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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三期
风调雨顺的三年：59～61气象水文考
　　　　　　　　　　　　　金　辉

　　　　　　　　　　　　　　　　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
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
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
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
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
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
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40...

不知道多少万年之前，中国人的始祖在黄河流域遂渐定居下来，他们像太阳的辐射线一样，发出无限光芒。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汉民族这样一个血统文化单一的民族，能够维持这么长久的活力，一直到纪元第八世纪。

第八世纪，是中国人的转捩点，唐王朝政府正以无比雄厚的威力，派出庞大兵团，向首都长安西北，航空距离三千五百公里外的中亚细进发，第一个目标就是塔什干城。

塔什干城，史书上称为「石国」，一个富庶、和平、友善的国家，将近两千年之久没有战争。当他们的国王尤金斯听到中国友谊的手正向他们伸出时，他充满了兴奋。因为，祖宗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中，曾经说过：遥远东方有个中国，是一个万人尊敬的礼义之邦，仁爱、忠孝、信义、爱好和平，闻名于世，是塔什干城人民响往的流奶与蜜之地。

尤金斯国王命全国休假三天，作一次彻底清扫，然后分别制造花车，酿造美酒，他们将为世界上最文明国家的武装部队，举行一次嘉年华会，和一次通宵达旦的狂欢舞会，表示由衷的尊敬。全城最美丽的女郎将在舞会上出现，玛琳娜皇后将作中国友谊之军总司令官高仙芝将军的舞伴。高仙芝将军的英勇事迹流传国际，塔什干城人民都以能瞻仰这位盖世英雄为荣。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五○年。

斥候官不断的报告中国友谊之军遂渐接近的消息，塔什干城的欢乐气氛，已如火如荼，鼓声和号角，交杂著唢呐，和中亚细亚特有的胡笳，声满四野。然而，没有人知道一个空前的大悲剧就要发生。

高仙芝将军接受的训令是：一直向西挺进，重开七百年前的丝路，把中国国土，以及中国儒家学派圣人的教化，推展到地中海，但是，高芝仙将军庄严的面具下，想到的却是塔什干城的财富和美女。一份呈送到他桌上的资料，报告他说：「元帅，你如果得到塔什干城的财富和美女，就等于征服全世界，你荣耀的大旗，将从塔什干城一路插到你的故乡朝鲜半岛。

所以，当高仙芝将军接受尤金斯国王使节晋见，发现尤金斯国王的虔敬心意时，十分吃惊，如果高仙芝将军有人性的话，他会为自己的卑鄙念头，感到惭愧，但高仙芝将军利欲薰心，因之他的反应却是暗中嗤笑：塔什干城君臣人民，竟是一群白痴。

中国远征兵团士卒在游行花车两侧夹队进城，驰入预先准备好的营房，并且立即参与欢宴。高仙芝将军则被迎接到金銮宝殿，晋见尤金斯国王和玛琳娜皇后。在中国皇后永远封闭在深宫之中，从来不跟世人见面，玛琳娜皇后的出现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震撼，但震撼力最大的还是她高贵气质和绝世美丽。高仙芝将军眼睛忽然一亮，如同看到一颗明珠，以至在整个宴会上他贪婪的眼睛一直盯住她，在她身上燃烧欲火。

「大帅」他的副司令官封常清提醒他，「你应该跟国王谈话，一个来自上国的将军不应该只看皇后。」

高仙芝将军回答说：「我的军队可以弥补我的失礼。」

但是，高仙芝将军仍然站起来向尤金斯国王举杯致词：保证中塔两国友谊万古常青，保证中国誓死遵守盟约──假如尤金斯国王愿跟中国结盟的话，中国将永远尊重尤金斯国主权独立，永不干涉塔什干城的内政，直到海枯石烂。尤金斯国王显然忽略了高仙芝将军对玛琳娜皇后的表情，因而诚心诚意的跟中国签订盟约，他跟高仙芝将军同时把牲畜的血涂到嘴唇上，全城人民为万世和平欢呼祝贺。

傍晚，狂欢舞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进行，高仙芝将军拥抱柔若无骨的玛琳娜皇后起舞，一种欲望在高仙芝将军血液里沸腾，他几乎不能等待，但碍于将军的威仪，所以他计划把美丽的皇后留到深夜；除了美丽的皇后，他耳旁还不断听到叮当作响的金币声音；而恒罗斯城──二十世纪的奥立阿塔，就在更远的西方向他招手。根据间谍的报告说：恒罗斯城已向黑衣大食帝国求救，希望高仙芝将军迅速赶往，要在大食军抵达之前，夺取那个当时西方最大的城池。一种万事顺畅，胜利在握的骄狂，化做踌躇志盈，对自己十分满意的笑容，然后，刹那间，高仙芝将军下令结束舞会，但他不准玛琳娜皇后离开，他紧握著玛琳娜皇后的手，一面向尤金斯国王致谢他的招待，一面提出要求：

「陛下，」高仙芝将军微微一鞠躬，「为了贯彻打击恶魔行动的全盘胜利，和中塔两国永恒友谊，从现在开始，皇后暂时归我保护，贵国所有女子也暂时归时归我的部属保护，男人编入我们的战斗序列；因为我们绝不充许感情的包袱妨害我们伟大神圣事业的完成，所以对你们所有的儿童，我们将作更妥善的安排，好把绊脚石化成前进的动力。等到胜利之后，我保证，我们会第一优先考虑使塔什干复国。谢谢你的合作！」

纵是一个霹雳打到脚下，也不会使尤金斯国王如此震惊，他手中的酒杯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敲碎了天真善良的心，但也敲出一声丧钟，尤金斯国王还没有来得及申诉，高仙芝将军已经认定跌碎酒杯显然是发出反抗的信号。他说：

「我遗憾你使用暴力，遗憾你破坏刚刚缔结、墨迹未乾的盟约，你会看到你吞下承诺的后果。」

于是，高仙芝将军下令屠城。

纵然是魔鬼，都不能相信情势会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可是，史书上却如此记载。先从舞会下手的中国远征兵团士卒，对刚才还向他们献花，接受他们拥抱的年轻女子，发动突击；一般血腥风暴涌到街头，涌到每一个温暖的家庭，全城一片哭号，男人身首异处，儿童被抛到半空，然后用矛尖承接。措手不及的尤金斯跪在高仙芝将军面前恳求：他愿投降，他愿接受任何亡国条件，他愿用一死保证执行这些条件，只求停止对儿童的杀戮。高仙芝将军一脚把尤金斯国王踢倒，卫士们一涌而上，举起钢刀，玛琳娜皇后惊恐的扑上去保护她的丈夫，但被高仙芝将军猛烈的拖开，吩咐卫士：

「逮捕国王，不要杀他，我要带他到长安献俘。把皇后送到大营，如果她有一根头发受到伤害，你们就死。」

惊恐战悚和悲痛眼泪齐涌的玛琳娜皇后，在士兵挟持下，登上软轿，她为暂时保住性命的丈夫松一口气，但是当她穿过刚才还是载歌载舞的街道时，却目睹血腥扑鼻，满地都是儿童的尸体，或奋起格斗而被杀戮的塔什干人残骸，以及将死的人的凄厉呻吟。远处，就是被集中在一起的全城妇女，她们还穿著嘉年华会多采多姿的舞衣，现在却陷于绝望的哀声呼号。玛琳娜皇后收起眼泪，她发现除了接受恶魔高仙芝将军的蹂躏外，她已没有第二个选择。而她的臣民，以及塔什干城，却再也不能复活！突然，一星点儿时的记忆在心底浮出，她来自巴尔喀什湖之北的一个名叫曼克隆的奇异部落，是个以恩怨分明著称的正义之族，祖传一种誓不宽恕的诅咒，玛琳娜皇后善良宽厚的心，从小就反对复仇，因为她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非复不可的仇。

伤心的玛琳娜皇后经过阿洛依寺，那是曼克隆部落为他们出嫁的女儿玛琳娜所建的善恶之神的庙宇，一座印度式的七层宝塔──阿洛依塔，矗立在后院，玛琳娜皇后注视著它，然后，庄严的吩咐卫士：「我要向神灵祈福！」没有人能反抗美丽的皇后的要求，即令她已失去了权势。于是，玛琳娜皇后跨下软轿，奔向阿洛依塔，像闪电一样，她闯进塔门，迅速转身把塔门从内部关闭。

一匹快马奔向皇宫，高仙芝将军正坐金銮宝殿上清点抢劫到手的金银财宝。

「报告大帅，我们阻拦不住，皇后逃进高塔！」

高仙芝将军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支短矛随手掷出，恰恰透穿那个报信的骑兵卫士的前胸，作为他第一个透露恶耗的回报。然后高仙芝将军上马出宫，当他站在阿洛依塔下时，玛琳娜皇后已在塔顶小门出现，高空气流拂动她宽大的衣袖和裙摆，正像一尊女神雕像。

「皇后陛下，」高仙芝将军唤，「请你下来，我保证答应你的要求。」

没有回答，只有一声长啸，发自塔顶的那个女神雕像口中，像镰刀一样，刈平世间所有的声音，只除了她要说的话。她伸展双臂，仰头向天，呼喊：「阿洛依神，听我诅咒！」

「陛下！」高仙芝将军忽然间惊觉到他正面对另一个世界，他那被狂傲和贪欲搅昏了的头脑，稍稍平静，他想起所听说过关于曼克隆族的传说。

「皇后是哪里人？」他问。

副司令官封常清回答：「曼克隆部落！」

「果然，」高仙芝将军下令，「射死她，射死她的有重赏！」

箭如雨下，但都在玛琳娜皇后面前落下，她四周已经形成一个诅咒磁力场。

「我诅咒，」玛琳娜皇后呼喊：

「我诅咒：塔什干城的血一定要中国人偿还，塔什干人受的屈辱、劫难，将原封不动加到中国人身上。我诅咒你们行为粗野、心灵败坏，你们最大的喜悦就是看到自己中国人身遭不幸。你们世代相传的德行徽章，将被践踏在地，用脚踩碎。

「我诅咒：诅咒中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度，化成一个庞大的泥泞沼泽，中国人就深陷这个泥沼之中，扭曲、变形、神智不清。我诅咒你们中国人将一直缅怀过去光荣，但你们被邻国尊重的盛世，从此绝迹。我，曼克隆族的女儿，诅咒你们中国人失神落魄、目光呆滞，会被冷箭射死。温暖的井枯竭，和照的风停止，而你们得不到救赎。

