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方舟 discussion

分享家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8-22讯】 作者：何清涟



每年，中国都有一个胡润富豪榜出笼，而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也要为中国的巨富大贾们排排座次。不过，这些排行都是根据上市公司的资料进行，那些真正潜在深水中的巨鳄，外人很少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今年三月份，澳大利亚一座价值超过两亿澳元的豪宅，被一位中国人以现金买入私人名下。这类新闻，或许才让外界对这些深水鳄略有察觉。本期封面故事谈两岸首富，但华人中的真正首富是谁，恐怕没人知道。只不过，拥有见不得光的巨额财富，缺乏内心安全感，行起事来，比浮在面上的富豪当然就更为怪异。

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年第四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透露一条重要消息：“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 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一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官媒首次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

该文对中国富豪群体的划分并无新意，但在排序上却大有讲究，按照该文的序列，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这组文章有两点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点就是该文终于以官方报导的形式正式承认中国富豪家族当中，“红色家族”成为主要一员（虽然未点明谁是红色家族的成员）。但该文为了淡化富豪群体的政商结合特点，有意将“红色家族”排在最后。如果是按照致富时间先后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财富总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则应该倒过来。对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主要宝藏就是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就是由红色家族垄断的。尽管如此，这条消息还是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大都知道“高干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对这个群体的登龙术都处于耳语状态，没有媒体敢指出这一点。

2001年11月24日，《证券市场周刊》曾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经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时任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儿子李小鹏等人如何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总资本扩张至60亿元。该文发表后，作者马海林为武警部队军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该周刊的主编王波明虽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数次检讨以求过关。从绝不承认“ 红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开门地承认，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


第二点则是公布了“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总体评价如何？”的调查，其中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百分比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百分比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百分比 42.5％）。该文承认：“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查看。我这里想谈的是这组文章涉及到却语焉不详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红色家族”——中国称之为“高干子弟”是如何成为先富起来中的翘楚。

躲在财富神话幕后的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始自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批条子，利用特权经商，包括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在九十年代以前，“国有土地”未进入买卖流程，能够依靠圈地发财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闻，八十年代中国正兴起所谓“建设企业文化”之风，宣传包装是企业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总理之子）还办过广告公司，找人拉广告（类似于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女儿的手段），帮企业出宣传画册，或者是深圳市名优企业介绍，或者是某行业著名企业介绍。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写字楼里租几个房间做办公室，招募一些人跑业务。一般情况下，业务人员亮出公司老板名头，企业大都不计较那广告与画册是否真有宣传效果，立马掏钱。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资印刷公司任总经理，因拥有先进的彩印技术，专门承揽这类印刷生意，我听他谈过哪些人在他公司做过业务。八十年代末，这些特殊人物出面做的宣传画册的价格一般是5万元一张彩页，内容是一张公司图片配上文字介绍，排场一些的公司做个连页。那时高干子弟积累财富的神话，大约是一纸批文倒出了上百万元，一本画册捞了几十万或者更多，垄断某行业的广告费用一年达几百万之类。

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积累财富的神话内容变了，期货（期货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审批，能让企业通过审批就意味印钞票）、土地就成了这个群体上下其手的竞逐财富之地。捞钱的数目自然也就跃升至千万元级。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常会告诉我，某座楼盘是某中央领导的儿子，某块地被某要人的女儿强行要走之类。

那时坊间流传的高干子弟致富神话很多，1989年北京学运起因之一是反腐败，目标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证的文字资料是以中纪委或国务院等中央部办名义下发的禁止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档（属于重叠发文，每年都有），中国国内没有哪家媒体敢染指这类话题。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体对此有关的报导，国内基本见不到。香港杂志上的一些零星介绍，以及那本《中共太子党》，就成了大陆人人争相阅读并传播的秘闻。但鲜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资料，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敢——这里的“不敢”，主要是担心资料不确，是风闻，引用后会引起法律诉讼，一身爬满蚂蚁。所以高干子弟依靠父辈荫庇发财致富的故事，永远躲在中国财富神话的幕后。

这是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前期的情况，因为那一段时期，或是没有互联网，或是互联网初起，国人的英语阅读能力亦有限，因此有关这两代领导人及与他们同代的“红色家族”故事极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领导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人类已经进入网路时代，资讯传播远没有前互联网时代那般好控制，再加上这一代“红色家族”积累财富手段的国际化，封得住国人的嘴却捆不住外媒记者的笔，“红色家族”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并清晰起来。

网路掀掉了中国财富舞台上的幕布

网上一份中共太子党名单流传已有多年，时常更新。我未查核过全部人员，但其中第三、四代领导人子女的任职情况倒是完全与国内媒体报导相符，剔除掉从政从军者，大概最有名的几位红色财阀是这几位：

