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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佩服那些可以为四五个政权服务的人，他们是怎么熬过这个黑暗时代的，我很想知道。

「嚴華、夷之防，重文、武之別，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讓受敎育、講道理的讀書人，為社會之中堅，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徑。」为除弊而回归保守，这是对的吗？

藩镇的设置如同今日缅甸的民地武，寡土多民，生活不稳。

唐朝都护府的设置，私以为是今天内蒙外蒙、南疆北疆分野的开始。唐初国家疆域广大，边疆管理能力有限，然钱老将之归结为民族意识缺失不注重民族文化教育，则有歧视之嫌疑。

科举高中还要等候发配，八九个人竞争一个职位，给任人唯亲以巨大空间；人事成本膨胀到冗杂的程度，部门繁多又裁不动编制。后之视昔，昔如今也。

实行两税法，用交钱替代实物，给了操纵货币以空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税负又开始加重。

制度改革的成败，可以从政府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民众的角度看，还可以从社会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例如从租庸调向两税制的转变，轻徭薄赋的精神丧失固然可惜，但制度本身确实无法适应人口流动、财政稳定、商品经济发展和军队职业化，那就要改。统揽中国古代史，税制一直有革新、军队职业化也在推进、编户齐民倒是至今才有勉强松动。

论证西方在诸多不便下被迫行代议制以论证唐制之优越，只能说这是盲目自信。

隋朝国库充盈，好大喜功而速亡，跟秦朝的速亡走的不是同一个道路。

佛學在北周滅佛後南渡，政治介入減少，更加出世。

十六國時期因佛教同為西方而來而推崇之，遼金元清亦如此，有理。佛教盛行至影響國計民生，滅佛實乃必然。

佛教漢時傳入中國，盛於魏晉南北朝，到舍巨資人力投入之程度，宛如中世紀教會盛行之時。錢老論佛教在積極面與儒家近似（重視社會、群體），消極面與道家近似（涅槃、個人修為），有理。至於佛教依自力、主救世則略牽強，倒是與基督教的某些觀點相似，只是不搞個人崇拜。

東晉士族信道佛怎麼能如此滑稽，平時不務正業追求永生閒適，緊急時刻則求神拜佛，說是與自然為一體，實則看不見自然只看見私心。

東漢是個面對精神危機的時代，士大夫受外戚宦官打壓政治理想不彰，只好走向虛無，先是方術後是清談再後是道佛。民眾面對連年天災，求平安，為神秘主義提供了市場。原本強調政治的陰陽家和強調個人修為的道家，也向下遷就，走向平民百姓。甚至儒家也要妥協走向家教，仁義一時式微。

論大一統政府腐壞是由於儒家理想未能發揮極致，謬哉！恰恰是當時儒家思想執行的過於徹底，仍行井田封建一套，無視人性社情變遷，雖至崩壞。今文學派過於倚重讖緯，使得方術被視為當時的學術，走向歧路。東漢兩大危機，王綱不彰乃君主制發展必經階段（宮廷政治），天的信仰喪失則是天災頻繁下的必然。

論儒道陰陽同源，皆來自上古宗教儀式，似乎史官源自上古祭祀紀錄者，有異曲同工之妙。論三教分野，道家陰陽走向個人、享樂、感性；儒家走向社會、自我約束、理性（仁/義/性是思想，道/禮是手段，天/命是目標），頗有柏拉圖與伊比鳩魯之分別。儒家借讖緯改造自身，成為秦漢主流的宗教。

錢老論儒家的仁有平等思想，實賴個人因信稱義。墨家有現代左翼思想色彩。道家重視個人但也有分別，楊朱“貴生”說重視個體生命，也許是人文主義的先聲，奈何曇花一現。

論鄒衍學說出自孟子，感覺有牽強附會之虞。儒家與道家均有借鑑陰陽家的地方，儒家今文學派借鑑五德終始說，論統治合法性；道家借五行相生說，生發“神仙”“得道”之法，演化成道教。

論先秦至南北朝的宗教，是最能彰顯錢老學術功力的一章。錢老言古宗教論天、天子與人的關係，儒家論天、群體與人的關係，道家論天與個人的關係，墨家論天與群體的關係。天人關係，古人就在思考。戰國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的天文發現，推動陰陽家五行學說的產生，妙。

北朝的均田府兵，稅負下降（個人餘量增加以致出現社會福利性質的義倉）、職業軍人出現（取代勞役不再稱為屈辱），印證了“富國強兵”和“倉廩實而知禮節”，制度得到了更新換代。

西漢至西晉，人口銳減90%，觸目驚心。社會衰敗下，農民稅負加重、士兵沒工資地位低，以至於土斷這類看似人畜無害實則徵兵加稅的戶籍政策，也能在東晉社會引發劇烈動盪。開發江南，放鬆工商管制興漕運，真的能算南朝少有的經濟成就了。

不可思議，東晉一百多年無學校教育，選官全憑名教，幸虧無社交媒體，毀人名聲還不至於太容易。南北朝的門第有微妙的不同，南朝是官員選拔制度和經濟制度（決定佔地名額），涉及極少數人；北朝是對全體民眾的分級，試圖取代胡漢之別，重建新的中華，不得不說孝文帝過於高明。

孝文帝激進的漢化改革，看似胡人主動吸收先進文明，我看是遊牧部落進入農耕社會後的主動適應。（捨本族文化擇他文化統治，新加坡亦是。）不看北齊混亂的宮廷看到其在地方大量任用士人和制定齊律的進步意義，是走出“帝王家事”敘事，結合北周的府兵制雛形，為後來的隋唐社會制度奠基。

門第借九品中正制實現世襲富貴，名聲換官位，官位換聲名，聲名換土地財富，久了自然不思進取。能挑戰他們的，也只有武裝割據的將門（桓氏、劉氏）。然制度不變，皇帝統治不得不依賴門第名聲，門第安於現狀，侯景之亂只是最後一擊。由此看，家教名教清談只是邊角。

說五胡有蠻性，是自所謂中華視角的俯視視角。

凭什么让门阀支持北伐忠心中央？本来当政门阀多是侨居，在江南无根基，自然担忧北伐不成家破人亡。而且南渡初期人心不稳，政变频繁，也不敢贸然支持北伐。钱老抨击是出于东晋是正朔，然而正朔自古就不是汉人恒统治（北魏、元、清皆如此）。

重走一遍秦汉老路，复活封建制，外戚擅权地方割据死灰复燃。

將東漢的衰落理解為正向理念的缺失，過於唯心。君主若自身實力不強，走向外戚宦官擅權也是必然，官員受打壓社會理想不彰，只好重名教修武功割據一方。看似社會衰落，實則君主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只是在亂世生存，禮法不彰，走向“法治”抑或老莊，也只是求自保。

漢與西域關係是浮動的，尤其是在東漢，國勢強則依附之弱則敵對之，依附也是聲稱歸順仍保持獨立。至於關中衰敗導致御外敵不力，如何解釋中唐後圖博侵略，只能視之為一種假說。

西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士人借經典的解釋權擴大影響力，同學師生借察舉制互相推薦結黨，形成西漢豪強或東漢門第，如同特權階級。錢老說東漢士人風氣過分看重道德且偏重小家輕視社會國家，深以為然。不過仍可爭辯的是，歐陽歙貪數千萬錢上千門徒仍求情之，道德我想只是求官的敲門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