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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上的中國：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
內容簡介
當北京極力營造、許多中外論客盡心塑造「大國崛起」的形象，中國共產黨所統治下的中國現狀究竟為何？透視中國，先從閱讀本書開始！
《刀尖上的中國》是余杰先生繼2013年出版《流亡者的書架》後，另一本介紹「瞭解中國的五十本書」的力作。這本書並非止於記述余杰先生在閱讀每一本書後的個人感想，《刀尖上的中國》更是為讀者進一步認識中國隱藏在經濟發展光鮮外衣下的政治腐敗、社會剝削與崩潰危機，提供了一扇能夠迅速透視的窗口。
全書將余杰所精心選取的五十本書，分為五卷，有系統地引領讀者從「揭露當代中國的真實現狀」出發，回顧「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血腥歷史」與「毛澤東時代各種倒行逆施的殘酷作為」，再由「歷史文化的思想向度反省傳統與文明的互動」，最終以「外國作家對中國的剖析與批判」作結。無論是選材還是編排，處處可見余杰深厚的功力與細微的用心。
序
推薦序一
言論自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酉潭
剛過去的二○一四年，一開始許多人用很浪漫的諧音來稱呼「愛你一世」，但對於兩岸四地的華人來說，卻是公民社會運動與民主發展驚心動魄的一年。在台灣，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開啟了公民社會運動的新篇章，直接影響到年底九合一選舉藍綠政治版圖的大翻轉；五月則在澳門發生了反對政府肆意要增加官員福利制度的大遊行，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澳門人口不足五十六萬，參加人數卻約兩萬）；而在香港，九月發生了長達接近三個月的爭取「真普選」運動，舉世矚目。然而在中國大陸，卻一方面發生抓捕新四人幫的反貪腐政治鬥爭，另方面對任何維權與公民社會運動，採取強力打壓的做法。而無論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香港的爭取民主化運動，或澳門公民意識的抬頭，都是中共政權無法完全掌控也不樂意見到的。這個時候，來看看余杰最新的力作《刀尖上的中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本書收錄了作者所精挑細選的了解中國五十本書，其實筆者大部分都從未看過，根本沒有資格來寫這個序。但也因為有機會津津有味地仔細拜讀大作，而獲益匪淺。自二○○七年開始全方位地接觸了解中國大陸開始，筆者就常引述《幽夢影》中的觀點──天下「無才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開始大量認識交往中國大陸的朋友，不管是官員、體制內學者、自由派人士、公民社會領袖、支持民主運動的學者，或者是海外民主運動的人士。其中，余杰不僅親口告訴筆者，說他自己曾經在大學時期是一個過目不忘的人，其實也的確是筆者所認識的朋友中非常具有才華的才子。他是一位四十歲即擁有四十本著作的作家，其文學的筆調不僅流暢且深入淺出，任何一本著作讀起來都覺得是一種享受。本書也不例外，尤其是看他所寫的每一篇評論，就覺得好像是自己已經閱讀了每一本書。
至於如何來看待這本書的出版，筆者想引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約翰彌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在《自由論》中的觀點：「如果全人類除去一個人只有一種意見，而那一個人另有相反的意見，前者不應禁止後者發表其意見，也和後者在權力能及時不應禁止前者發表其意見一樣。」這是因為「禁止一種意見發表的特殊罪惡，是它形成了對人類的劫奪行為；它所損害的不限於這一代，還及於後世；而它對於不同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還要多於它對持有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的確，基於人類易犯錯誤（fallibility）的觀點可以發現，「人類並不是不會犯錯，他們的真理大都是半真理（half-truths）」，歷史上已經處決了蘇格拉底與耶穌基督，而第一個發現地球繞太陽轉的人也受到迫害，換言之，「不管那種言論如何真實，如果不經過充分、反覆和大膽的討論，它就會被視為一種死的教條，不是活的真理」，這意味著多數不一定是對的，少數不一定是錯的──真理是質的問題，而不是量的問題。
