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

by 阎步克

阎步克，1954年11月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译著《官僚制》《帝国的政治体系》，及史学论文百余篇。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大家小书，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深入浅出的学术普及。作者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大家，学养深厚，著作宏富，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具有极具理论高度与史实基础的深入理解。《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是专为非专业研究者撰著的普及读物，以流畅可读的笔法，系统讲授了秦汉至隋唐以前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内容深入、知识丰富而语言亲切，文笔流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普及之作。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Genres: History

229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March 30, 2017

Reviews

[Alexander Lee · Rating 3 out of 5]

Some useful conceptual frameworks, but some discussions (e.g., the rejection of the medieval aristocracy thesis) betray a strong bias toward official and literati accounts (as is typical of certain strands of mainland scholarship) and come across as superstructures detached from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Emily · Rating 3 out of 5]

我感觉我还没有资格读懂这本书。。。同样讲政治制度史的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我来说就好得多，清楚的多。

[Lucas · Rating 5 out of 5]

如今阎步克先生堪称中国中古史研究之耆宿，在年过花甲之际推出这样一部中古制度史，其中大有深意。在序言里阎先生开明宗义：在文化史观和经济史观之外，应特别留意中国历史的主轴和原动力--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制度史观衡量中国历史，才得以把握中国历史进程的主动脉。在制度史观和古代『治』『乱』概念的基础上，阎先生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正如电波波形自有升降起伏的循环，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有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主轴，是为『常态』，在主轴之外有旁逸斜出的波轨则可被理解为『变态』。门阀政治是皇权专制『变态』产物的说法，正来自阎步克的业师田余庆先生。田先生是治南北朝的一代宗师，其很多观点不但震铄学界，例如『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颇为世人所熟知。而阎步克先生的治学历程，明显受业师影响，上述两处观点，也是阎先生构建制度史观的重要基础。相较于田余庆先生强调东晋南朝的历史『变态』，阎步克先生更加注重『变态』时期向常态回归的动力，而这一动力来源也正如田先生所指，『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经过对秦汉魏晋中央行政制度、官僚选任规则、儒法政治思想源流与演变的梳理，阎步克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做了鸟瞰式的分析，随后在最后一章『从北魏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中全面分析了北朝以重吏治、尚军功为内核的科层体系的重建、以国家学校为主导的经学与法学的复兴、秦汉律令和监察制度的重生与规范化以及充满『制度活力』的胡汉杂糅的政治文化基因，在详尽历史分析收束已毕，才施然点破全书的关隘与文眼--即『历史出口』之说。这一历史观点随着这本普及性读物的发行，将成为中古历史新的经典论断，更或成为教科书上的不刊之论。而这一章节之崭新论断，正是此书出版以及再版的关键所在。

魏晋制度研究，前有钱穆、陈寅恪，后有田余庆、唐长孺，在海外有宫崎市定。钱陈二人分别有『隋唐制度，自上承北朝』、『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两说，倾向北朝主流论，田余庆先生更直陈中国历史的主流在北朝而不在南朝；而唐长孺先生针锋相对，从财税土地制度（这一研究开风气之先者为陈寅恪先生）和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入手，提出了极富盛名的『南朝化』之说。至此『南朝化』与『北朝化』的学术争鸣绵延迄今，双方都有大量的史料支撑，而且从长（指将时间轴延长至唐中后期）、短（即北周-隋的北朝制度战胜南朝）时期分析，也是各有侧重而皆能自圆其说。私意以为，阎步克先生的『历史出口』之论恰是跳出两说相持的境地，卓然开辟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南北朝这一历史发展的『三峡』地带。『历史出口』的含义不在于隋唐帝国在政治制度和经济赋税制度等方面承袭自北方还是南方，而是在承认隋唐两朝在制度与文化上包容并蓄、兼取南北的同时，指出在中华帝国走入『波谷』时刻，振作政治的动因在北朝。北朝的社会形态更利于重建编户齐民的国家体制和以功绩制为导向、文武兼备的官僚政治，而这一国家体系才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北朝政体具备了回归常态的势能与动力。这一观点相较田先生更为系统，比照钱穆、陈寅恪之说更少上世纪学者所注重的民族和文化异同与文化决定论色彩。阎步克先生坚守制度史观，自以千年变迁为尺幅，指出皇权专制与铁血征服是统一的先决条件，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则是其后盾。以此推开，阎先生的观点可以与元、清两个异族征服王朝同样分别是唐末至南宋与明朝的『历史出口』--尽管两者在夺取政权前的政治制度更不发达、带有更多部族色彩，但元清两朝与北朝的殊途同归处在于军事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北方王朝取代文弱、松散的中原帝国，而后中编户齐民的集权帝制不断加强。值得注意的是，阎步克的这本近著丝毫不避讳自己反对专制、崇尚理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底色，只不过阎先生的论述并不复杂，而且贴合于严谨的历史分析之上。在此我要郑重指出，阎步克的思想观念与其史观的选择无不近似--相较于自东洋传入的唐宋变革论等基于经济和文化的史观，阎先生认为政治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都是高悬于其他社会因素的；是故政治形态决定社会形态，而中国历史也在政治形态的『常』与『变』之间波动，变动不居，而内里始终如一。

至波峰与波谷此书出版，阎步克先生终于将自己对制度史观理解和魏晋南北朝的阐述和盘托出，至此跻身于前文所述的大家之列，成为古史研究的一座新高峰。阎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孜孜讫讫地做史学界公认极难的史志研究，在其人生的暮年--换句话说也是学术生命的盛年--写成如此史论扎实而新意迭出的政治通史，实在是是史学界的幸事，更是历史读者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