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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
明朝在開國之初，建立了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是，為何朝貢體制在明代中期開始無法維繫，引發各式貿易衝突與社會動亂，最終導致了帝國衰亡？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官方獨佔貿易VS民間開放貿易
要維持中國的天朝理想，帝國必須管控社會，壓抑民間的商業活動！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並非單純的外交禮儀制度，同時也是將跨國貿易限制在官方層級、由國家進行獨占的貿易政策。此制度起源於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在他的理想中，「番邦」各國除了定時遣使覲見、進獻貢品以外，其他一切交流形式皆非必要，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會傷害國家安全。
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朝貢、海禁、互市》是中國史權威學者岩井茂樹的經典作品。本書使用了多種漢字文獻及滿文史料，並對比日本江戶時期的官方檔案與文書，透過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視野，深入探究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轉變，其實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檢討了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深深影響中文史學界的「朝貢體系論」。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學者，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長期將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視為一種不變、停滯的整體。此種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造就了對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及貿易交流的簡化認知，備受爭議。
因此，本書進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推翻了過往「朝貢體系論」對東亞歷史的簡化認知。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制度，但基於其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而使得明清兩代看待對外關係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為理解明清時期東亞跨國貿易的關鍵概念。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官方獨佔貿易VS民間開放貿易
要維持中國的天朝理想，帝國必須管控社會，壓抑民間的商業活動！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並非單純的外交禮儀制度，同時也是將跨國貿易限制在官方層級、由國家進行獨占的貿易政策。此制度起源於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在他的理想中，「番邦」各國除了定時遣使覲見、進獻貢品以外，其他一切交流形式皆非必要，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會傷害國家安全。
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朝貢、海禁、互市》是中國史權威學者岩井茂樹的經典作品。本書使用了多種漢字文獻及滿文史料，並對比日本江戶時期的官方檔案與文書，透過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視野，深入探究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轉變，其實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檢討了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深深影響中文史學界的「朝貢體系論」。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學者，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長期將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視為一種不變、停滯的整體。此種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造就了對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及貿易交流的簡化認知，備受爭議。
因此，本書進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推翻了過往「朝貢體系論」對東亞歷史的簡化認知。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制度，但基於其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而使得明清兩代看待對外關係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為理解明清時期東亞跨國貿易的關鍵概念。
560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March 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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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views
Displaying 1 of 1 review
March 17, 2023
翻看豆瓣书评，众人评分很高，但我仍坚持只给三星。作者核心的观念在书最后的“尾声”中图穷匕见，浓缩起来就是这样，“大清的互市制度是很自由的，诸国强加于大清的、美名其曰是自由贸易的条约体系其实是一种霸权。”（概括于P442）作者试图颠覆费正清“中国传统是朝贡-贸易体制”的结论。作者认为“朝贡-贸易体制”虽然作为一种“天朝理念”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就实施来说，只是明朝实施过一段时间的特例，并不能作为“中国传统”而存在。尤其是清朝时期的互市贸易，其实是很“自由”的。而条约体系试图颠覆大清的自由贸易，这是一种“霸权”。
当然，这种推倒看似是很有道理的，但这种结论，或者说“罗威廉式写法”，其实是很站不住脚的。如果我用常识论述一番，读者自然能察觉其中奥秘。“社会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理念始终被官方坚持，但就实施来说，只是“毛时代”一时的特例，并不能作为“中国体制的特点”而存在。尤其是78年后，中国体制其实是很“自由”的。而美国试图在中国推行民主，虽然表面上是试图实现自由，实际是是为了遏制中国，这是一种“霸权”。
这时候我们那就必须考虑当时的“大清国情”。大清的贸易虽然比土明“自由”了很多，但“自由”的含义毕竟和“条约体系”下的自由不同，即无财产权，也无完备的法权体系。而在大清，所谓的自由不过就是“皇上管的松”罢了。清朝海关在大清的统治下与洋人赫德的管理下显现出极大的差距，也就象征了两种自由最大的差距。
作者写的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写出了“祖宗之法”与“现实政治”直接的矛盾，以及各级政治权力如何应对这种矛盾的动态过程。读的时候我带入的是78年后的“毛式祖宗之法”与“改革”之间的“张力”，或者是周雪光所描述的基层官僚政治中的“拼凑应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在书中描述的问题仍具有某种现实性。
当然，这种推倒看似是很有道理的，但这种结论，或者说“罗威廉式写法”，其实是很站不住脚的。如果我用常识论述一番，读者自然能察觉其中奥秘。“社会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理念始终被官方坚持，但就实施来说，只是“毛时代”一时的特例，并不能作为“中国体制的特点”而存在。尤其是78年后，中国体制其实是很“自由”的。而美国试图在中国推行民主，虽然表面上是试图实现自由，实际是是为了遏制中国，这是一种“霸权”。
这时候我们那就必须考虑当时的“大清国情”。大清的贸易虽然比土明“自由”了很多，但“自由”的含义毕竟和“条约体系”下的自由不同，即无财产权，也无完备的法权体系。而在大清，所谓的自由不过就是“皇上管的松”罢了。清朝海关在大清的统治下与洋人赫德的管理下显现出极大的差距，也就象征了两种自由最大的差距。
作者写的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写出了“祖宗之法”与“现实政治”直接的矛盾，以及各级政治权力如何应对这种矛盾的动态过程。读的时候我带入的是78年后的“毛式祖宗之法”与“改革”之间的“张力”，或者是周雪光所描述的基层官僚政治中的“拼凑应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在书中描述的问题仍具有某种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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