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政治逻辑

by 邓野

政治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尤其着眼于结果。也就是说，政治上采取哪种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直接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就事论事。因而，相当典型地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从属于政治。同时，由于政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因此，相关的政治表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地而异”。但是，科学则不同，就性质而论，科学只能着眼于问题本身，只能就事论事，无须顾及其他，也不能从属于其他。一句话，科学是不能随地而异的。这里所说的科学，具体指学术。政治与学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别和范畴，因此，两者在性质上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既然性质不同，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有的时候两者肯定不能统一。关于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口号：其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其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两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之间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尚未经过战场上的决定性较量，却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了变更国家政体并改组政府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革命并不符合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正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与回归。第一辑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工读互助主义与它的化身——工读互助团，兴起于1919年底，1921年以后便逐渐消逝。在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它并不显赫一时，它的存在与影响始终是较为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这一思潮或赞助过这一运动，可以说，他们正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他们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均带有若干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工读互助主义的实践上。同样，对工读互助主义由接受到摒弃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这里。一工读互助主义是五四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以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和摒弃、对新社会向往和追求的结果。王光祈在发起工读互助团时写到：欧战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工读互助主义正是在进步青年要求新生活的急切愿望下，作为一种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的模式，应运而生。工读互助主义是把五四时期一部分现成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加以综合而形成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互助主义。《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的主要著作之一，其理论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克鲁泡特金在方法论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也是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但同达尔文主义和为人所引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克氏认为：“竞争既不是动物界问之规则，也不是人们间之规则”，认为互助互援才是

Paperback

Published October 1,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