同游览了故宫博物院。而稍早于2017年5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所出版的《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一书，正是以紫禁城为主轴来叙述明清中国史发展的科普著作。
本书日文原版最初由文艺春秋出版社于1968年刊行，是“大世界史”丛书的第十一卷。原先在版权页上仅载明作者为神田信夫教授，但实际上在结语中已说明本书实为神田信夫与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位教授合著的成果。后来于2006年作为学术文库之一册，由讲谈社修订后再版，并且恢复了三人合著的形式。三位作者曾于1957年以《满文老档》研究而一同获得日本学士院奖。因此可说在明清史领域中，三人都是学有专精的博学硕彦。如今透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王帅的译介，这本优秀的日文明清史通论读物才得以和广大中文读者见面。
在简介本书以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使用的日文词语“支那”其实指的是历史上的长城以南或是山海关内，以汉人为主要人口的区域，约略等于英文的China proper（一般译为“中国本部”或“中华本土”），但是不代表其他地区不属于中国。从书中的附图一“构成中国的五个区域”就可以看出来，支那、满洲、蒙古、西藏与新疆其实都被视为构成中国的区域称呼。而且在叙述上也没有将蒙古、西藏史当作独立的民族史或地方史，而是整合在一个共同脉络下来加以阐述。虽然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日军侵华，支那一词也染上了贬义与歧视的色彩，但是这个词在本书中必须从日本东洋史的学术脉络来理解，并不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分裂中国所设想的学术阴谋。
本书共分为十六章。书中首先介绍了所谓中国与支那的概念，并且就支那内部华南华北的差异，以及蒙古的草原生态、长城的防御意义、北京作为边境城市与西伯利亚商路终点的重要地位等课题进行阐述。本书主张今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原型早在元朝就已经形成。明朝原先打算重建元朝的霸业，也试图控制内亚草原，但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望。因此现代中国的概念实际上要等到清帝国建立之后才真正成形。也因此本书主旨就是在说明这个由支那到中国的过程。
书中提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为了完成中央集权而发起胡惟庸案，诛杀功臣集团与红巾军旧部。但是后来到了晚期的蓝玉案时，背后实际上有来自新官僚集团与诸王的压力，事态已经脱离朱元璋的掌控。这种清洗旧部的做法也削弱了明军的团结与战力，以至于让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过世后，建文帝与燕王朱棣斗争时，朱棣能够以少数精锐部队成功发起政变。朱棣即位后，就开始着手在北京修建新的宫殿，完成后便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此举一方面有两种考量，一是北京原本就是他的封地，远离建文帝势力范围内的南京，二是建都北京易于防御北元的入侵。整体而言，北京不仅是最适合控御满洲、蒙古与中国本部的政治枢纽，同时也是当时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市，商业与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重视明清时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台湾、琉球、日本与朝鲜等地的发展。元朝退回蒙古本部以后，仍旧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并对明朝的合法性与安全持续造成威胁。本书特别注意1368年后蒙古内部的政治发展。一般的历史书籍都将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北京）视为元朝灭亡的时间，但本书认为实际上要到1388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被明军击败，在逃亡过程中遭也速迭儿所弑，才算是元朝的灭亡。但元朝的传统并未在漠北断绝。本书将1388年以后的蒙古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388至1454年，可以称为瓦剌时代，以其首领也先在土木之役中俘虏明英宗为最高峰；二是达延汗（1464‒1524）重振北元正统皇权的时代，这个时期一直到1634年北元末代皇帝林丹汗败于满洲人之手为止，在这段时期，蒙古与西藏透过藏传佛教建立起紧密的连结；三是从瓦剌部发展出来的准噶尔帝国与清朝对峙的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被清朝击败为止。
本书也着重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历史。而当时朝鲜、日本与琉球和明朝建立起朝贡关系则是重要的国际事件。特别是足利义满为了与明朝开展贸易而接受永乐皇帝赐予的日本国王封号。京都女子大学教授檀上宽在《永乐帝》（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中甚至认为永乐帝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日本回到朝贡体系当中，其功业可说远迈其父洪武帝与元世祖。明代中叶，倭寇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问题。直到1560年代以后，才在武力进剿与开放海禁双管齐下解决此问题。后来于1592年爆发的朝鲜之役则耗损了明朝与朝鲜的国力，而使得位处满洲南部的建州女真得以发展成未来的霸权。明朝宫廷苦于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加上为了与女真作战，加征辽饷、剿饷与练饷等土地附加税，造成人民生活困窘，各地流寇四起。