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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回北京时，几乎认不出它来。那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童年时初见的首都，那时候外衣单薄的男人们三五成群，站在寒风里抽烟，而自行车潮似乎随时要把我卷走；也不是九十年代的那座城市，那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扬声喇叭里，流淌着Kenny G的音乐；更不是胡锦涛时代的北京，彼时三里屯泛绿的天空下，有喝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而酒店的宴会厅里，有西方教授们举办的法律研讨会。这座城市昔日的模样仿佛都被抹除，挡风被下轰鸣的摩托车引擎声也被特斯拉和比亚迪的静音所替代。这次我走向人民大会堂时，一名警卫对我笑笑，好像在问：你还来这里做什么呢？

北京剧作家陈思安驾驶着她的雪佛兰，疾驰在三环路上。她跟我说起中国文学界面临的新一轮冲击：“传统的出版平台已经失效了，一部分有深度的媒体也被关停，”她说，“真正的读者已经不多了。”今年早些时候，她的一部戏没能通过审批。剧院推测，是因为剧情涉及了疫情元素。“这像是个游戏，他们不会明确告诉你哪里是禁忌，但你自己得慢慢摸索出来。”她说，“一开始我们在疫情期间遥遥领先，而现在疫情根本没发生过。”我们在路边停下，买了杯豆汁——那是一种发酵的绿豆饮料——我问她，既然有那么多海外的邀请，为什么还选择留在北京。“用中文写作，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感受这里的一切好与坏，这才是我的艺术所在。”

曾经，当中国作家被问起外国文学时，言必称赞福克纳。这次我在北京见到了张悦然和双雪涛，晚餐席间，对着满桌的云南美食，也能切实感受到中国与国际文学潮流的紧密联结。他们熟稔地谈起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约翰·契弗、希拉·赫蒂、约书亚·科恩、哈维尔·马里亚斯和J.M.库切。本期刊登的张悦然作品《阿拉伯婆婆纳》颇有几分波拉尼奥的神韵，这也表明，中国文学的融合路径常常绕开了英语世界的中转。当代中国的文学消费多在手机屏幕上，读者在豆瓣上讨论作品，网络小说更是产量惊人。这个文学世界显得无比开阔，同时又无比狭小。交谈间，张悦然能在微信上瞬间联系上我提到的每一位中国作家，并写下我仍需阅读的作家名单。

中国文学最显著的振兴来自东北。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家，双雪涛告诉我，他对写作的热爱，源于试图描摹那些在老家沈阳工业衰退过程里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物。他尤其钟情于那些失败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失败者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这些作品中充满了考运不济的落榜生、心存疑虑的革命者、心灰意冷的官僚、颜面尽失的丈夫、一无所有的女人、倒霉的混混、失意的劳工，以及一事无成的废人。从鲁迅笔下“精神胜利”的流民阿Q，到钱钟书刻画的拿假文凭的方鸿渐，再到余华《活着》里那个打老婆、赌破产的福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型人物，与主流影视作品里红光满面、斗志昂扬的英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里的人物满腔愤懑，他们向这门语言本身复仇，用毁灭性的话语将其肢解重塑。他们讽刺敌人，也讽刺自己，仿佛无奈地认同了相互倾轧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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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上有哪一个国家是由文学作者塑造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一群中国知识分子认定，这个国家的文化也亟需一次彻底的变革。他们确信，辛亥革命的失败，正是因为过于依赖空洞的宪法和枯燥的权利宣言，却未能触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借由《新青年》杂志，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看似无关紧要的主张：推广白话文、争取妇女权利、批判儒家思想、消除迷信、推崇科学。他们通过短文、诗歌和小说，构建了一个未来社会——农民可以识字读书，阶级制度被打破。他们幻想着推翻父权大家长，打倒地主。数年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即便是斯大林熬夜修改诗歌的苏联，也没有如此专注的文学氛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比如《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图书管理员李大钊，以及小说家兼上海社会纪实作家茅盾。

毛泽东本人也是位不错的诗人，他主张，未来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然而，随着四十年代简朴文风的推广，政治方针也进一步收紧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空间。张爱玲这样伟大的作家离开了中国。钱钟书——中国的“伊夫林·沃”——被派去修编毛泽东文集，后又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成了清洁工。随着识字率激增，西方文学愈发难得。1949年至1966年期间，每年仅出版八部小说，而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低。中国成为了仅推崇一本书的国家，那就是毛泽东的小红书。

七十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也打开了外国文学的口子。那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和文章里，作家们反复描写着他们首次触及这些宝贵资源时的兴奋。中国的印刷厂随心所欲地印刷各种廉价的外文作品，北京的地摊铺满了这样的外国文学。中国的编辑们喜欢讲的故事之一就是：1992年，中国之所以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震惊地发现，市面上居然有那么多盗版的《百年孤独》在售。在1985年的小说《树王》中，阿城讽刺了这种文学狂热：下乡知青一路拖着一箱珍贵的书籍，结果竟是出于执念带上的毛泽东文集。