江绵恒（江泽民之子），上海网通董事长。该公司承揽了中国大陆沿海15个省市铺设光纤及开办网路电话的服务，其势力直逼中国电信业霸王“中国电信”。据〈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
To the money born，《金融时报》3月29日）报导，现在，江绵恒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在营运上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李小鹏（李鹏之子），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李小琳（李鹏之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朱燕来（朱镕基之女），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

当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经商一事，则从BBC一些报导中可见雪泥鸿爪：2006年12月12日，胡锦涛儿子任董事长的“威视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 Co.）赢得民航总局的液态物品检测仪器的钜额合约，合约范围将包括全国所有机场。不过，中国民航总局强调，虽然“威视”是有“背景”，但他们是基于“威视”仪器的技术表现来决定合约归属，绝不会“以人民的生命安全来开玩笑”。三年以后即2009年7月，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与纳米比亚政府签署的一份价值3,400万英镑（约3.8亿元人民币）的合同而受到该国反贪委员会的调查。胡海峰与纳米比亚因此也成为中宣部在中国大陆要过滤的网路敏感辞汇。胡海峰的最新职务是以清华副秘书长头衔专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正厅级别。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主要从事私募基金。2010年1月25日路透社披露新天域准备募集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投资准备上市的大陆企业以后，神秘的新天域公司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笔基金，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尽管1月26日的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导》针对路透社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导中引述新天域公司发言人称，路透社的“报导是有问题的”。但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将这些太子党称之为中国金融行业的 “红小兵”。该文披露：新天域资本是私募基金当中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该文作者认为新天域公司“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该记者通过业内人士了解到，“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这位记者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透露的内幕消息。该报导披露：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这两个人就是江绵恒与朱云来。“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 “老一辈”太子党。

该篇报导还列举了一些如今在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李瑞环的两个儿子李振智（George Li）与李振福（Jeffrey Li），李长春之女李彤（Li Tong）、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上述这些太子党是否进了〈中国新富家族〉一文里所提到的一万名亦或是一万名中的前3,000名巨富之内，人民论坛的文章没有披露。但他们的特点完全符合〈中国新富家族〉一文所描述的“红色家族”新富豪的特征。我记得当年朱镕基总理曾向媒体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人们将来评价他的时候，承认他是个“清官”就很知足了。现在看来，由于“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主体这一事实，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

“红色家族”成为富豪主体的中国特色

“红色家族”的存在是否合理？这得要看用何种价值观看待这问题。

太子党们依仗父辈获得了成功，这一事实铁板钉钉无可否认。对此，公众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依靠裙带关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对这种评价，太子党们感到很委屈，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为此，荣登中国电力界“一姐”宝座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居然藉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她完全是靠个人的才能与努力才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环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衔着银匙出身的人”注定了其人生起跑线与别人不一样，比如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教育，比平民子弟见多识广，可以有家世背景带来的社会关系，无论经商从政都比较容易获得机会，如此等等。但西方社会因为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 ——即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社会变迁，早已形成强调机会均等的文化价值观。财产传承上通过遗产税调节，使富裕者后代不能再依靠食利而生活；在获取公共职务与掌管公共资源的机会时，不管出身于哪一名门的世家子弟，都得尊重程序（程序正义），与其他阶层的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比如有家世优势的小布什要当总统，必须经历过程完全公开的竞选，必须说服选民自觉投票。那总统职位绝非他的父亲老布什可以隔代指定并私相授受。

但奉行权力至上的亚洲价值观的国家则很不相同。在亚洲，那些民主化程度越低的国家，太子党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扩张就越没有边界，挤占公共资源的过程与方式也越不透明。比如印尼的苏加诺家族，还有当年的菲律宾马科斯家族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国一度奉为楷模的新加坡，李光耀家族继承权力与财富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比之当年的印尼与菲律宾，太子党的张狂稍微收敛一些。在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其政治虽然具有家族传承这一特点，但权力的获得也必须通过竞选这一公开的政治过程。只有在中国，民众既无法知晓这些太子党的权力如何获得，更不知道他们开办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特许经营权。比如私募基金在中国，绝对不对民营资本开放。如果有谁从民间募集资金，肯定被政府认为扰乱金融秩序，难免牢狱之灾。当年河北省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就是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说白了，中国人从来没有美国人那般眼福，根本看不到太子党与人竞赛，只能隔雾看花般地看到太子党们拿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巨大奖牌”——钜额财富。

正因为机会不均等，过程不透明，所以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Ramond Fisman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Edward Miguel将他们称之为“经济匪徒”。这两位学者专门研究当今世界的独裁国家里发生的那些有关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并用经济学的方法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场“估价”。这些故事被作者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经济匪徒》（Economic Gangsters）。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中共太子党，有能力与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让国内同胞们一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