而當代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勢必要維護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雖然這本書的出版對於各界的意義可能有所不同，但正如約翰彌勒對於言論自由的探討所描述的那般，「除非對相反的意見有過最充分與最自由的比較，意見的一致並不可取；且在人類能夠比現在更認識真理的全貌以前，意見的分歧也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透過本書的介紹，將使得讀者可從一種和過去不同的途徑來認識中國，開拓對中國的新印象，這對於一個想更深入了解中國各種面貌的人而言，想必能夠帶來相當豐富的啟發與收穫。
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作者以夾評夾敘的方式，不僅對於每一本書提綱挈領地做出介紹與評論，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仔細閱讀本書，可以使讀者快速有效地掌握兩百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梗概，並思考中國未來何去何從。本書雖是書評性質，但其可讀性很高，反而是比五十本書評中的任何一本更加值得參閱。而對於台灣來說，由於中國是台灣躲也躲不掉的「存在」，因此筆者樂於撰寫推薦序，將本書分享給所有關心中國發展前景的讀者。
最後順便一提，約翰彌勒乃是為了社會進步而提倡維護言論自由，他推舉標新立異（eccentricity）的必要性，強調創造力與天才乃是社會進步之所需，進而認為習俗輿論的專制與一致性乃是東方社會進步的障礙，他甚至於特別舉中國為何停滯為例，指出「中國對我們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例子──一個很有才能，並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有智慧的民族，由於罕有的幸運，它在很早時期就有了很多非常優良的習俗」，然而中國卻一直用同樣的格言和規則去支配全體人民的思想和行為，因而「變得停滯不前，並且一直保持這樣已有幾千年之久」。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崛起的富強夢，約翰彌勒的思想是否能夠振聾發聵呢？而我所認識的余杰，就是一個思想不受任何拘束、個性自由奔放，文筆相當流暢的天才型作家，他和筆鋒犀利、兼具深厚學理與現實關懷的紐約城市大學夏明教授，以及獲得哈佛大學與加州柏克萊大學雙學位又相當具有行動力的楊建利博士，在我心目中乃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三劍客。這些特立獨行的人物與思想，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說，他們是否也應屬於中國社會進步的資產呢？
自序
我是我的書房的國王
每個人最終都必須自己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書，但一個好的開始應該是看看吸引自己的思想者是從另外哪些人那裡汲取了東西。這樣很快就能到達最高處。沒幾個人站在最高處，他們互相認可對方。那裡密謀的，只有求知的欲望。如果我們讓自己被今天一些似乎正確的東西引誘，背棄偉大的對話，我們的損失將不可彌補。
布魯姆（B. Bloom）
英國作家蕾切爾‧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曾經深情地回憶她的俄語老師，這位老師具有高超的學術水準和淵博的學識，卻一輩子都只是一名普通講師。因為他除了一本對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的批註之外，沒有發表過其它著作。這位學者心中的真實想法是：「如果能用同樣的時間閱讀過更多的東西，為什麼要浪費精力撰寫那些沒有什麼價值的學術文章呢？」這是一位真正熱愛書籍的讀書人，他看似寂寞，卻並不寂寞，因為他的書房中有那麼多書籍，每一位作者都是他心心相印的朋友。
少年世代，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圖書館員，每天都跟汗牛充棟的書籍為伴。像身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圖書館館長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那樣，雖然雙目日漸失明，卻能在周遭棉絮一樣沉重的黑暗中，準確地指出哪本書放在哪一格書架上。即便他被軍政權從圖書館貶到養雞場，他仍然相信，殘暴的軍政權無法燒毀所有的書，只要還有一本書存留下來，人們就能把它當作一把打開自由之門的鑰匙。
還有那位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館長、被稱為「俄羅斯的蘇格拉底」的費奧多羅夫（ViktorFedorov），他幾乎對圖書館中所有圖書的內容都瞭如指掌，他堅信書籍都是有生命的，因為它們傳承了作者的思想和靈魂。在他看來，人類在地球上的任務就是使逝者在肉體上復活。