在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后，邓小平最初并未阻止“伤痕文学”在七十年代末的兴起。这一文学潮流得名于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伤痕》，该小说一夜之间写成，后张贴在复旦大学的墙报上。故事讲述了一个女青年，为了与小资产阶级的母亲划清界限，在文革期间离家九年，平反后回家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林培瑞等一部分西方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对毛泽东主义极端行为的反思始终不足，只有台湾作家陈若曦是个例外。然而，新一代中国作家并不热衷于成为下一个索尔仁尼琴。西方自由派要求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当年毛泽东主义对“纯洁性”的追求太过相似。伤痕文学往往重复着扁平化的悲剧和苦难叙事，很难升华到文学的高度。余华曾说，他开始写小说，就是出于对这种文字的厌恶。

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则大相径庭。韩少功和阿城意识到中国文化中渐渐渗入了某种虚无主义，并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期间，无论是顺应还是反对以西方道路推进现代化，都忽视了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尽管鲁迅曾建议中国作家只读外国书籍，并通过“硬译”引入外文语法，现在却正应反其道而行之：主动与西方文学隔绝。例如莫言和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从古老的农民习俗、地方传说与知识、甚至是老旧的菜谱中挖掘素材，摸索那些在中国急速工业化进程里被践踏和忽略的故事。他们为自己的作品难以翻译而自豪。虽然西方经典无法被忽略，但可以加以改造。文革期间，阿城在靠近老挝边境一个没有供电的农场工作时，曾给同伴们讲述《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并将其改编为中式人物和风俗进行演绎。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内容。“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他表明，“（还应该）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不过，相比1942年，文学不再那么紧要。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曾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中国文学已经式微，成为与其他行业无异的小众市场。这未必是坏事。几十年来，西方出版商把中国文学看作一方鲤鱼池，从中挑选出中国的哈维尔和昆德拉。然而，当作家们摆脱了为人民发声的内部压力和成为异见典范的外部压力后，中文小说和诗歌便有了更丰沃的创作土壤。尽管习近平领导下的审查制度日益严格，但多数中文创作还是保持着相对自由。它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外界更紧密地相连，不再背负展现地方特色或重复老套叙事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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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将中国视为共同的威胁之际，本期《格兰塔》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文学文化。近年来，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专家们几乎都默认要发表一本批判中国的专著。从《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这样的标题就能看出，他们的论点十分明了：中国意图消除全球民主制度，并推行一种威权统治。但这与其说是对中国的分析，不如说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的投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今所有主要大国中，中国是最早主动退出地缘政治舞台、收回其“世界历史使命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就决意给那些以他名义在非洲、亚洲乃至更远地区扩张农民革命的共产主义势力降温。1971年，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周恩来甚至提供资金给斯里兰卡，协助镇压一场当地的毛派起义。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出兵越南、意图扶持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时遇挫。换言之，中国早在苏联解体前二十年，就已经不再输出乌托邦的思想。时至今日，仅剩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依然相信，其体制应该被全人类效仿，尽管这一信念已经不如往日坚定。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一度相信，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的精英们正通过压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换取全球秩序的稳定。所谓的“反恐战争”就是各国协调最紧密的时刻，这些国家在互相默许下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精准的打击：美国和欧洲在中东和非洲；俄罗斯在车臣；中国则在新疆。全球化的承诺逐渐加剧了国内的分裂，各地民众对全球高层间的互利共荣爆发了抗议，新旧势力轮番登场。重庆一位颇具魅力的中共官员薄熙来看到了这个机会，把民众的不满转化成一场新民粹主义与复古毛泽东主义的政治表演，挑战北京主流的亲西方共识。薄熙来失败了，但习近平似乎从中吸取了教训。习近平执政以来，共产党对以繁荣为名而滋生的严重不平等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更倾向于以压制手段来维护其意识形态。借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中共强力反制商业阶层、大举肃清腐败官员、收紧媒体舆论控制，甚至叫停了被视为不平等推手的英语教培行业。

2022年，美国政府正在庆祝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投资——计划在十年内投入3690亿美元——而中国，仅在当年一年，就投入了546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尽管其在资源开采地区的表现仍然有待商榷。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政府力图保留回旋的余地。它给俄罗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使其在乌克兰取得进展，同时又担心美国和北约把这场战争当作包围中国的预演。在巴勒斯坦的屠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方面称武装斗争是对压迫者的“正当”回应，另一方面又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着活跃的间谍技术交易。在很多方面，正是因为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鲜有意识形态色彩，才得以专注于国内的意识形态，尽管社会主义理想时有偏离，也常与政策相悖，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在上海，人们能明显感受到当下习近平时代的一些矛盾张力。这座城市正逐步恢复其国际大都会的地位。各色人等齐聚一堂，有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还有索尔仁尼琴之子叶尔莫莱，他现在为麦肯锡工作。在法租界的一栋洋房里，我拜访了一位所谓的“中国红色资本家”，这位媒体大亨与政府关系密切，经常在西方媒体上为中国辩护。洋房外墙上涂抹着文革口号，花园里有孔雀悠然踱步。这位红色巨头带着一种轻松愉快的优越感迎接了我。他问：“要是民粹派再进白宫，你们美国的寡头集团打算怎么办？”又说：“中国留学生去了一趟美国，反而更亲中了，这对你们可不妙啊。”他接着调侃：“当年奥巴马在写《无畏的希望》，习近平正忙着写林业管理调研报告！你说是谁赢了？”