明朝最终也于1644年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齐的领导下于十六世纪末崛起，1616年建立金国，史称后金。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寡击众，大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齐病逝，其子皇太极继位，克绍箕裘，分别降服了朝鲜与察哈尔蒙古，取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因此于1636年改族名为满洲，定国号为大清，但他于明朝灭亡前一年病逝。其弟睿亲王多尔衮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和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合作，入关扫除了流寇，并且消灭了南明的残余势力，初步确立满洲在关内的统治。之后的康熙皇帝在南方平定了汉人降将吴三桂等人发起的三藩之乱，荡平了台湾的郑氏政权。在内亚地区则遏止了沙俄在满洲与蒙古北部的扩张，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康熙皇帝还击败准噶尔部喀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入侵，外蒙的喀尔喀蒙古也因此归附清朝，并且于1720年远征拉萨，将准噶尔势力驱逐出西藏。
本书对雍正皇帝则轻描淡写，主要强调在他治下剥夺了功臣与诸王的实权，从而强化皇权。而将一部分火耗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剩下的上缴国库之举，一方面增加了由皇帝支配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能断绝京官进行党争的财源。设立军机处之举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大兴文字狱控制言论。谈到清高宗时，则是强调了其十全武功与清朝疆域的扩大，并使其成为满、汉、蒙、藏、维五族的大中华帝国皇帝。他的豪奢与庞大财力也使得他能对艺术与学术加大资助。而以扬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则在经济与文化上得到长足发展。然而他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官场腐败，加上庞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耕地，导致农村经济衰败和秘密宗教兴盛。最后到了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与天理教之乱，甚至连紫禁城都被乱党侵入。紫禁城的荣光也逐渐黯淡消逝。
如果我们将本书与近期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可以更加凸显本书的特色。譬如先前出版的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文原版由讲谈社于2005年出版，简体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发行）虽然是在本书出版后三十余年才面世的新作，但是明显能看出两本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上田信的后出之作明显受到近年来全球史与环境史的影响，立基于银钱并用的双重经济架构，从物的流通和海洋贸易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帝国在东欧亚与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但是对于明清时期的主要政治经济事件和明清帝国在内陆欧亚的扩张则相对着墨较少。因此这两本书正好有互补之处。
也许有些读者也注意到了，本书所讲述的历史分别以两起白莲教动乱为标志：以元末白莲教乱始，而以清中叶白莲教与天理教乱终。虽然不清楚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作者用心良苦，因为本书中没有特别提到明末山东由白莲教徒徐鸿儒所领导的民变。但就元明清三朝都苦于白莲教这点看来，至少是个有意思的巧合。“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邪教”、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的源头，或是总称。杨讷早期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以及《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7年再版）都很值得参考，后者是篇幅短小的入门读物。另外值得介绍的是，牛津大学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一书的中译版也已于今年上半年出版。该书挑战了过去学界对元末白莲教的理解，认为元末红巾军韩山童等人的宗教思想与白莲教传统并无联系，而白莲教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且带有负面形象的情况，则是自明代中叶逐渐发展起来的复杂结果。本书也很值得参考。
本书中提到清代天理教乱时，表示昭梿的《啸亭杂录》详细记录了这次事件的经过。但是要注意的是天理教徒口供与昭梿描述实际上有所出入，详见马西沙的《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新版）。美国学界对清代白莲教乱的研究当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的于1976年出版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两本书为代表。近年来的新研究则着重于探讨天理教对后来清朝在政治、学术与社会层面的影响。例如人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瑞龙的《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就透过探讨天理教徒攻进紫禁城对清廷和官员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认为此事件在政治上则造成了嘉庆皇帝对吏治的整顿；在社会上则大力铲除“邪教”，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学术上引起了士人议政的新风尚以及对乾嘉考据学的反省，后来导致了汉宋调和及今文经学的兴起，强调学问的致用性等等。