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門別類地塵封在圖書館中，期冀後人重新賦予它們生命。書籍是歷史長河中最高尚的遺產，以最具人性的方式傳承著前人的思想和成就。
詩人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說過：「如果要我寫一本自傳的話，我會告訴你我讀過哪些書。」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說過：「書籍是折射人們自身命運的舞台。每次看書的時候，我們總能超越其內容，領悟到更多的東西。」中國先賢說，知人論世，知人的第一步就是透過書籍，因為書籍之中隱藏著人命運的密碼。
「讀什麼樣的書，就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對共產黨最初的懷疑，是從在上個世紀八○年代後期「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禁書政策開始的。上面宣布查禁的書，作為中學生的我偏偏要找來如飢似渴地閱讀。讀多了，心中有了是非善惡的判斷，並希望自己成為說真話的群體中的一員。後來，我果然成了寫作禁書的作者，由此命運多舛。
專制政權以愚民為第一要務，所以說真話的作家是第一批必須除去的雜草。當我經歷了長達數年的跟蹤、監聽、軟禁乃至差點奪走我生命的酷刑，最終決定離開喪失了百分之百的寫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國之後，如何處理藏書便成為一個心疼的問題。部分送給親友，部分送給教會，而那一兩千本常常要放在手邊、枕邊閱讀的書籍，則打包通過海運先行運到美國友人的家中。海運要花費一個月時間，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夢見在太平洋的波濤上漂流的那四十箱書籍。直到美國友人從港口取回它們，穩妥地放入車庫，我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人還沒有獲得自由，書已經先獲得自由了。
記得我被祕密警察綁架和幽禁時，在北京郊區一個與世隔絕的小賓館，沒有書讀，只有一張用來包裹早點的、骯髒不堪的《北京日報》。那是我此前沒有讀過的、乏味至極的黨報。那一刻，我看到報紙上布滿密密麻麻的文字，頓時如獲至寶地拿過來閱讀。負責看守我的那些國保警察，並未禁止我虔誠地「學習」這張黨報。就這麼一張報紙，我反反覆覆讀了三天。
剛好是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過後的第二天，報紙上有一篇批判劉曉波是「賣國賊」的社論。百無聊賴之下，我把那篇文章從頭到尾背誦下來—不過，我的心中有一台特殊的「翻譯機器」，把每一個字都轉換成原文的反義詞。這樣，那篇文章就變成我為劉曉波寫的賀詞。
我是一個軟弱的人，那樣一種不能讀書、不能寫作、不能思考的日子，我無法長久地堅持下去。於我而言，只要有書讀，他鄉會比故鄉更親切，地獄也能變成天堂。抵達美國之後第二個月，我開始在維吉尼亞鄉間重建書房，有了更大的房間，有了更漂亮的書桌，更可以從美國、台灣和香港的網路書店自由地訂購好書。我再也不必像在國內時，擔心海外朋友郵寄來的書籍被海關查扣和沒收。我的藏書數量迅速攀升，我用書籍這味靈丹妙藥消滅了許多背井離鄉之人揮之不去的「流亡者的鄉愁」。我的書房是我的王國，我是我的書房的國王。
與一本好書的迎面相遇，如同一段溫馨的友情的開端。在我的藏書中，有不少是作者或出版社的贈書，這是作為寫書人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作為「非賣品」的線裝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就是從香港到台灣，再輾轉到我手上，並被我帶回書房。二○一三年春，我第一次到台南，由國際特赦組織台南小組為我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後，王興中和王昭文兩位學者陪我去一家咖啡館，我看到牆上掛了一幅署名「智海」的李旺陽吊死在坦克上的漫畫，不禁感到好奇：發生在遙遠的中國湖南的這樁人權案件，為何能引起台南民眾的高度關切？
回到美國之後，我在臉書上聯絡到這家咖啡館的老闆、同時也是台南最雅致的舊書店草祭書店老闆的蔡漢忠。蔡先生說，這張漫畫取自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一書，書中的詩歌和漫畫大都出自香港年輕一代社運人士之手。有一小部分書曾在草祭書店展示，現在還剩最後一本，可以留下來送給我。等到二○一四年春，我再次來到台南，特意趕到草祭書店與蔡先生見面，並得到了這本寶貴的書。
本書收錄的這五十本著作中，有兩位作者—許志永和徐曉—是在我逃離中國之後失去自由、成為良心犯的，而且他們都是「二進宮」。這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人權狀況和言論自由狀況的真相，無需再說多餘的廢話...