「我诅咒；诅咒你们中国人永不停息的互相杀戮，左手是右手的仇人，右手要砍断左手，你们的怨毒会蔓延到你们民族发源地母河，使它黄沙滚滚，不断的泛滥，但你们的怨毒只会对自己人，在外国人的面前，你们不过一只可怜的虫豸。

「我诅咒：善恶分明的阿洛依神啊，垂听，你要使中国人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犹如白昼和黑夜相反。中国人听不懂什么是天上韶音，而只知道咆哮。我诅咒，你们中国男子无福消受女子的温柔，你们新生的婴儿会被烙上死亡烙印，自家门墙将洒上自己婴儿的血。

「我诅咒，诅咒你们中国人的荣华富贵，像沙漠中的水珠，转眼蒸发；中国人的丰功伟绩，只是一堆沙碛，很快地被自己的脚踏平。阿洛依神啊，你要使苦难紧紧抓住中国人，使他们每走几步都要跌倒，站起来再走，再走几步再次跌倒，永远如此。任由战争、饥馑、天灾、昏庸、贪污、怯懦宰割，你们不懂得呻吟，也不敢呻吟。中国人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像在湍急的溪流，照不见自己的影像。」

高仙芝将军脸色苍白，他紧急集合强弩，那是一种机械性发射的巨弓，可以一次发射十箭，一百架强弩瞄准娇弱的玛琳娜皇后，可是巨箭一进入诅咒磁力场，箭杆就发出火星，而且化成万条火炬，像彗星的尾巴一样，在阿洛依塔两旁，升入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高仙芝将军想到了火，霎时间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下令聚集高达两层楼的木柴，纵火烧塔。

「玛琳娜皇后，」高仙芝将军叫，「你已经疯了，你么做不到。」

「我当然做得到，我们的阿洛依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高仙芝将军下令在烈火上烧油。

「中国人的好运已经结束，」玛琳娜皇后说，「仍活在世上的中国娘亲，将永远哀哭你们儿子的丧生！」

「我不久就西征『恒罗斯国，我的大军将消灭黑衣大食，中国西疆将扩张到地中海，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你的戏法白费唇舌！」

转瞬间窜升的火焰冲破黑暗的天空，像血红巨舌一样，舐到宝塔的顶层屋檐，玛琳娜皇后已被火舌锁住，她知道已经没有时间。

「我诅咒：中国西方边界永远不能越过葱岭，你的大军将在恒罗斯城下惨败，在塔什干城杀人的凶手，将在恒罗斯城下，用血偿还。」

一声巨响，阿洛依塔从中间裂开，而玛琳娜皇后仍在厉声高叫：

「我诅咒：你这个豺狼，高仙芝将军，你将被你效忠的政府斩首，犹如我们被敬爱信任的朋友出卖！」

阿洛依塔崩塌，玛琳娜皇后葬身火窟，中国远征兵团士卒呆在那里，手足失措，鸦雀无声，玛琳娜皇后的诅咒每个人都听得清楚，都认为他们遇到了恶运，这是不祥之兆！高仙芝将军面无表情，沈默的走回大营，他下令全军不准传播，违令的处死。

史书记载，塔什干屠城的第二年（七五一年），高仙芝将军率中国远征兵团及外籍兵团，西进七百里，抵达恒罗斯城；外籍兵团叛变，跟黑衣大食援军，发动夹击，中国远征兵团大败，只剩下数千人，包括高仙芝将军在内，向东方撤退。

当他们撤退到塔什干城时，恐怖抓住残兵败将，恒罗斯城溃败的诅咒应验了，高仙芝将军在已成一堆焦土的阿洛依塔前站定，摆上香火祭品，高仙芝将军跪下，流下哀求的眼，泪他举起香火，询问：

「皇后陛下，你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诅咒，什么时侯可以解除？」

没有回答，高仙芝将军再度焚香，香烟袅袅上升，升到大约当被塔顶的高度，士卒们听到一种似乎来自天际的音，乐彷是玛琳娜皇后的声音，那声音跟当被大不一样，十分柔和安宁：

「它永远不会解除，除非中国人醒悟到自己受到诅咒。」

玛琳娜皇后的声音消失，香烟迅速的四散。一群土狼环绕著城垣哀嚎，这种只有夜晚才出动觅取腐尸狂嚎的野兽，每一声哀嚎都使远征兵团残余士卒打一个冷颤。

玛琳娜皇后诅咒后的第五年，七五五，范阳军区总司令官（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将军叛变，攻击潼关；高仙芝将军奉命前往阻截，宦官边令诚诬陷高仙芝将军谋反，高仙芝将军遂被斩首。

追随高仙芝将军的远征兵团士卒，早已死尽，玛琳娜皇后的诅咒也再没有人记得，更没有人提及。这场历史公案，就这样淹没。

直到今天。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原载一九八七·九·一·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台北《南方杂志》)

http://www.ccmedu.com/bbs16_61770.html
http://topic.csdn.net/t/20010505/11/1...

重读《塔什干屠城》，悼柏杨！

柏杨先生的《塔什干屠城》虽为文学创作，但看看中国千年来的堕落和灾难，那可怕的诅咒无不印验！

可悲的是，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读懂了这种诅咒。

看现在眼前发生的一切，就知道柏杨先生对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感知还没有被多少人接受。

悼柏杨先生，你为促醒国人，尽了你的智与情。

为柏扬先生难过，你与鲁迅与样，所能起到的影响到的极为有限，因为纵有良师，这个民族多数人不太会学好！

大多数没头没脸的国人，还是当年鲁迅笔下的麻木一族，甚至更具暴力性！

当之些人醒来之前，即他们意识到自己受诅咒之前，这个民族的命运不会有多大起色！

“纽伦堡大审讯”中的古典骑士精神

　　韦敬鹏

　　纽伦堡大审讯，针对的是纳粹犯下的罪行。

　　20世纪作为人的总称杀戮最惨重的世纪而载入史册，已是公认的事实。引起生灵涂炭的三大祸源，别离是纳粹、恐惧主义，共产政权。此中，第一者经由纽伦堡大审讯，已经对汗青作出了交代。而后二者，还接续存在。从范围上望，恐惧主义最小，归属“平易近间极度集团”，而别的二者，则是很大，归属国度层面的“社团”。因为范围的差异，天然孕育发生造成的祸害，也不是同1个档次的。

　　从三者的境遇望，经由纽伦堡大审讯，纳粹已经日渐衰落，遭到了应有的惩处；恐惧主义仍阴魂未散，从20世纪跳跃到21世纪，仍一直是列国的严厉打击的对象；而共产政权，老年老是苏联，跟着苏联的解体，这个政权也土崩瓦解，生存的年限是70多年。与苏联的解体前后呈现的东欧巨变，共产政权阵营显现缩小的趋势。国际上，在华盛顿广场，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共产政权遭到灾害者纪念碑，意在祭祀死在这个政权体系体例下的生灵。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个社团的相关口目，也已经或正在面临审讯的判决。现在还剩下的是神州、朝鲜、缅甸、古巴。三大祸源中谁打造以及造成的灾祸最惨重比力望，谜底已经一目明了。

　　3个祸源，纳粹已经被绳之以法，别的两个还在“逍遥法外”。现在就说说已经被绳之以法的吧。纽伦堡大审讯的违景，不想多费口舌了，良多相关资料很容易查阅到。就说说这个审讯，如果以东方人的思维来望，良多不可思议之处值当玩味。

　　首先，启动这个审讯程序，以东方人的目光来望，预计那纯洁是多此一举。德国是战败国，纳粹就是战俘，因为你暴戾恣睢，没说的，该毙的毙，该关的关，哪还过什么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代表人平易近处决你就好了，还弄个法庭开什么审讯会干吗。纵然有了法庭，还不是打败者审讯掉败者，话事权在我这一方，我为刀俎，你为鱼肉，还有什么可辩的，纯洁是多此一举嘛。可是，汗青就对此作出了归答，完全没有依照东方人的思维走，纽伦堡大审讯后，是东京审讯，一切都走了程序。这个程序的结果，主要战俘都遭到了应有惩处。走了程序，获患上的结果就是东方思维先前预想的那个结果，这个时候，东方人可能就会讥笑西方人愚钝了。没依照东方人思维的路线走，获患上的结果是东方人思维当初设想的那个，这个时候，“程序”预计就会被东方人讥笑了。望来，东方人的思维逻辑里，“程序”是“多此一举”。以是说，东方思维逻辑缺少“理性程序”。这个“理性程序”的缺少，事实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这不是本篇着墨的重点，在此就不表了，归忆一下中共治下1个甲子以来的许多重大事务，应该不宝贵出结果。

　　其次，纽伦堡大审讯未卜先知的“有备无患”，预计也是东方人思维里难以理解的。资料预示，纽伦堡大审讯的酝酿，其实早在战役入行患上紧张剧烈阶段时就已经起头有备无患。1941年末，当胜利女神的微笑望起来更倾向于德国人的时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希腊、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法国等八个国在伦敦的逃亡当局就配备布置了专门的联结会议，研讨战后处置战俘一事。

　　战役胜负未见分晓，几个被打患上七零八落危在朝夕的国度，却把心思放在琢磨怎么处置起德国纳粹战俘问题上。这个时候，法国方面，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贝当的“维希当局”，还正在为谁更能代表法兰西人平易近的好处谁在法律上是正统争议不休；而德军攻势上，正挟横扫西北欧之威的兵临英国的护城河英吉利海峡，戈林的空军恰是“伦敦上面的天空的鹰”。

　　以东方人的思维来望，这个“闭门会议”，真可谓是无稽之谈。不外，最后战役的走向，果真是“闭门会议”赢了，未卜先知，望来，社会形态状况一定是邪不压正啊。解读这个未卜先知的“闭门会议”，感触最深的是西方人的那种唐诘诃德式的古典骑士精神。