第二天，我去附近的另一栋洋房走访了当地的作家协会。走廊这头，青年文学杂志《萌芽》的编辑们正为新一期的筹备忙得不亦乐乎；走廊那头，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季刊——《收获》——的编辑们瘫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神情疲惫、目光涣散。后来，我和上海作家盛韵到外滩散步，我们去了几家书店。在一家巨大而空旷的书店里，她对我说：“这里是中国版Instagram的打卡圣地。”店里的书大都摆在触不可及的高度。我走进一间满是红白封面的房间，她说：“这里是党刊专区，那边是基辛格专区。”我问她：“要是我们把《格兰塔》中国特刊包装成一本党刊，有可能上架吗？”“你想得美。”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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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格兰塔》，若要选用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乃至全球各地华人写下的引人注目的中文小说和报道填满整本杂志，本是轻而易举。长久以来，美国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仍然由一些流亡作家主导，如哈金和李翊云，他们现下都已转用英语创作。但中国大陆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它独特的文学风格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余华依然是当今中国文坛最具游戏精神与风格多样性的作家之一，本期刊载了他的《明天就出来》，聚焦于“作者身份”、嫉妒与文学抱负的复杂张力。我们把莫言与阎连科并置，展现出毛泽东时代在两位作者笔下截然不同的书写路径：在莫言的作品《左镰》中——他坦言自己总忍不住描写铁匠——1960年代是一段英雄主义与阳刚气质并存的时代，代表着中国在互联网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堕落与女性化”之前的独立自主；而在阎连科的小说《黑猪毛，白猪毛》里，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荒诞：一个年轻人原本希望替撞死人的镇长蹲监，以换取某种社交资本，却连这个机会也被剥夺，最终陷入绝望。舞台剧与影视编剧邹静之的片段式叙述，则将那个年代的阴翳与亢奋紧紧编织在一起。

当代书写中，王占黑的《再会，东方之桥》引领我们一探网络博主的世界；钱佳楠的小说《食人鱼》则以中国科幻文学的超现实笔触，描述了一座中国城市及其面临的一次神秘异常的城市危机。双雪涛，这位擅长捕捉中国历史与现实错位感的大师——他曾经塑造过一位不知文革为何物的角色——此次在《猎人》中讲述了一位“五线演员”为扮演一名职业杀手而逐渐迷失自我的故事。班宇的《肃杀》展现了那些生不逢时的男人们疲于奔命的日常，而杨知寒那篇关于逝去青春的动人小说《海山游泳馆》中，泳池成了友情的坟墓。这三位作家都是“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也是《格兰塔》本期力图呈现的文学现象。正如吴琦在访谈中所说：“他们写作中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精确捕捉了那种当代社会弥漫的那种失落却无奈的情感结构，无论对于个体、家庭还是国家——都是在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器中才能体验到的失重感。而这种失重症，在当今中国，尤为严重。”

本期的线上版本还收录了王安忆、残雪、薛为、曹寇与陈思安的作品。很遗憾，我们未能联系到曾希望收录的中国大陆境内的维吾尔族诗人，故无法得到他们作品的授权，这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在压制该地域文化表达上的高效（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正如吴琦在采访中指出，这期中国文学专刊还是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特别是没能观照到粤语地区日渐蓬勃的文学创作，比如林棹这样的作家。我们欢迎这样的批评，只希望说明：即便在中国的文化潮流上略显滞后，我们已在竭力缩短这种文化时差。

翻译是这期杂志筹备过程中最主要的挑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译介掌握在极少数英语译者手中，其中一些人相较于阐明揭示，更多的是遮掩了中国文学的现实。幸而有纸托邦这类组织的支持，以及像程异这样出色的译者鼎力相助，我们才能一路追寻那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中文小说在时间结构上自有迥异之处——它并非以冷酷的线性推进，过去也可以反扑当下——而这只是我们译者所面对的其中一个哲学挑战。最终的成果表明：中国文学翻译的好时光，正在到来。

在《皮村》一文中，记者张含带我们走进北京郊区的一个村落，那里聚集了一群外来务工的写作者，通过书写自己的生活来寻找意义。小海就是其中一员，他以炽热的笔触记录了自己九十年代在南方沿海的经济热潮中辗转各个工厂的经历。他精准地写下一幕幕火热的生活切片，交由读者检视。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国家就宣称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而今讽刺的是，党曾经的愿景成了真，它却对这些成果嗤之以鼻。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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