當北京極力營造、許多中外論客盡心塑造「大國崛起」的形象，中國共產黨所統治下的中國現狀究竟為何？透視中國，先從閱讀本書開始！
《刀尖上的中國》是余杰先生繼2013年出版《流亡者的書架》後，另一本介紹「瞭解中國的五十本書」的力作。這本書並非止於記述余杰先生在閱讀每一本書後的個人感想，《刀尖上的中國》更是為讀者進一步認識中國隱藏在經濟發展光鮮外衣下的政治腐敗、社會剝削與崩潰危機，提供了一扇能夠迅速透視的窗口。
全書將余杰所精心選取的五十本書，分為五卷，有系統地引領讀者從「揭露當代中國的真實現狀」出發，回顧「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血腥歷史」與「毛澤東時代各種倒行逆施的殘酷作為」，再由「歷史文化的思想向度反省傳統與文明的互動」，最終以「外國作家對中國的剖析與批判」作結。無論是選材還是編排，處處可見余杰深厚的功力與細微的用心。
序
推薦序一
言論自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酉潭
剛過去的二○一四年，一開始許多人用很浪漫的諧音來稱呼「愛你一世」，但對於兩岸四地的華人來說，卻是公民社會運動與民主發展驚心動魄的一年。在台灣，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開啟了公民社會運動的新篇章，直接影響到年底九合一選舉藍綠政治版圖的大翻轉；五月則在澳門發生了反對政府肆意要增加官員福利制度的大遊行，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澳門人口不足五十六萬，參加人數卻約兩萬）；而在香港，九月發生了長達接近三個月的爭取「真普選」運動，舉世矚目。然而在中國大陸，卻一方面發生抓捕新四人幫的反貪腐政治鬥爭，另方面對任何維權與公民社會運動，採取強力打壓的做法。而無論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香港的爭取民主化運動，或澳門公民意識的抬頭，都是中共政權無法完全掌控也不樂意見到的。這個時候，來看看余杰最新的力作《刀尖上的中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本書收錄了作者所精挑細選的了解中國五十本書，其實筆者大部分都從未看過，根本沒有資格來寫這個序。但也因為有機會津津有味地仔細拜讀大作，而獲益匪淺。自二○○七年開始全方位地接觸了解中國大陸開始，筆者就常引述《幽夢影》中的觀點──天下「無才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開始大量認識交往中國大陸的朋友，不管是官員、體制內學者、自由派人士、公民社會領袖、支持民主運動的學者，或者是海外民主運動的人士。其中，余杰不僅親口告訴筆者，說他自己曾經在大學時期是一個過目不忘的人，其實也的確是筆者所認識的朋友中非常具有才華的才子。他是一位四十歲即擁有四十本著作的作家，其文學的筆調不僅流暢且深入淺出，任何一本著作讀起來都覺得是一種享受。本書也不例外，尤其是看他所寫的每一篇評論，就覺得好像是自己已經閱讀了每一本書。
至於如何來看待這本書的出版，筆者想引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約翰彌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在《自由論》中的觀點：「如果全人類除去一個人只有一種意見，而那一個人另有相反的意見，前者不應禁止後者發表其意見，也和後者在權力能及時不應禁止前者發表其意見一樣。」這是因為「禁止一種意見發表的特殊罪惡，是它形成了對人類的劫奪行為；它所損害的不限於這一代，還及於後世；而它對於不同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還要多於它對持有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的確，基於人類易犯錯誤（fallibility）的觀點可以發現，「人類並不是不會犯錯，他們的真理大都是半真理（half-truths）」，歷史上已經處決了蘇格拉底與耶穌基督，而第一個發現地球繞太陽轉的人也受到迫害，換言之，「不管那種言論如何真實，如果不經過充分、反覆和大膽的討論，它就會被視為一種死的教條，不是活的真理」，這意味著多數不一定是對的，少數不一定是錯的──真理是質的問題，而不是量的問題。
而當代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勢必要維護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雖然這本書的出版對於各界的意義可能有所不同，但正如約翰彌勒對於言論自由的探討所描述的那般，「除非對相反的意見有過最充分與最自由的比較，意見的一致並不可取；且在人類能夠比現在更認識真理的全貌以前，意見的分歧也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透過本書的介紹，將使得讀者可從一種和過去不同的途徑來認識中國，開拓對中國的新印象，這對於一個想更深入了解中國各種面貌的人而言，想必能夠帶來相當豐富的啟發與收穫。