　　这类精神的详细表示在战役入行历程中，这个有备无患的“闭门会议”一直从未遏制过。

　　1942年1月13日，八国联结会议在英国伦敦圣詹姆斯王宫发表宣言，肯定通过司法手腕处罚战俘。

　　1943年10月20日，美英法中等17国在伦敦成立结合惩治战俘委员会，开始拟定战俘名单。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外洋长在莫斯科会议通过了《有关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义务问题的宣言》。宣言宣布，战俘“将被解归犯罪地点，由她们所曾经毒害的人平易近予以审讯”。宣言正告案犯，“3个盟国一定要追赶她们到海角海角，将她们交付控诉她们的人，必使合理患上以蔓延。”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濒临瓦解，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合理而快速地惩治一切战役案犯的主旨。同年5月，苏美英中四国在旧金山召开的结合国创设会议上，决议于1945年6月22日在伦敦入行会议，共议设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详细事宜。

　　欧战竣事后，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入行会议，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此中包孕设立军事法庭审讯战俘的条目。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当局在伦敦正式缔结了有关控诉以及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俘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配备布置法庭的目的、义务、法庭的职、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白划定。四国据此在德国东南部的纽伦堡构成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俘入行审讯。

　　纽伦堡大审讯已经成为了人的总称文明入程的一座汗青坐标，那次审讯，完成了它自身的汗青义务。推己及人一想，我们有这类古典式的骑士精神吗？我们须要这类古典式的骑士精神吗？在一次次的灾祸发生在我们父辈、我们自身及很可能会传续殃及到后人的这类脱缰疾走态势面前，我们有无这类精神，把个脱缰的野兽关入笼子里的始末如一呢？

　　我们能等到那一天吗？那一天倘使迟迟不到来，预示着什么呢？《塔什干屠城》里的那个千古漫骂吗？

　　抛砖引玉，不久不多说了，特此打住。

http://www.7ems.com/html/5715.html

最近在看一本书《文革受难者》里面更多的是较小人物的记录，可以看看

毛将军是孙子~~~~~~~

毛岸英於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前线被联合国军美军飞机炸死。笔者曾经访问志愿军总部多位工作人员，当年知情者陆续披露毛岸英遇难的一些重要细节。

　　在他逝去前半年，就是一九五○年四月，毛泽东在审定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一条。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共同纲领》确定中国的国体是人民共和国，何来其领导人「万岁」，显然毛泽东已经钦定自己是「万岁爷」了！


　　朝鲜前线「镀金」，张狂极致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按照中国帝制传统，长子是法定的第一承继人，即皇太子。毛岸英先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农村和工厂体验过，前往朝鲜前线镀金期间，把皇太子的张狂发挥到极致。

　　一九五○年十月，毛岸英作为中国志愿军总部的俄文翻译，随同彭德怀司令员出国。当年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时代潮》二○○四年第十九期）

　　原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后潘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将军，在其所著《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中，曾经说到毛岸英：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第三十八军）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著掛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著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著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鐘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於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作战处）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该书第58─59页）

　　「彭总坐著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愿军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这话的潜在意思是，彭总和几位副司令可以而且应该制止他讲话，可以而且应该批评他，但是都没有！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党内军内等级极为森严，就像上引杨迪将军文中说到的，「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

　　而且，这样一个纯粹是志愿军党委召开的高级军事作战会议，当然没有苏方人员参加，也就没有翻译任务，这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发言的资格，连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资格也是没有的。


　　违纪炒蛋炒饭：送命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时任成都军区参谋长的丁甘如将军，在军区将军寓所向笔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前相关情况和毛岸英殉难情况。

　　他说，毛岸英遇难前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傍晚，彭总、邓华、洪学智等总部领导人在驻地附近散步，他们边走边聊，走著走著，邓华副司令员说：这架敌机怎么还在这儿转呢？洪学智副司令员说：转了个把小时了。几位领导人几乎同时说：看样子，我们总部的目标暴露了。

　　散步归来，当晚九时，志愿军党委在彭总主持下开会，紧急部署防空措施，即：布置工兵增挖猫耳洞（防空洞），并加大加固已有猫耳洞；总部所有工作人员凌晨三点起床，吃完早饭后，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四点前全部进入指定的防空地点；同时严格规定，四时后所有住处不许冒烟。

　　这位当年志愿军总部作战处长说：「毛岸英三点起床了，他舀了一漱口杯子饭后，便伏在办公室桌子上睡觉了。从四点到九点多鐘，睡了五个多小时吧。毛岸英醒来后，便就著火炉炒饭吃。」

　　丁甘如接著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间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里记述的过程，确切地说明，没有值班任务的毛岸英，没有遵守总部规定的三点起床后吃饭，四点前进入指定的防空地点，而是伏在办公桌上睡觉，也没有遵守不得冒烟的严格规定。


　　毛岸英炒饭时的细节

　　杨迪将军於二○○四年三月出版的《险难中的共和国领袖与将帅》中再次著文，进一步反映毛岸英炒饭时细节：

　　在我跑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十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有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著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著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著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该书240─241页）

　　成普在回答「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时，这位总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彭总办公室主任断然回应说：「我怎么敢呀」。当然，总部的几位副司令员也不会去取吃这只有十多个的鸡蛋的。然而，毛岸英敢！这正是毛岸英骄横放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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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部队是朝鲜为假想敌准备的一把开山斧，虽然经常因为伪装出问题而行动受阻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就没有放弃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战略意图，在朝鲜国内奉行的“先军政治”也是这个原因。但由于经济问题和连年封锁，朝鲜的军事装备并不先进，最多达到国际6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拥有核武器及战略运载工具前，朝鲜还有秘密“战略武器”，特种部队才是高悬在假想敌韩国头上的一把利斧。


　　世界最大 自成体系


　　朝鲜军队师从前苏联的军队体制，早期注重大兵团作战。在朝鲜战争初期，利用苏联援助的苏制武器曾进行过很典型的装甲突击作战，并在美军介入前取得很大的成功。后来由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北朝鲜军队很快节节败退。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有感于美韩联军的空中及海上优势是自己无法战胜的，因此开始积极准备特种作战，希望利用非常规作战手段抵消对方的装备优势。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朝鲜建立了一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特种部队。据简氏军事的推测，朝鲜特种部队的总人数高达8.8万，占陆军比例的9%，也就是说朝鲜陆军士兵中每100个人中有9个是特种部队。


　　一般人认为特种部队应该是百里挑一的精锐，而朝鲜却是十里挑一。其实这也不能说有问题，因为朝鲜的特种作战理论跟欧美系和苏联系都不太一样。一般而言，欧美系往往把特种部队当作侦查的眼线或敌后的别动队使用，赋予特种部队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比如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典型的活动模式就是在敌后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亲美政治倾向的派系武装力量，然后引导美国空中力量打击塔利班部队，再指挥亲美部族武装力量地面进剿。这种模式对特种部队本人的素质有较高要求，往往除了单兵技术过硬外，还要掌握活动地区的主要语言，熟悉当地民族习惯和地理环境。此外，还会要求相关人员接受过谍报及化妆侦查的训练。


　　前苏联系的特种部队主要以精锐突击兵的模式存在，往往执行前出侦查或对定点目标的破袭任务，因此对单兵技能的要求比较高，且往往携带比较强大的单兵火力。当年苏军特种部队发起对阿富汗总统府的强攻就是典型的敌区硬目标破袭。如果说美军的特种部队类似手术刀，苏军特种部队就类似鱼肠剑。


　　朝鲜与这两个派系都不太一样，完全是一把开山斧。朝鲜的特种作战思想接近于苏联，但往往把特种部队当作强力突击部队使用，甚至在朝鲜本部的想定中，三八线附近的一些硬据点突击也交由特种部队。而大部分国家对于这种前线目标的突袭很少会运用特种部队，往往是装甲步兵的任务。为什么朝鲜在运用特种部队的方法上如此特立独行呢？首先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朝鲜半岛山地较多，大兵团很难展开，装甲部队的应用因此受到了限制。其次由于停战协议的规定，三八线附近设立了非军事区，在三八线附近不得部署重型武器。朝鲜采取的是攻势战略，一旦爆发战争肯定会是攻击方，为了保持突然袭击的优势必须在远程火力进攻的同时发动地面突击，此时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特种部队能够更快地反应，因此将其作为攻坚力量使用也就不足为奇。


　　斗志十足 不善潜伏


　　由于外界对朝鲜情况很难了解，朝鲜这支庞大的特种部队更加神秘非常。外界军事媒体对朝鲜特种部队普遍的印象是装备落后但是战斗意志很强，单兵技能过硬，而对其战斗力如何却众说纷纭，很难有个结论性的评估。虽然真实情况如何不可知，但我们仍可通过朝鲜特种部队的一些战例去分析其作战能力。


　　1968年1月21日，当时，朝鲜派遣了由“124军部队”所属特战敢死队31人，暗中穿越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直扑汉城青瓦台总统府，意图攻入后杀死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行进途中被韩国地方警察识破，进而爆发枪战，朝鲜特工除一人重伤外全数阵亡。从这个战例来看，朝鲜特种部队无论是单兵素质还是战斗意志都不差，但特种作战本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照常理来说，执行这种敌后袭击总统府最可行的计划是派遣特工人员进入首都，然后在己方地下组织的接应下行事，直接武装渗透中途被发现的概率太大。即便是渗透成功刺杀总统最好的地点也并非强攻守卫森严的总统府，而是在其上下班途中袭击车队。朝鲜特种部队之所以选了一个最难以成功的办法和地点下手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说明朝鲜情报机关对韩国首都的渗透并不成功，在韩国境内并无坚实的安全藏身地点，也没有可靠的情报网。想化妆潜伏而后行动根本办不到，只能选择强行攻坚这种最笨的办法。与之类似的战例还发生在1996年，朝鲜利用小型潜艇对韩国进行海上渗透。但是很快被韩国方面发现，枪战后朝鲜特工全军覆没。


　　从这两次著名的朝韩特工战来看，虽然韩国的政治形势远不如朝鲜紧张，但朝鲜对韩国的渗透也不太成功，基本没有培养起很好的地下活动网络，特工人员入境后缺乏当地眼线的支援，也缺乏准确的情报。