本书的译文流畅易读，并且添加了许多译注。在这点上，译者和责编居功厥伟。这里仅就内文部分编校未尽之处作一补充说明。第161页提到发现永宁寺碑并将其公之于众的俄国人别尔米金即为G. M. Permikin。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28卷（1858年7月出版）上便刊载他与其他人所共同撰写的《阿穆尔河及其周边地区考察纪行》一文的英译。在此也要感谢人大清史所博士生惠男见告此文。第216页提到的察哈尔部的布鲁尼与第241页的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实为同一人，一般以后者的译法为主。第246页将康熙皇帝的长子胤礽的太子妃误植权臣索额图之女，实际上应为石文炳之女。第254页提到喀尔喀部的朝克图珲台吉，一般译为绰克图；原译文提及他是藏传佛教噶玛派的信徒，此处有漏字，应作噶玛噶举派，或简称噶举派。第311页提及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之法文原名时，误将其姓与名倒置，应作Michel Benoist等等。
总结来说，本书是一部优秀的明清史入门作品，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地区与国家的重要事件与彼此间的关联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且展现了明清帝国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演变史。本书适合做为高校通史教材与大众历史读物，若能搭配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阅读，不仅能对历史学界的较新研究成果有所认识，也更能掌握明清帝国的历史全貌。
由元代蒙古统治者始建，并经明清两代汉人与满洲统治者所保存与扩大的紫禁城，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建筑之一，也是反映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而其规模之大与富丽堂皇，更被视为外国人视为传统帝制中国历史的载体。如今它则是作为故宫博物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放。去年11月初美国特朗普总统伉俪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便安排他们一行人与习近平主席伉俪一同游览了故宫博物院。而稍早于2017年5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所出版的《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一书，正是以紫禁城为主轴来叙述明清中国史发展的科普著作。
本书日文原版最初由文艺春秋出版社于1968年刊行，是“大世界史”丛书的第十一卷。原先在版权页上仅载明作者为神田信夫教授，但实际上在结语中已说明本书实为神田信夫与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位教授合著的成果。后来于2006年作为学术文库之一册，由讲谈社修订后再版，并且恢复了三人合著的形式。三位作者曾于1957年以《满文老档》研究而一同获得日本学士院奖。因此可说在明清史领域中，三人都是学有专精的博学硕彦。如今透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王帅的译介，这本优秀的日文明清史通论读物才得以和广大中文读者见面。
在简介本书以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使用的日文词语“支那”其实指的是历史上的长城以南或是山海关内，以汉人为主要人口的区域，约略等于英文的China proper（一般译为“中国本部”或“中华本土”），但是不代表其他地区不属于中国。从书中的附图一“构成中国的五个区域”就可以看出来，支那、满洲、蒙古、西藏与新疆其实都被视为构成中国的区域称呼。而且在叙述上也没有将蒙古、西藏史当作独立的民族史或地方史，而是整合在一个共同脉络下来加以阐述。虽然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日军侵华，支那一词也染上了贬义与歧视的色彩，但是这个词在本书中必须从日本东洋史的学术脉络来理解，并不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分裂中国所设想的学术阴谋。
本书共分为十六章。书中首先介绍了所谓中国与支那的概念，并且就支那内部华南华北的差异，以及蒙古的草原生态、长城的防御意义、北京作为边境城市与西伯利亚商路终点的重要地位等课题进行阐述。本书主张今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原型早在元朝就已经形成。明朝原先打算重建元朝的霸业，也试图控制内亚草原，但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望。因此现代中国的概念实际上要等到清帝国建立之后才真正成形。也因此本书主旨就是在说明这个由支那到中国的过程。