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作者以夾評夾敘的方式，不僅對於每一本書提綱挈領地做出介紹與評論，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仔細閱讀本書，可以使讀者快速有效地掌握兩百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梗概，並思考中國未來何去何從。本書雖是書評性質，但其可讀性很高，反而是比五十本書評中的任何一本更加值得參閱。而對於台灣來說，由於中國是台灣躲也躲不掉的「存在」，因此筆者樂於撰寫推薦序，將本書分享給所有關心中國發展前景的讀者。
最後順便一提，約翰彌勒乃是為了社會進步而提倡維護言論自由，他推舉標新立異（eccentricity）的必要性，強調創造力與天才乃是社會進步之所需，進而認為習俗輿論的專制與一致性乃是東方社會進步的障礙，他甚至於特別舉中國為何停滯為例，指出「中國對我們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例子──一個很有才能，並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有智慧的民族，由於罕有的幸運，它在很早時期就有了很多非常優良的習俗」，然而中國卻一直用同樣的格言和規則去支配全體人民的思想和行為，因而「變得停滯不前，並且一直保持這樣已有幾千年之久」。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崛起的富強夢，約翰彌勒的思想是否能夠振聾發聵呢？而我所認識的余杰，就是一個思想不受任何拘束、個性自由奔放，文筆相當流暢的天才型作家，他和筆鋒犀利、兼具深厚學理與現實關懷的紐約城市大學夏明教授，以及獲得哈佛大學與加州柏克萊大學雙學位又相當具有行動力的楊建利博士，在我心目中乃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三劍客。這些特立獨行的人物與思想，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說，他們是否也應屬於中國社會進步的資產呢？
自序
我是我的書房的國王
每個人最終都必須自己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書，但一個好的開始應該是看看吸引自己的思想者是從另外哪些人那裡汲取了東西。這樣很快就能到達最高處。沒幾個人站在最高處，他們互相認可對方。那裡密謀的，只有求知的欲望。如果我們讓自己被今天一些似乎正確的東西引誘，背棄偉大的對話，我們的損失將不可彌補。
布魯姆（B. Bloom）
英國作家蕾切爾‧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曾經深情地回憶她的俄語老師，這位老師具有高超的學術水準和淵博的學識，卻一輩子都只是一名普通講師。因為他除了一本對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的批註之外，沒有發表過其它著作。這位學者心中的真實想法是：「如果能用同樣的時間閱讀過更多的東西，為什麼要浪費精力撰寫那些沒有什麼價值的學術文章呢？」這是一位真正熱愛書籍的讀書人，他看似寂寞，卻並不寂寞，因為他的書房中有那麼多書籍，每一位作者都是他心心相印的朋友。
少年世代，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圖書館員，每天都跟汗牛充棟的書籍為伴。像身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圖書館館長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那樣，雖然雙目日漸失明，卻能在周遭棉絮一樣沉重的黑暗中，準確地指出哪本書放在哪一格書架上。即便他被軍政權從圖書館貶到養雞場，他仍然相信，殘暴的軍政權無法燒毀所有的書，只要還有一本書存留下來，人們就能把它當作一把打開自由之門的鑰匙。
還有那位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館長、被稱為「俄羅斯的蘇格拉底」的費奧多羅夫（ViktorFedorov），他幾乎對圖書館中所有圖書的內容都瞭如指掌，他堅信書籍都是有生命的，因為它們傳承了作者的思想和靈魂。在他看來，人類在地球上的任務就是使逝者在肉體上復活。
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門別類地塵封在圖書館中，期冀後人重新賦予它們生命。書籍是歷史長河中最高尚的遺產，以最具人性的方式傳承著前人的思想和成就。
