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Bajohr

“这种严酷的量刑尺度和动用《民族败类处罚规定》来打击腐败的党干部的做法在1942年之后虽然向群众显示了政府“无情打击”腐败的决心，但绝非真正成功的反腐行动。从下文的内特林和马尔迈斯特的腐败案可以看出，将个别贪官污吏处死的做法只是证明了群众中流传的那句顺口溜：“打死苍蝇，放走老虎。”尽管一些贪腐分子受到严惩，尽管希特勒命令领导干部要生活节俭，纳粹政权在战争的后半期仍然没有办法迫使党的领导人遵纪守法，对同样的犯罪行为仍然像以前那样，使用双重标准。”
― Frank Bajohr,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除了对司法部门施加影响之外，有些纳粹党人还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挠纳粹党官员受到处罚：他们将案件，尤其是腐败案，移交给纳粹党自己的法庭，在党内部处理案件，把普通法庭排除出去。纳粹党内法庭的前身是1933年以前的调查与调解委员会（Uschla），从党支部领导人以上，由具体负责的高级领导人管辖。这些高级领导人有权将主管法官撤职。根据1934年2月纳粹党中央发布的指令，党内法庭的最高职责是维护党及其成员的声誉，并对意见分歧进行调解。正因为此，党内法庭算不得真正的独立司法机关，而是党内机关，它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从政治上利用它。因此，党内法庭的判决是由纳粹党的朋党之交、门阀和小集团结构来决定的，于是被告能够受到什么样的处理，首先取决于他在党的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他是否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统治小集团，以及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的机会主义。 一般来讲，党内法庭对普通法庭的判决只有事后确认和追加功能：由于腐败或其他罪行而被普通法庭判刑的纳粹党人，随后会被送上党内法庭，党内法庭的最终判决一般都是开除党籍。但在某些案例中，普通法庭和党内法庭的判决迥然不同。有的贪官能够完全逃避普通法庭的判决处罚，在党内法庭被无罪开释，或者只是被训斥一顿，就算“处罚”过了。例如，纳粹党县级机关书记兼布洛姆贝格市长维尔纳·坎佩组织了系统性地廉价抛售波兰人财产的活动，还贪污了东欧托管总局的50万帝国马克。但是党中央办公室、帝国总理府、帝国司法部和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一致决定，把此案捂住，于是针对坎佩的诉讼程序就被撤销了。坎佩受到的“处罚”仅仅是被一个党内法庭“警告”一番，并“三年不得担任公职”。但就连这个处罚也没有被真正执行，因为布洛姆贝格市长马上被任命为但泽城的新县级机关书记。”
― Frank Bajohr,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