书中提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为了完成中央集权而发起胡惟庸案，诛杀功臣集团与红巾军旧部。但是后来到了晚期的蓝玉案时，背后实际上有来自新官僚集团与诸王的压力，事态已经脱离朱元璋的掌控。这种清洗旧部的做法也削弱了明军的团结与战力，以至于让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过世后，建文帝与燕王朱棣斗争时，朱棣能够以少数精锐部队成功发起政变。朱棣即位后，就开始着手在北京修建新的宫殿，完成后便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此举一方面有两种考量，一是北京原本就是他的封地，远离建文帝势力范围内的南京，二是建都北京易于防御北元的入侵。整体而言，北京不仅是最适合控御满洲、蒙古与中国本部的政治枢纽，同时也是当时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市，商业与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重视明清时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台湾、琉球、日本与朝鲜等地的发展。元朝退回蒙古本部以后，仍旧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并对明朝的合法性与安全持续造成威胁。本书特别注意1368年后蒙古内部的政治发展。一般的历史书籍都将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北京）视为元朝灭亡的时间，但本书认为实际上要到1388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被明军击败，在逃亡过程中遭也速迭儿所弑，才算是元朝的灭亡。但元朝的传统并未在漠北断绝。本书将1388年以后的蒙古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388至1454年，可以称为瓦剌时代，以其首领也先在土木之役中俘虏明英宗为最高峰；二是达延汗（1464‒1524）重振北元正统皇权的时代，这个时期一直到1634年北元末代皇帝林丹汗败于满洲人之手为止，在这段时期，蒙古与西藏透过藏传佛教建立起紧密的连结；三是从瓦剌部发展出来的准噶尔帝国与清朝对峙的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被清朝击败为止。
本书也着重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历史。而当时朝鲜、日本与琉球和明朝建立起朝贡关系则是重要的国际事件。特别是足利义满为了与明朝开展贸易而接受永乐皇帝赐予的日本国王封号。京都女子大学教授檀上宽在《永乐帝》（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中甚至认为永乐帝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日本回到朝贡体系当中，其功业可说远迈其父洪武帝与元世祖。明代中叶，倭寇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问题。直到1560年代以后，才在武力进剿与开放海禁双管齐下解决此问题。后来于1592年爆发的朝鲜之役则耗损了明朝与朝鲜的国力，而使得位处满洲南部的建州女真得以发展成未来的霸权。明朝宫廷苦于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加上为了与女真作战，加征辽饷、剿饷与练饷等土地附加税，造成人民生活困窘，各地流寇四起。明朝最终也于1644年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齐的领导下于十六世纪末崛起，1616年建立金国，史称后金。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寡击众，大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齐病逝，其子皇太极继位，克绍箕裘，分别降服了朝鲜与察哈尔蒙古，取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因此于1636年改族名为满洲，定国号为大清，但他于明朝灭亡前一年病逝。其弟睿亲王多尔衮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和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合作，入关扫除了流寇，并且消灭了南明的残余势力，初步确立满洲在关内的统治。之后的康熙皇帝在南方平定了汉人降将吴三桂等人发起的三藩之乱，荡平了台湾的郑氏政权。在内亚地区则遏止了沙俄在满洲与蒙古北部的扩张，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康熙皇帝还击败准噶尔部喀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入侵，外蒙的喀尔喀蒙古也因此归附清朝，并且于1720年远征拉萨，将准噶尔势力驱逐出西藏。
本书对雍正皇帝则轻描淡写，主要强调在他治下剥夺了功臣与诸王的实权，从而强化皇权。而将一部分火耗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剩下的上缴国库之举，一方面增加了由皇帝支配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能断绝京官进行党争的财源。设立军机处之举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大兴文字狱控制言论。谈到清高宗时，则是强调了其十全武功与清朝疆域的扩大，并使其成为满、汉、蒙、藏、维五族的大中华帝国皇帝。他的豪奢与庞大财力也使得他能对艺术与学术加大资助。而以扬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则在经济与文化上得到长足发展。然而他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官场腐败，加上庞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耕地，导致农村经济衰败和秘密宗教兴盛。最后到了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与天理教之乱，甚至连紫禁城都被乱党侵入。紫禁城的荣光也逐渐黯淡消逝。
如果我们将本书与近期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可以更加凸显本书的特色。譬如先前出版的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文原版由讲谈社于2005年出版，简体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发行）虽然是在本书出版后三十余年才面世的新作，但是明显能看出两本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上田信的后出之作明显受到近年来全球史与环境史的影响，立基于银钱并用的双重经济架构，从物的流通和海洋贸易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帝国在东欧亚与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但是对于明清时期的主要政治经济事件和明清帝国在内陆欧亚的扩张则相对着墨较少。因此这两本书正好有互补之处。