　　1997年发生的朝鲜某高官叛逃事件更加可以看出朝鲜特种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1997年2月12日，朝鲜劳动党一高官利用在国外访问之机会，忽然进入某国首都的韩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由于此人系朝鲜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级官员，此事件立刻变成了轰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朝鲜方面自然不甘心让此人顺利离开该国首都前往汉城，马上召集了在某国首都的全部特工人员，一时间该国首都几乎所有的朝鲜冷面馆子都挂上了暂停营业的招牌。平壤方面发出指令，要求特种部队在其离开使馆前往机场途中下手，将其武力劫持回国或者击毙。一时间韩国使馆附近忽然出现了很多陌生人，第三国当然不希望朝鲜特工在其境内玩武装突袭的活动，首先派出装甲车辆包围韩国使馆，避免不愉快事件发生，同时派出安全人员擒拿准备行动的朝鲜007。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该国安全人员看来，朝鲜007实在太好辨认了。不光安全人员能看出来，连附近的记者也能很准确地辨认出谁是007。香港某电视台的女记者就随便拿着麦克风找了个朝鲜007来专访，搞得人家非常不好意思。为什么这么好认呢？看见穿西装配运动鞋的怪异装束男子，尤其是在使馆区附近徘徊流连的抓回去肯定没错，200多名朝鲜007就这样被礼送出境。经过外交斡旋，该朝鲜叛逃高官也最终到达韩国。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几十年来，朝鲜民众与外界几乎毫无接触，因此无论气质还是穿着打扮都很难以融入外国的背景中。即便是与之同文同种的韩国，想要潜伏下来不被发现也很难，更别提日本之类的东亚国家。特种部队作战胜利的最大保障并不在于武器有多先进，单兵的作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作战的突然性。朝鲜特种部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在敌区伪装的能力，因此每次想干点什么都会提前被发现。随着经济实力与外界差距加大，这种情况将会愈发严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强大的朝鲜特种部队，恐怕在实际战斗中未必能发挥出超强的作战能力来。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朝鲜特种部队要想做到在发动进攻前不暴露并不容易，这样以轻步兵攻击敌硬目标的成功概率实在堪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qqsw/q... ]

公判大会、挂牌游街、警笛长鸣,一夜之间,罪犯纷纷落网,如同一场战役；而一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也在风暴中付出沉重代价


　　



　　1985年,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公审公判大会,会后将死刑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这次“严打”没有1983年那么大规模,但延续了“从重从快”的风格。



　　


　　迟志强(右一)与陈冲(左二)等合影。在1983年“严打”中迟志强曾因“流氓罪”获刑四年。


　　


　　东北“二王”的资料照片。



　　

　　2001年,沈阳严打公捕大会,这是自1983年“严打”以来该市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逮捕行动




　　1983年，曾任某法制报纸记者的李勇当时还是湖南邵阳某乡镇的一名中学生。一天，父亲回到家，神色凝重，把李勇兄弟几个集中起来，严肃地告诫孩子们：好好呆着，不要乱说乱动，因为“一场新的‘运动’又要来了，叫做‘严打’”。




　　那一年，即便在孩子眼里，周遭并不宁静。2月12日（农历大年三十），在沈阳，“二王”案发生———偷窃被发现的王宗玮、王宗王方兄弟，制造了数人死伤的枪案，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逃亡，并在逃亡过程中不断制造新的血案。




　　“严打”即将开始的暑假，对二王的抓捕仍然在紧张地进行，全国各地都在发现这“一高一矮”的线索，甚至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甚至还承认自己是“二王”……一切与案情有关的消息，在那7个月中，如同一部连续剧，成为那个时候全国男女老少的集体记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们看到公安部门如同戏剧和电影中一样，在全国城乡各处张贴悬赏缉凶的布告：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




　　邵阳民风剽悍，“严打”风起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热闹可看，公共场所墙上经常贴着一整片通告：一连串名字打着红勾———这是李勇对戏曲中“勾决 ”最直观的认识———下面是中级法院院长的大名。他始终不知道故乡的市长和书记是谁，却清楚记得法院院长的名字。李勇没有想到，这样的少年记忆，将成为自己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关注的议题之一。




　　“1983年，人们私下的生活已经呈现多种样貌，国家却依然认为有规范人民私德的使命。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时髦的年轻人被单位保卫、纠察剪掉头发和裤腿，而那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却在”严打“风暴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年，恶性事件特多……




　　邓小平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未必是李勇经历过历次“运动”的父亲神经过敏，1983年的“严打”，与之前的政治运动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




　　“严打”是改革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提出的，针对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他认为应对措施“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的方法，颇有军事家的本色：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指出：“严就能治住”，“我们……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后来回忆，这一年的7月19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刘关于全国各地严重的治安状况的汇报后，十分严肃地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他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此时，不仅“二王”尚未落网，恶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5月初，卓长仁等几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南朝鲜；而仅一个月前，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发生27名无辜者被害、多名女知青被强奸的特大强奸杀人案。之前几年，在上海市，发生了流氓袭警并当众猥亵妇女的“控江路事件 ”；在北京火车站发生了9死近百人伤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们失去安全感。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万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 6.4万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




　　从今天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犯罪井喷”，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脱离了军事化的人身控制，第一波农民进城就业正在发生。而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活跃的市场，带来货物和人员在城乡各地的流动。人们的流动，是旧有的治安管理体制不曾有过的经验，20多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难题。




　　当20世纪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Honig）与贺萧（GailHershatter）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19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点；1980年，中国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乡，就业压力再次骤增。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人口总量大，都不好处理。




　　以北京市为例，当时待业人员40万人，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庞大的待业队伍中，既有大龄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轻的新增待业人口。当时，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此时，暴力与动荡的“文革”刚刚结束数年。




　　严打，整风，护航




　　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198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




　　前一年，中国经济告别3年的宏观调控和1981年的指数下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持续增长期。




　　在“二王案”发生整整一周前，那一年的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到江苏和浙江考察工作。在约见江苏省有关负责人时，他提问的重点，放在他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小康”战略目标是否可行。他得到满意的答案：江苏从1977年到 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就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




　　苏杭之行鼓舞了邓小平对发展前景的信心。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上。一年后的4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与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关于“两步走”蓝图的最初表述。




　　改革初见成效，设计者们开始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果，对于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蓝图的实现，不能承受任何闪失。为此，邓小平两年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为建设护航的另一手，并不只有“严打”。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几乎与“严打”重合的一个时间段内，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建党和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这次整风，提出要清理在“文革”中历史不清白的“三种人”，在历史的新阶段，执政党要整顿队伍，再次启动改革的引擎，告别过去的历史纠缠。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全国开展了持续三年、分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从1983年开始，中央发动的严打进行了3次———分别启动于1983、1996、2001年。1983年严打的模式，对后两次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次“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这一年，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出：不清除刑事犯罪分子，中国将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巩固……运动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而与之后两次严打不同的是，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反革命”和林彪、 “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理念起了主导作用。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法学学者汪明亮认为，我党长期以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的经验，是发动“严打”的组织条件。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79年制定刑法典之前的30 年，控制犯罪，按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而依靠群众运动也是其主要做法，如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会定政策、定处死比例，用军事化、全民皆兵的组织手法，都影响了后来数次、尤其是1983年的严打。




　　除了三场轰轰烈烈的全面性“严打”外，针对一些突出的犯罪活动，公安部还连续组织开展了一些专项打击和整治行动，如打击盗抢机动车犯罪专项斗争、“追逃”专项行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等———从那年开始，“严打”事实上延续了二十年。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立法化。但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从重从快”的“严打”，却成为刑事政策的主调。




　　“民意”的悖论




　　“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严重情绪化倾向的司法成为严打一大弊端




　　在1983年的“严打”中，执政党表达了它的决心和诚意。全国各地都有干部子弟落网，那简直是一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狂欢。在上海，1986年，上海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第一中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案件当事人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陈晓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而陈其五的另一个儿子陈冰郎同时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年8、9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迅速审判、执行，吊销城市户口，送往西部服刑……立竿见影的是，在严打刚开始的9月，“二王”就在江西被当场击毙。




　　每一个大案的突破，都伴随着群众对执政党的欢呼叫好和民心的安定。在各地，经常有群众放鞭炮欢呼党和政府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甚至很多人登门表扬感谢公安派出所。




　　以体恤民情，尊重民意的面貌出现、而存在严重情绪化倾向的司法，也成为严打后来被诟病的一大弊端。上海陈晓蒙案在当时被当成杀一儆百的典型，曾得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样的话，也出现在1997年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而“民愤极大”的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中最后的宣判书上；而目前法学界的共识是，被判处死刑的张，罪不当死。




　　电影明星迟志强，就是“民意”的受害者之一。1982年在南京拍戏期间，他与一帮高干子弟交游，跳“贴面舞”，看小电影，发生自愿的“一夜情” 关系：“严打”展开后，被邻居举报。因为他的事件中没有受害者，公安部门本要通知单位接回去说服教育了事。没有想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后，以“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发表报道，虚构渲染了“强奸、轮奸”等情节。报道一出，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蜕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同样打到公安部，打到省委、省政法委……




　　最后，南京市公安局只能告诉迟的单位：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迟最后被判刑4年，他的事业在如日中天之际陨落。




　　迟志强在看守所遇见两个“难友”，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猥亵罪，判了4年。




　　禁而不止的邓丽君




　　1983年是中国人私人领域转折的历程中一个前景不明、停滞踟躇的年份




　　1983年，是中国人私人领域转折的历程中，一个前景不明、停滞踟躇的年份。那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节联欢晚会，曾被批评为“黄色歌曲”的《乡恋》成为最热门节目；4月，上海服装公司的模特队在中南海进行了一次表演，而不久之后，总书记胡耀邦身穿西装出现在公众面前。




　　然而，形势也在往反方向发展。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初，歌星邓丽君的流行曲通过电波，以及私下的翻录，迅速而悄无声息地在青年中流传。这一年，她的《何日君再来》等歌曲被定为“精神污染”。1979年，国务院管理局在人民大会堂组织的一次舞会上，“文革”期间被称为封资修的交谊舞重现江湖；尽管在公共场所聚集的舞会在此后一再被明文禁止，舞会转入私人空间，那始终是一部分年轻人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但在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对家庭舞会取缔。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 ”的公告。




　　成都某招待所工作人员周世凤是邓丽君的歌迷，因为着迷，她花钱买了日本收录机，花80元买宝丽金的原版磁带，而当时她的月收入只有35元。豪华的装备使她迅速成为发烧友追捧的对象，他们从她那里翻录邓丽君的磁带，甚至拿到黑市销售，5角、1元———由于“靡靡之音”不被许可，这是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内地市场唯一的流传方式，翻录带在市场上卖得火爆异常。