詩人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說過：「如果要我寫一本自傳的話，我會告訴你我讀過哪些書。」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說過：「書籍是折射人們自身命運的舞台。每次看書的時候，我們總能超越其內容，領悟到更多的東西。」中國先賢說，知人論世，知人的第一步就是透過書籍，因為書籍之中隱藏著人命運的密碼。
「讀什麼樣的書，就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對共產黨最初的懷疑，是從在上個世紀八○年代後期「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禁書政策開始的。上面宣布查禁的書，作為中學生的我偏偏要找來如飢似渴地閱讀。讀多了，心中有了是非善惡的判斷，並希望自己成為說真話的群體中的一員。後來，我果然成了寫作禁書的作者，由此命運多舛。
專制政權以愚民為第一要務，所以說真話的作家是第一批必須除去的雜草。當我經歷了長達數年的跟蹤、監聽、軟禁乃至差點奪走我生命的酷刑，最終決定離開喪失了百分之百的寫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國之後，如何處理藏書便成為一個心疼的問題。部分送給親友，部分送給教會，而那一兩千本常常要放在手邊、枕邊閱讀的書籍，則打包通過海運先行運到美國友人的家中。海運要花費一個月時間，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夢見在太平洋的波濤上漂流的那四十箱書籍。直到美國友人從港口取回它們，穩妥地放入車庫，我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人還沒有獲得自由，書已經先獲得自由了。
記得我被祕密警察綁架和幽禁時，在北京郊區一個與世隔絕的小賓館，沒有書讀，只有一張用來包裹早點的、骯髒不堪的《北京日報》。那是我此前沒有讀過的、乏味至極的黨報。那一刻，我看到報紙上布滿密密麻麻的文字，頓時如獲至寶地拿過來閱讀。負責看守我的那些國保警察，並未禁止我虔誠地「學習」這張黨報。就這麼一張報紙，我反反覆覆讀了三天。
剛好是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過後的第二天，報紙上有一篇批判劉曉波是「賣國賊」的社論。百無聊賴之下，我把那篇文章從頭到尾背誦下來—不過，我的心中有一台特殊的「翻譯機器」，把每一個字都轉換成原文的反義詞。這樣，那篇文章就變成我為劉曉波寫的賀詞。
我是一個軟弱的人，那樣一種不能讀書、不能寫作、不能思考的日子，我無法長久地堅持下去。於我而言，只要有書讀，他鄉會比故鄉更親切，地獄也能變成天堂。抵達美國之後第二個月，我開始在維吉尼亞鄉間重建書房，有了更大的房間，有了更漂亮的書桌，更可以從美國、台灣和香港的網路書店自由地訂購好書。我再也不必像在國內時，擔心海外朋友郵寄來的書籍被海關查扣和沒收。我的藏書數量迅速攀升，我用書籍這味靈丹妙藥消滅了許多背井離鄉之人揮之不去的「流亡者的鄉愁」。我的書房是我的王國，我是我的書房的國王。
與一本好書的迎面相遇，如同一段溫馨的友情的開端。在我的藏書中，有不少是作者或出版社的贈書，這是作為寫書人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作為「非賣品」的線裝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就是從香港到台灣，再輾轉到我手上，並被我帶回書房。二○一三年春，我第一次到台南，由國際特赦組織台南小組為我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後，王興中和王昭文兩位學者陪我去一家咖啡館，我看到牆上掛了一幅署名「智海」的李旺陽吊死在坦克上的漫畫，不禁感到好奇：發生在遙遠的中國湖南的這樁人權案件，為何能引起台南民眾的高度關切？
回到美國之後，我在臉書上聯絡到這家咖啡館的老闆、同時也是台南最雅致的舊書店草祭書店老闆的蔡漢忠。蔡先生說，這張漫畫取自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一書，書中的詩歌和漫畫大都出自香港年輕一代社運人士之手。有一小部分書曾在草祭書店展示，現在還剩最後一本，可以留下來送給我。等到二○一四年春，我再次來到台南，特意趕到草祭書店與蔡先生見面，並得到了這本寶貴的書。
本書收錄的這五十本著作中，有兩位作者—許志永和徐曉—是在我逃離中國之後失去自由、成為良心犯的，而且他們都是「二進宮」。這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人權狀況和言論自由狀況的真相，無需再說多餘的廢話...
464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June 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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