也许有些读者也注意到了，本书所讲述的历史分别以两起白莲教动乱为标志：以元末白莲教乱始，而以清中叶白莲教与天理教乱终。虽然不清楚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作者用心良苦，因为本书中没有特别提到明末山东由白莲教徒徐鸿儒所领导的民变。但就元明清三朝都苦于白莲教这点看来，至少是个有意思的巧合。“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邪教”、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的源头，或是总称。杨讷早期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以及《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7年再版）都很值得参考，后者是篇幅短小的入门读物。另外值得介绍的是，牛津大学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一书的中译版也已于今年上半年出版。该书挑战了过去学界对元末白莲教的理解，认为元末红巾军韩山童等人的宗教思想与白莲教传统并无联系，而白莲教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且带有负面形象的情况，则是自明代中叶逐渐发展起来的复杂结果。本书也很值得参考。
本书中提到清代天理教乱时，表示昭梿的《啸亭杂录》详细记录了这次事件的经过。但是要注意的是天理教徒口供与昭梿描述实际上有所出入，详见马西沙的《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新版）。美国学界对清代白莲教乱的研究当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的于1976年出版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两本书为代表。近年来的新研究则着重于探讨天理教对后来清朝在政治、学术与社会层面的影响。例如人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瑞龙的《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就透过探讨天理教徒攻进紫禁城对清廷和官员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认为此事件在政治上则造成了嘉庆皇帝对吏治的整顿；在社会上则大力铲除“邪教”，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学术上引起了士人议政的新风尚以及对乾嘉考据学的反省，后来导致了汉宋调和及今文经学的兴起，强调学问的致用性等等。
本书的译文流畅易读，并且添加了许多译注。在这点上，译者和责编居功厥伟。这里仅就内文部分编校未尽之处作一补充说明。第161页提到发现永宁寺碑并将其公之于众的俄国人别尔米金即为G. M. Permikin。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28卷（1858年7月出版）上便刊载他与其他人所共同撰写的《阿穆尔河及其周边地区考察纪行》一文的英译。在此也要感谢人大清史所博士生惠男见告此文。第216页提到的察哈尔部的布鲁尼与第241页的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实为同一人，一般以后者的译法为主。第246页将康熙皇帝的长子胤礽的太子妃误植权臣索额图之女，实际上应为石文炳之女。第254页提到喀尔喀部的朝克图珲台吉，一般译为绰克图；原译文提及他是藏传佛教噶玛派的信徒，此处有漏字，应作噶玛噶举派，或简称噶举派。第311页提及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之法文原名时，误将其姓与名倒置，应作Michel Benoist等等。
总结来说，本书是一部优秀的明清史入门作品，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地区与国家的重要事件与彼此间的关联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且展现了明清帝国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演变史。本书适合做为高校通史教材与大众历史读物，若能搭配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阅读，不仅能对历史学界的较新研究成果有所认识，也更能掌握明清帝国的历史全貌。
March 15, 2023
書名改成：《東亞視角下的明、清史》可能會更合適？
作者把容易跟現代民族國家容易混淆的“中國”這個詞，替換成“支那”，雖然就日本人的角度不無爭議(二戰期間被汙名化)，但個人覺得這倒也不失為一個方法。做為一個地理上或文化上的名詞，中國太容易造成“誤會”了。
本書從整個“支那”與周邊鄰國的互動看待這四百年的變遷是不錯的視角，對於被本國觀點局限了的人來說可以有極大的補充。中間頗長的篇幅描述長期被忽略的北元史跟蒙古、西藏，甚至朝鮮的變遷，可以加深讀者了解它們在東亞史上，甚至中國史上的影響。只是可惜篇幅不長，所以很多都只能說個頭，當作啟蒙入門的教材綽綽有餘吧。
作者把容易跟現代民族國家容易混淆的“中國”這個詞，替換成“支那”，雖然就日本人的角度不無爭議(二戰期間被汙名化)，但個人覺得這倒也不失為一個方法。做為一個地理上或文化上的名詞，中國太容易造成“誤會”了。
本書從整個“支那”與周邊鄰國的互動看待這四百年的變遷是不錯的視角，對於被本國觀點局限了的人來說可以有極大的補充。中間頗長的篇幅描述長期被忽略的北元史跟蒙古、西藏，甚至朝鮮的變遷，可以加深讀者了解它們在東亞史上，甚至中國史上的影響。只是可惜篇幅不長，所以很多都只能說個頭，當作啟蒙入門的教材綽綽有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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