　　“严打”开始，被发现非法贩售磁带的周世凤夫妇不仅被拘留半个月，还被检察院起诉，以“翻录、贩卖淫秽黄色磁带”的罪名，分别被判徒刑七年，并被处罚金一百元。没有想到，10个月后，她们又被无罪释放了———法院认定他们翻录贩卖的是“黄色下流”而非“淫秽”的录音磁带，尚未构成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予以释放。周世凤也许并不知道，仅几个月之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对邓丽君的越洋电话采访———这表明官方对邓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




　　1983年，人们私下的生活已经呈现多种样貌，国家却依然认为有规范人民私德的使命。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时髦的年轻人被单位保卫、纠察剪掉头发和裤腿，而那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却在“严打”风暴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同于后两次全国性“严打”，1983年的“严打”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的泛滥。当时给公众留下记忆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风”有关系的案件。西安的马燕秦是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1983年“严打”开始，早已了解她舞会组织情况以及复杂两性关系的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最后，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而另外几名被指控而不承认与她有性关系的人，以及晚会的乐队指挥，则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涉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则数不胜数。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被惩处的人犯下的“罪行”，都没有受害者。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犯罪，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如此断言：“有时候，只是有时候，罪犯是未来道德的先行者。”仅仅20年后，木子美等私生活备受争议、却未受到任何公权力干预的人物出现，让迟志强发出慨叹：“晚生20年，我决不会坐牢！”




　　1983年“严打”，社会面对罪犯时的核心观念是安全与秩序，讲究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 ”，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




　　告别运动式治理




　　中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超越运动式的治安治理做好了准备，然而法治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如经历过1983年“严打”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所描述的，当年的“严打”，有着它特有的“艺术表现”：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十辆警车一起出动，警笛长鸣，一夜之间，罪犯纷纷落网，确实如同一场战役。




　　形式化执法的影响，今天仍然不绝如缕。直到21世纪，“严打”仍然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汪明亮在2002年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尽管公众已经了解“严打”中出现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冤案，绝大多数人仍然一边倒地支持“严打”刑事政策。




　　然而，“严打”并非如人们感性认识中那般有效。统计数据表明，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 “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与第一次“严打 ”斗争如出一辙，第二次“严打”时期的1997年，刑事立案数基本与1996年持平。但是，1998年即增至198万起，1999年为224万起，2000年为363万起，2001年为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2001年到2002年第三次“严打”后的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3780件，这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87927件，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2年的平均数566000件；并且从 2003年到2005年增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20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2003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正义警政思想的指引下，对“严打”的反思开始进入政府过程。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刑事犯罪还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坚持的政策。6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坦言，“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宣布，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20多年前因“严打”而下放的复核权从此“回家”。




　　至此，在政策和法律上，为超越运动式的治安治理做好了准备。然而，走向“以法治国”的法治，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来源: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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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唐人所作，见林木森编《咱们的领袖Mao.ZD》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明朝嘉靖年间浙江永嘉人张聪少年求学时所作，何联华《Mao.ZD诗词新探》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清末湖北英山名士郑正鹄，见黄飞英：《诗的作者是谁？》，见1998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Mao.ZD《七绝?咏蛙》约1910年秋

　　1910年秋,已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心学堂读书的Mao.ZD,曾作《咏蛙》诗一首: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② 据有关资料载,这类似的诗作早已有之。林木森编《咱们的领袖Mao.ZD》一书注为"唐人所作",但未确指唐朝何人,亦未录出这类似诗作。何联华《Mao.ZD诗词新探》一书引注"有人认为是明嘉靖年间浙江永嘉人张聪少年求学时所作",惜亦未录出该作。黄飞英撰文指出:"……清末湖北英山名士郑正鹄初授天水县令,当地一些心怀叵测的官吏巨富,见新县令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有意要奚落他一番,以杀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威势,于是他们暗地里策划,请画工画一幅《青蛙图》,画中画的是在河边一株大柳树荫下有一只张口青蛙。画后送到县衙去,请郑县令题诗。郑正鹄将画卷展开一看,就深谙画中寓意,遂不假思索,当众挥笔题了一首七绝《咏蛙》: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黄飞英据《英山县志》继续写道:郑正鹄在天水任上,秉公办事,严惩赃官污吏……成为清末以"廉洁奉公"着称的清官之一。
　　——《Mao.ZD妙用诗词》吴直雄/着/下册，京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861～862页。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宋?月性（和尚）?《题壁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基地，人问到处有青山。
　　——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 27岁离开家乡时写的,诗名《题壁》。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Mao.ZD《七绝?赠父诗》1910年

　　据徐涛《Mao.ZD诗词全编》载,大约在宋代以后,我国有一位叫月性的和尚曾作有一首《题壁诗》云:“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亦有诗云:“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而郑松生在其《Mao.ZD与美学为》一书中写道:“据查,这首诗是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 27岁离开家乡时写的,诗名《题壁》。释月性因忧国而四方云游, 通过这首诗表达了他报效国家的志向,在日本很有名。原诗是: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基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中国典籍,遍散日本,从这三首诗来看,宋(?)月性、日本释月性、西乡隆盛三首诗颇为相近。日人之诗与宋(?) 月性《题壁诗》的承传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Mao.ZD妙用诗词》吴直雄/着/下册，京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860页。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曹植《七哀》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Mao.ZD《五古?挽易昌陶》1915年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 汉口夕阳斜度鸟，洞庭秋水远连天。
　　——刘长卿?《自夏口至鹦鹉洲望岳阳寄元中丞》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宋?朱熹?《泛舟》
　　洞庭秋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指东——Mao.ZD《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春季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唐?李白《送友人》
　　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宋?张孝祥?《水调歌头》
　　挥手从兹去——Mao.ZD《贺新郎?别友》1923年1月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Mao.ZD《贺新郎?别友》1923年1月

　　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战国?屈原?《楚辞》
　　故国苍茫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托东风，吹取人归去。
　　——金?宇文虚中?《迎春乐?立春》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Mao.ZD《沁园春?长沙》1925年

　　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元?白朴?《沉醉东风?渔夫》
　　粪土当年万户侯——Mao.ZD《沁园春?长沙》1925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南宋?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人生易老天难老——Mao.ZD《采桑子?重阳》1929年10月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唐?杜甫?《干元中寓居谷县作歌七首》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Mao.ZD《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唐?温庭筠?《菩萨蛮》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Mao.ZD《菩萨蛮?大柏地》1933年夏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清?周希陶?《重订增广》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Mao.ZD《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湖南民谣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Mao.ZD《十六字令三首》1934年?1935年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四》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宋人咏雪诗，Mao.ZD在《念奴娇?昆仑》词的自（原）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Mao.ZD《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天不生斯人，人皆化鱼鼋。——宋?陆游?《入瞿塘登白帝庙》
　　人或为鱼鳖——Mao.ZD《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唐?李白?《临江王节士歌》
　　安得倚天抽宝剑——Mao.ZD《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唐?王维?《寄荆州张丞相》
　　望断南飞雁——Mao.ZD《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
　　——南宋?刘克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Mao.ZD《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山高路远沟深——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Mao.ZD《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1935年10月

　　远看上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民间诗谜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Mao.ZD《五律?张冠军道中》1947年4月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Mao.ZD《七律?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
　　——柳亚子?《寄毛主席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Mao.ZD《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年4月29)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唐?李贺《致酒行》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Mao.ZD《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

　　白浪摇天，青阴涨池，一片野怀幽意。——宋?张炎?《西子妆》
　　尽人间白浪滔天，我自醉歌眠去。——元曲?冯子振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Mao.ZD《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古时童谣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Mao.ZD《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极目楚天空，云雨无踪，漫留遗恨锁眉峰。——幼卿《浪淘沙》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Mao.ZD《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一年尊酒暂时同，别泪作、人间晓雨。——宋?黄庭坚?《鹊桥仙?席上赋七夕》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Mao.ZD《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唐?李商隐?《瑶池》
　　地上去天八万里，空自呼天天岂知。——宋?陆游?《贫甚，作短歌排闷》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Mao.ZD《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唐?白居易?《杨柳枝》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Mao.ZD《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岛岛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宋?陆游?《示儿》
　　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毋忘告马翁。
　　——Mao.ZD《七绝?有感》1958年2月21日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唐末?张泌?《寄人》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晚唐?温庭筠?《苏武庙》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Mao.ZD《七律?到韶山》1959年06月25日

　　春风吹雨洒旗竿，得出深宫不怕寒。——唐?王建?《宫词》
　　热风吹雨洒江天——Mao.ZD《七律?登庐山》1959年07月01日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暧，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Mao.ZD《七律?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1959年12月

　　明月不知沧海暮，九疑山下白云多。——明?李氏?《登楼》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Mao.ZD《七律?答友人》1961年

　　斑竹一枝千点泪，湘江烟雨不知春。——清?洪升?《稗畦集?黄式序出其祖母顾太君诗集见示》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Mao.ZD《七律?答友人》1961年

　　汉口夕阳斜度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刘长卿?《自夏口至鹦鹉洲望岳阳寄元中丞》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Mao.ZD《七律?答友人》1961年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唐?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
　　芙蓉国里尽朝晖,芙蓉国里尽朝晖。——Mao.ZD《七律?答友人(周世钊)》1961年

　　才始送春归， 又送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处。
　　——宋?王观?《卜操作数?送鲍浩然之浙东》
　　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宋?苏轼?《和秦太虚梅花》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只把春来报——Mao.ZD《卜操作数?咏梅》1961年12月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晻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岑参《天山雪送萧治归京》
　　已是悬崖百丈冰——Mao.ZD《卜操作数?咏梅》1961年12月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宋?陆游?《操作数?咏梅》
　　俏也不争春——Mao.ZD《卜操作数?咏梅》1961年12月

　　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南宋名妓?严蕊?《卜操作数》
　　待到山花烂漫时——Mao.ZD《卜操作数?咏梅》1961年12月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Mao.ZD《卜操作数?咏梅》1961年12月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曹操《苦寒行》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与高秋。——唐?李商隐?《重有感》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Mao.ZD《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唐?韩愈?《调张籍》
　　蚍蜉撼树谈何易——Mao.ZD《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唐?贾岛?《江上忆吴处士》
　　堪嗟，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宋?周邦彦?《渡江云》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Mao.ZD《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无名氏?假托黄巢所做?宋陶谷?《五代乱离记》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Mao.ZD《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

　　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南宋?文及翁《贺新郎?西湖》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Mao.ZD《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Mao.ZD《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日转东方白，风来北斗昏。——唐?杜甫?《东屯月夜》
　　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唐?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郊潞幕》
　　歌未竟,东方白——Mao.ZD《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唐?李商隐?《贾生》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Mao.ZD《七绝?贾谊》1964年

　　常有凌云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
　　（久有凌云志——Mao.ZD《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Mao.ZD《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俗谚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Mao.ZD《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宋?苏轼?《念奴娇?中秋》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Mao.ZD《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俗谚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Mao.ZD《七律?洪都) 1965年》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南宋?岳飞?《满江红》
　　——Mao.ZD《七律?有所思》1966年6月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唐?杜甫?《秋兴八首?其四》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Mao.ZD《七律?有所思》1966年6月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Mao.ZD1971年9月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迭山。 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
　　——明?李攀龙?《怀明卿》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迭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Mao.ZD1972年10月2日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无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而汝？举大白，听金缕。
　　——南宋?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柳岸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君且去，休回顾。
　　——Mao.ZD《贺新郎?改张元千词悼董必武》1975年4月2日

　　附，存疑两首：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Mao.ZD《诉衷情?赠周总理》1974年（见于美R?特里尔《Mao.ZD传》）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Mao.ZD《沁园春?雪》1936年2月（一说为毛的秘书胡乔木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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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3日上午，在湖北省委南大门，发生一起六人围殴一名体弱老妇的恶劣事件，大门几个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了这一暴力场面。经查实，打人者均系武汉市公安便衣，被打者陈玉莲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领导的妻子，这天他还在河南参加中央政法委召开的会议。2009年5月18日，这位被打家属的丈夫参加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作为先进代表曾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并握手留念（见图1）。

一、暴力“六打一”

身心受伤的陈玉莲现已住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综合住院部（见图2、3、4），经过几天的治疗，她神志才清醒过来。对于当天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她仍感到恐惧、屈辱。

6月22日，陈玉莲跟省委政法委领导预约第二天拜见他。6月23日早9：10，她来到省委大门口。哨兵问：“干什么？”她回答“我住桃山村（省委机关宿舍），是政法委的家属，约了政法委领导谈事。”哨兵就说“你给他打电话。”陈玉莲低头用手机拨号时，突然从省委大院里冲出来六个便衣警察，一脚把她的手提包踢出几米远，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照其腿猛踢一脚，把她戴的帽子也打掉了，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花的陈玉莲质问 “我是省委大院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光头咆哮：“老子打的就是省委大院家属，就是省长的老婆也打了，怎么样？”接着，六个人围着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光头一把将她仰面朝天地摔在大理石地面上，她挣扎着爬起来，三个便衣一涌而上，同时用脚猛踢她下身，再次用力把她揣倒地上，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她躺在地上试图用手机求救，便衣们将手机夺下摔毁。她被打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被打倒，她在六个强悍男人的围殴中，无谓地挣扎着，她被整整群殴16分钟。省委大门口的摄像头清晰地录下这一恐怖的场面。

在现场，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老伴付万生亲眼看到了这一可怕的一幕。周教授说：一个光头，戴项链的人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来，对着瘦弱的陈玉莲照头就是一拳，还把她往门旁推打。他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前劝说：“你们怎么打人，还象个样子吗？”那人却说“别人的事，你别管！”说完把他们往旁边赶。围观者中有一个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也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 “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光头恶狠狠地狂哮，似乎要置人于死地。陈玉莲的几个邻居从省委对面的小区跑过来，对这群打人的男人讲，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那六个便衣却说你们叫她家里来人把她弄走。邻居要求他们给政法委打电话，六个便衣警察却扬长而去。又过了近半小时，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湖北省信访中心，关进了铁门里面的公安室，由两名警察看守着。

一个半小时后，陈玉莲才缓缓清醒过来。她看到面前一双大脚对着她的脸，是一名看守她的公安干警的脚翘在桌面上。她要求打电话给丈夫，远在河南省开会的丈夫，他不敢相信发生在其妻身上的事。他迅速报告给政法委领导，约11：52，陈玉莲才被解救出来，被送往武汉中南医院，她头上，身上，胳膊上、腿上遍布伤痕。诊断结果是，她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谷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发烧几天，身心受到了重创。

二、 公安机关称：打人是误会

陈玉莲在省委大门被打。省政法委领导干部家属在省委大门被打……这一消息迅速被传开，人们开始怀疑，但很快得到了证实。6月23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政法委、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的领导纷纷赶到医院看望陈玉莲，并当面道歉。这一幕似乎有些莫大的讽刺。

6月23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的一席话，让在场人非常震惊。他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的领导夫人”。病床旁边几个看病号的人实在听不下去，当场指责：“若是一般群众是不是都可以随便打，你们是不是打习惯了。” 陈玉莲气愤地说“你把我打死算了。”说完，又是一阵呕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3条规定“对他人进行殴打，体罚，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警察法》第22条，第48条，第50条也规定，人民警察殴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就连《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对普通公民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或者多次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都要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 谁是元凶

身为人民警察，竞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省委大门前对一个进院办事的体弱老妇群殴，谁给了他这个权力？或者说，是受谁的指使？武昌区公安局政委几句话，大家不难会发现几个疑点：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由此可知，这次警察群体行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工作安排。那么谁策划安排了警察在省委大门围攻殴打陈玉莲这一事件？这个幕后策划者才是真正的元凶。他比六个动手打人的警察还要凶残，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目前全国政法系统都在贯彻落实周永康同志关于“三项重点工作”的指示精神，试问武汉市公安局队伍出现这样执法观念，执法行为和执法作风，如何体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群众质疑：把人民当仇敌，这还是人民警察吗？（郑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410...

被拆迁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杜展球，在看过局长日记后，总算明白求助无门的症结所在。摄影_李锋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实习生 李蔓倩 长沙报道

神秘“日记”

杜展球为了讨回应得的拆迁补偿，已经整整奔波了5年。

直到有一天，她有机会读了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7个多月的工作日记后，才算真正明白过来，这么多和她一样的被拆迁户求助无门的症结所在。

2010年7月7日，顶着36摄氏度的太阳，这个52岁的倔强女子，向《南都周刊》记者展示了自己保存已久的“局长日记”。打开日记，她说：“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日记，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副区长会在大会上称，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敌对势力”这个说法，让杜展球的人生充满了折腾。

1995年前，杜展球一家在长沙市最繁华的芙蓉区袁家岭地段，有着一幢一百余平方米的商住两用二层小楼，为了配合政府建设而拆迁。1996年，他们带上拆迁赔偿款与长沙市房产局天心区分局白沙房管所，签订了开福区蔡锷路司马桥4号直管公房的转让协议。没料到，这桩房屋买卖从此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按照1986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关于城镇公房补贴出售试点问题的通知》，杜展球一家合法购得了这处56.73平方米的房子。此处房子为老房，没有排水设施，杜家装修了室内，花钱疏通了下水道，希冀过上安稳的小日子。

然而，平静的日子还不到5年，第二次拆迁骤然而至。2001年10月，司马桥4号房屋由开福区房产局实施拆迁，杜家再次面临搬迁。但令她诧异的是，这一次，开福区房产局不承认杜展球当初的买卖协议，称当初她付的含购房款以及手续费的37500元，只是付的房租。

杜展球的家被临时安置在汽车西站附近广厦新苑二楼一个安置房里，她拒绝在拆迁赔偿上签字，带着当年的购房款发票等一包证据，开始了漫漫5年的维权路。

2003年，杜展球因为越级上访，被劳教3个月；次年5月，杜索性滞留北京上访，直到2006年初，她才悄悄回到长沙继续维权。现在，每周一到周五，她都会早出晚归，乘公交车去长沙市房产局或者开福区房产局上访。

“也就是在2006年，在开福区房产局上访的过程中，有人偷偷送我两本曾新亮副局长关于拆迁的工作日记，大家都争着复印，争相传阅，但看后心都寒了。”杜展球逐页翻着两本字迹潦草的日记，不断地向记者纠正错别字，介绍里面涉及的官员和拆迁户。

“拆迁”培训班

这两本日记广泛流传在这个城市被拆迁的上访者手中，一本记录时间为2001年10月至12月，另一本是2003年9月至12月。每逢与拆迁有关的重大事件，日记中均有记载。据开福区被拆迁户证实，日记出自长沙市开福区房屋产权管理局（简称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之手。

两百多篇工作日记，记录了开福区房产局在拆迁中的各项工作安排、当年的市、区领导的指示、以及如何应对上访等等。

“长沙市拆迁办在海伦大厦主持召开了拆迁业务培训大会。上午报到，下午正式开始，首先由长沙市房产局副局长魏建超作学习动员报告，魏一并介绍了长沙市当前的拆迁任务。他对拆迁的重要部分进行了讲解，并对六个部分进行强调。”

“局长日记”以12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2001年10月18日那次拆迁业务培训的盛况。

长沙市法制局以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庭长，也来讲授关于拆迁的法律知识。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拆迁办副主任杜湘晖则详细讲解了补偿费用的明细。会议一直持续到2001年10月19日的下午。

据湖南一位长期关注拆迁的民间维权人士介绍，长沙市的大规模城市拆迁与棚户区改造，肇始于那次规模庞大的“拆迁业务培训大会”。

2004年5月31日，长沙市拆迁办副主任杜湘晖，曾在湖南领导人才网上撰文介绍了长沙市的旧城改造，文章写道：“从2000年五一路改扩工程起至今连续每年城市拆迁总量均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总被拆迁居民达20000余户，被拆迁企业单位2000余家，拆迁量之大、面之广、速之快是长沙史无前例的。”

当时，成立才5年的长沙开福区，适逢新老拆迁条例交替之时—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简称2001版拆迁条例）公布执行。在隆隆作响的推土机声中，公众对2001版拆迁条例的出台寄予了厚望。

此前1991版拆迁条例鼓励政府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则取消了这一模式，并规定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也不得接受委托拆迁，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同时要求拆迁管理部门下属的拆迁公司，根据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原则，进行脱钩改制。

但是，这两本日记所记录的并非如此行事。

2001年11月10日，时任长沙市拆迁办主任的莫树根明确表态，政府不能再搞拆迁，展览馆路指挥部不具备拆迁资格。事实上，这仅仅是有此一说而已。随后的日记表明，地方政府在寻求暴利中一直在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名存实亡”。

“指挥部要有个拆迁部……要与办事处密切配合、（包括）公安、城管。”2003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拆迁中的利益分配：“指挥部20%，办事处15%，房地局65%。”

2004年11月16日，在拆迁培训大会召开之后，沈佑斌位于展览路的54平方米的房子，被拆迁队强行拆除，家具全部被埋到了废墟里。他说，“此次展览馆路的开发是长沙目前开发中群众反应最激烈的一次，有近千户群众上访。”

沈佑斌被迫走上了上访路。

“按敌对势力办”

2002年沈佑斌因去北京上访，被治安拘留15天。随后，开福区又有一批“拆迁访民”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

2003年11月，沈佑斌被正式批捕，并提起公诉，理由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04年6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判决沈佑斌四年有期徒刑。

“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有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贫困潦倒。”53岁的沈佑斌一字一顿地说，“那几年，仅我知道的因强制拆迁被拘留、劳教、判刑的长沙市民以及郊区农民很多。

为了证实所言非虚，沈佑斌，在数小时内就从家里翻出27份拘留、劳教、判决书等复印件。

位于长沙市房产局12楼的信访室，每天都聚集着少则几位、多则数十位的被拆迁上访者。他们有被强拆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家庭，有私房着火后，即被当地房产局占有产权的老上访户。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周忠良家400余平方米的祖产。1992年和1994年，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私改遗办），两次给周家下达了维持原有改造的决定，理由是：周忠良家改造时已将房屋出租，不符合返还条件。

能够说明房屋究竟“是否出租”的最权威证据——房产档案，此刻变得无比重要。2009年3月，由于机缘巧合，周忠良有幸见到了原始房产档案。4个月后，历经曲折，周忠良才拿到了房产档案复印件，证明了房产档案被篡改为出租的记录。以此，房产局拒绝交换周家祖产。

2001年10月29日，在曾新亮的日记里，有以下记录：

李区长强调警钟长鸣，不能低头看，要抬头看路，有职务就有责任。1.要造势，打击和判一批；2.触法要处理；3.克服困难，明了责任，心中有数。南平建筑公司产权问题闹事，各单位要把维稳工作做头等大事来抓。并强调“五包一”政策：领导包调查、包协调、包督办、包结案、包稳定。“要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2003年10月17日，日记中再次出现，“继续发动打击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的字样。同一天，日记中还出现“对组织策划，上京，闹事的，采取劳教处理”等文字。

长沙西长街更生坪前巷22号唐跃南一家说天天轮流值班，害怕家里一没人，就又来强拆。摄影_李锋

“五招三十六法”

2003年12月30日，“局长日记”在这一天记录道：“区委区政府召开市人大、市政协的两会维稳工作，陈大庆（时任开福区常委、政法委书记）布置维稳工作方案。”同时对开福区的维稳工作给予肯定，“责任落实，人员到位，政令畅通”，“力度大，得到市政府的好评”。陈大庆同时布置任务，“在元月1日到16日之间要不发生到市、京的上访”，“要坚决堵住‘堵路’、‘堵政府’的事件发生。”

一位房屋拆迁民间维权人士分析“局长日记”后认为，该日记记录的拆迁方法以及息访手段至今仍在长沙乃至周边地区沿用。他认为，芙蓉区东牌楼“和谐”拆迁的“五招三十六法”，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

2010年7月8日晚，东牌楼霓虹灯闪烁，一片热闹气氛。周边有平和堂、酒吧一条街，属于长沙最中心、最繁华的五一商圈。

“二折到三折啦！”一排排两米左右的蓝色围挡，挡不住后面商铺甩货的叫卖声。大红色的“征”字取代了“拆”字，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显出一种枣红色。周围的一个红色圈圈不仅圈住了“征”字，也圈住了那片地——东至蔡锷路、西至黄兴路、南至解放西路、北至东牌楼路范围内9.2894公顷。

这是自2009年7月，《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正式实施后的首个“东牌楼棚户区改造征收”项目。

该政策从字面上去掉了此前拆迁中暴力、血腥等强制性色彩，其最大的亮点是将拆迁改为征收，这一政策也被认为是国务院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前的先行试点。

一份比征收令更为详细的“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摆在了东牌楼居民面前——原殷殷期盼的就地安置，最终化为泡影。“政府打着棚户区改造征收国有土地，实为商业开发。”东牌楼居民将矛头直指政府。

不仅如此，按照芙蓉区公布的补偿基价，东牌楼征收补偿为每平方米4562元，“已是长沙市棚户区改造中最高”——岳麓区是每平方米3278元，中山区是每平方米4391元。加上提前搬迁奖励、支持重点工程奖励、寻找房源等奖励，东牌楼最积极的居民房算下来每平方米要6000多元。

芙蓉区委书记钟钢在一次视察中说，公安、城管等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大对经营户的管理力度，对个别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征收户，不积极配合征收工作的，要通过其单位、部门做工作；对于困难户，要积极为其解决实际困难，争取早日签订协议。仅仅3天，芙蓉区东牌楼棚改项目征收指挥部（以下简称东牌楼指挥部）便与102户签订了协议。

“这是用的第4法‘最低住房保障法’和第13法‘化整为零法’”。有住户议论到，她还提供了一份据说是东牌楼指挥部的经验推广资料，里面例举了“五招三十六法”。其中第五招是“以法拆迁，公平正义”，下面6法中，“治安管理”由公安部门对拆迁户全程跟踪，加大法制教育力度，而“检查介入”，则是拆迁户个别要价过高的情况下，由检察院介入。

2009年11月9日，下午3点多，居民穆明德的丈夫正在家中狭小的店面里照料生意。七八个身份不明的人闯了进来，抬手抬脚、不由分说地将他拖出店面。就在3天前，征收指挥部曾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要求征收范围内的商户必须在3天内停止经营。穆明德对此毫不理会——这个经营寿服等丧葬用品、证照齐全的小店，是她家的祖传产业，停业即意味着断绝一家人的生计。

在湘潭市加快新型城市化步伐，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之时，2009年11月6日，湘潭市副市长谈文胜率领各部门负责人前往长沙，考察学习长沙城市房屋拆迁和棚户区改造的先进经验。

据长沙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开福区拆迁模式和芙蓉区的“和谐”拆迁模式已经在湖南各地遍地生根。

“造城”冲动

7月14日晚，《南都周刊》曾向曾新亮求证日记真伪，他说单位搬家时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估计是日记丢失。“即使有也没有关系了”，“是堂堂正正，没有什么不能见光的”。曾新亮还一再强调，“都是上级领导工作布置，他只是记录，也没有行贿受贿，没有什么关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指挥部女士称，今年53岁的曾新亮做事比较认真，从房产局一名普通工人一直做到副局长，属于副科级干部。

曾新亮在担任副局长的时候，曾经兼任开福寺路拓改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2006年7月7日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免职，随后在开福寺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任副指挥长。

对于“局长日记”中提到的开福区强制拆迁以及对上访户的强力打压，直到现在，曾新亮还是坚持认为那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开福区的旧城改造的成绩在全市是领先的，那几年的上访也是比较少的，至于那些违规的上访户，政府部门当然要严厉打击。”

“四方新城崛起城北，青竹湖路网全面开花，一百六十多条背街小巷脱胎换骨，开福寺路拓出一片新貌……一连串的建设成果刷新了城北旧貌，为开福区平添了无穷魅力。”这曾是2005年挂在湖南当地一家网站的文章，歌颂开福区的城市新貌。为了这个“新貌”，一批拆迁户的“牺牲”，印证着政府的“造城冲动”。

2010年4月29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到访长沙,参加长沙市政府与华远在坡子街项目一号地举行奠基仪式。“这是湖南省一号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是尝试市一号核心区重建项目。一年的拆迁,完成了约80%的拆迁工作,刚完整地平出了一号地,政府很重视。”任志强说。

当地媒体亦称，由知名央企保利集团投资的保利南湖广场项目正式奠,5年内,南湖片区这个长沙最大的棚户区，也将被改造成现代化滨江商务中心。

新一轮造城运动，正在长沙拉开帷幕。而拆迁所引起的纠纷，不可避免地在这座城市还得继续重演。

“网上80%的拆迁评论都是负面的,我发现相当部分是误解造成的。”长沙市拆迁办副主任杜湘晖有些委屈。

而杜展球常常站在暂居的二楼前向外眺望，窗外远山如黛，蝉声如织，身后却是家徒四壁。她说自己根本不喜欢这里，还是怀念袁家岭的车水马龙，可是那里已是别人的酒店。她不明白的是，政府声称“棚户改造，福泽于民”，他们为什么都被挤到了郊区。

日记摘录

2003年11月26日

政府召开拆迁维稳会议，李继红主持。柳美景书记传达市里对维稳工作要求高，拆迁户密谋上京，我们必须踏死。高度统一认实（识），统一思想，统一信心。在（再）次重申政策不能变。责任要落实，解决拆迁户问题，一个领导包一户。掌握证据收集材料。

赵书记： 保护城市建设成果的需要，树立信心，他们只是少数，我们有胜（盛）大的物质几（基）础和政法机构。全力一服（以赴）不容许在（再）有拆迁户上访，由街道和指挥部配合做工作，做好拆迁谈话记录，由袁正恒局长负责。打击由陈大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负责。到信访局联系处理。法制办对达不到违法的拆迁户，办学习班。

严明纪律，责任追究。发现问题不报告是违律的，处理问题不去做好是水平问题，出了问题不知道是责任问题，出现上北京的要处理人的。

2001年12月9日上午

市局召开拆迁遗留问题专题会议，拆迁上访事件给房产局带来影响：补偿过低，拆迁回迁，家庭困难，要借钱。要解决拆迁户问题，不是市房产局和市反腐局，只能由区政府来处理，今天主要是献计献策解决问题。对拆迁户作一个统一的文件答复：政策的统一性，执行的连续性，处理的规定性，打击的力度性。统一思想，理顺头绪，认定性质，政策不变由时间来解决。各级配合想办法化解矛盾，对每户做工作作好记录，为首分子严厉打击。请反访局、拆迁办在（）时候明确答复，如果再吵事，请有关部门给予严厉打击。做工作应是：三句好话，不多，给一马捧捧。反访局（）局长。加班做好拆迁工作，统一思想政策不变。上下统一行动，抓他一二名为首分子，进行打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具体解决，有必要给一个统一答复，各指挥部再次清理一下有没有错误，进行调整。

2001年10月31日

以房地产公司作为班底，指挥部有个拆迁部，（）负责，要与办事处密切配合公安城管。利益分配，指挥部20%，办事处15%，房地局65%。工作房地局提早培训，把整个手续办好。抓紧招商。

五招三十六法

第一招为“惠民拆迁，让利于民”，其下有“低保救助”、“优抚安置”、“弱势补偿”、“最低住房保障”、“居住地一致”等5法。

第二招为“以情动迁，借力推进”，其下有“赔偿安抚”、“单元推进”、“风俗安置”、“中介、搬迁助迁”、“理财助迁”等5法。

第三招为“顺势促迁，差异解决”，其下有“双向沟通”、“借势造势”、“化整为零”、“以退为进”、“就近置换”、“矛盾分割”、“定向突破”、“装修评估”、“限期通告”、“迂回助迁”等10法。

第四招为“行业助迁、部门介入”，其下有“工商管理”、“社保介入”、“民宗化解”、“统战介入”、“文体促进”、“卫生介入”、“协会介入”、“改制促迁”、“垂直管理”、“中介隶属”等10法。

第五招为“以法拆迁，公平正义”其下有“治安管理”、“检查介入”、“搁置争议”、“证据保全”、“稽查督促”、“声势助迁”等6法。

A 为什么要定义“自由”

中小学生----个别书呆子除外，听到下课铃本能的感觉是：啊，自由了。他的意思是，他可以出教室遛遛腿。学期最后一天，他回家路上，他可能感慨：我终于自由了。他的意思是，一段时期内，他可以每天白天去网吧打游戏或泡女孩。

年轻人领到工资后，第一个感觉是：我自由了。这里自由的意思是，某些事我不需要求父母了，某些事再不是非要按父母的要求做了。

从上面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场景下，都使用“自由”概念，但同一词，所指的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或具有不同的含义。

即使同一个人，不同场景下，使用“自由”，含义不一样。越狱逃跑的罪犯，和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认为自己“自由”了。--------显然，它们是不同的自由。

刚刚离家打工的农民工，和刚放长假回老家的农民工，都会说自己“终于自由”了------两种情况显然不同：一个是回家，一个是离家。

个别豆瓣的朋友认为，只要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内，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这个人就是自由的。按这样理论，只要遵守纳粹的种族灭绝的法律，犹太人在集中营里，仍然是自由的！ 这些人明确不否认这样的推论。


绝大多数人自由的概念，是捉摸不定的变幻莫测的。这些人从日常生活中学习和使用“自由”这个词。当这些人，不小心进入政治哲学领域，也是凭个人的经验，来理解“自由”。他的理解，和别人的理解，不会是相同的，除非是巧合。

这方面，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免俗。政治哲学上，大多数作者的“自由”概念是含糊的，乃至是矛盾的。大多数专业的学者，包括罗尔斯这样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想当然认为，每个人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个概念；毫不奇怪，他自己也没认识到，他自己在他的名著《正义论》的不同部分出现的“自由”具有不相同的含义。

以研究自由而著称的柏林，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就载了跟头。尽管柏林主观上想厘清人们头脑中自由概念所存在的问题，他的前提仍然是：人们大致上有公共的“自由”概念-----他试图把这共同的概念分成两个部分，消极部分积极部分。

罗尔斯和柏林，忘记问这个问题：读者和我使用的“自由”概念含义是相同的？否则，读者作者之间，如同一个说汉语一个说西班牙语，不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网络上很容易发生争吵，最初的概念使用上的不一致是乃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儿子，很反感这种交流障碍。当我不小心中文说快了，他听不懂，他会不耐烦地从我嚷嚷:别说西班牙话！

所以，讨论“自由”的政治哲学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他使用的“自由”概念，和读者或听众所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所以，我们必须对“自由”进行定义---使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对自由进行定义。

就本入门来说，我们使用《古典自由主义》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6275...。

这个定义，依赖于“权利”这个概念，这是上节的题目。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


我们罗嗦半天，就是为了提出这个定义，所以不要轻视这个定义。---除非你发现更好的定义。

B 自由不是什么

+++++++++++++++++++++++++++++++++++++++++++
小结：

自由是什么？
个人权利不受侵犯

自由不是什么？

a 自由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b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c 自由，不是没有“障碍”和“不受限制”。
d 自由不是法不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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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这个概念，如上所述，就我的理解，或者，在政治哲学领域按照我对它的使用，它指的是“权利”概念。

我不是说，自由是权利的一种，或权利之一，虽然独立宣言是这么说的-----独立宣言说，个人拥有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三种基本权利。

我的意思是：自由是一种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受到侵犯。

笼统地，你不妨把权利和自由等同。用英语表示，BASIC RIGHT = LIBERTY。

下面，我们审查和评价流行的“自由”概念，------以促进读者对我们引进的“自由”概念的认识。


a 自由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除非这状态和社会有关。

常见的说法之一是：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

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美好的社会，什么是理想的社会；政治哲学不是研究什么是美好的心灵或美好的愿望。我要强调是，作为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自由，绝不能仅仅涉及个体。自由的概念，必须和社会有某种关联，才有意义。上述的定义，强调自由是心理状态，显然不妥。

从该定义的逻辑结构上，也看的出来，不能避开“社会”或“制度”来讨论“自由”。除非对于掩耳盗铃者而言，免于恐惧，免于伤害，不是心理的条件产生的心理状态。而应该是某种社会条件，导致的心理状态。必须加入“社会”“制度”这样的成分，定义才可能完整。

你可能说，你的定义：“自由是权利不受侵犯”也没有“制度”的成分啊？字面上没有，但是，你必须参考“权利”的概念。那里面有。

最后，免于奴役，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都是含糊的概念；很难精确理解的同时不导致其他更多的麻烦。----为了不使你们瞌睡，这里暂不纠缠。


b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这是最常见的误解之一。

只要某人愿意，他可以在“随心所欲”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这是他的自由。我没有权利让他别这么做。反正他认为：他爱干什么就什么什么，随心所欲。

我不认为能证明他是错的，人家甚至可以发明词汇，为什么不能发明词汇的新含义，或使用词汇的某个旧的含义呢？如果他是我的学生，我可能用考试不及格威胁他，但他考卷之外，照样会在可“自由就是随心所欲”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所以，我不会奉劝你改变用法。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如果你在政治哲学上，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照样这样用，虽然不能说你错，但是你会有很大的麻烦----你可能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你可能不得不更改其他术语的用法，比如你必须更改对“民主”对“正义”的用法，以便让这些概念同你的“自由”概念一致，毕竟，这些概念是有联系的。

我不采用“随心所欲”，有几个原因，下面只谈两个。

首先，没人能够随心所欲，我想和漂亮的姐睡觉，可是，人家不愿意，我不能随心所欲；哪怕她愿意，我们都有家庭，这事情安排起来可能特别麻烦，我不能随心所欲。我可能想和她克林顿游戏，可是，我经济上没能力得到古巴雪茄，我不能随心所欲。实际上，不管你我这些小人物不能随心所欲，美国总统也不能随心所欲。克林顿就没法避免独立检察官的传唤，也没法阻止国会的impeachment程序。目前这个世界最牛的人金正日，他也没法随心所欲。如果我不能随心所欲，难道我就没自由了？或者我的权利就遭到了侵犯？当然不是！如果金正日不能随心所欲，他就没自由了？当然不是。。

其次，个人不应该随心所欲-----如果随心所欲表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社会不约束个人行为，个人自己也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你到餐馆吃到苍蝇，你应该随心所欲的把碗扔到厨师的脸上去嘛？即使你是某个副市长，权利很大，当地“谁也搞不过你”，你也不该那么做。自由的概念，也许有“随心所欲”的心理成分，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成分，更不是主要的成分。随心所欲，必须加以限制条件。这个限制条件，最终使得“随心所欲”根本不具有“随心所欲”的本来含义！不幸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随心所欲”。很多人的心目中自由概念是某种“我爱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之类的心理的东西------这点不能完全责怪五毛。

我使用的自由，是权利，不是指“随心所欲”。是社会的状态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的状态。不是某个主体，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


c 自由，不是没有“障碍”和“不受限制”。

“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这是另一种对“自由”的比较通行的表述。

这样的表述是很流行，但是不完整。和其他很多流行的东西一样，不完整----比如三手表理论。它不完整到你不能了解它的确切含义---至少我个人不了解。为了使之完整，你必须加进其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正因为和“不受限制”发生冲突，所以，这个定义一直有意被保留在“不完整”状态。

不过，这里我们只关心“障碍”和“不受限制”。

自由，不是“不受限制”！！！！！

实际上，恰恰相反，自由总是和“限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总是限制自己不那样做不这样做----我们的这种限制恰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我必须9点上班---或者必须8：30到9：30之间某个时候达到办公室。这是一种限制，但不是不自由，----我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即使受到的姐鼓励，我不会光屁股上街，我害怕被城管抓起来--如果警察去夜总会玩的太开心没来得及上班。城管是对我的限制，是我行动的障碍，但是我没觉得我不自由的。的姐必须定定期收取租车费用，司机不觉得是不自由。

极端的例子是，马路上的中间线。我们总是让自己考右边行驶，这不是“自由”受到限制。即使北京封锁了交通让金二世车队畅行无阻，金二世仍然接受靠右行驶这个“限制”。这恰恰表示，我们对自己的“限制”导致了我们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权利得到维护，则恰好是我们所定义的“自由”。

“限制”，保障了权利，而导致了“自由”，而不是相反。

张五常之流显然喜欢“不受限制”这样的自由概念。他宣称红潮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体力行，作为通缉犯依然招摇过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哲学理论上，正确地采纳了“自由乃不受限制”这样的错误观念。他那部分真理，在他那小范围捏被认为是正确的，其他的非通缉犯，就别盲目追随了。



d 自由不是法不禁止则自由

冠冕堂皇的VERSION是：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自己的意志活动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之类均属之。

我使用的自由不是“法不禁止则自由”。使用“法不禁止则自由”来界定“自由”，在实际生活中是很自然的，也是相当明智的。但是在政治哲学中这样做，则相当愚蠢。

第一，它基本上是转移了话题，把自由问题转移为法理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去解释，法律是什么；否则，没法理解什么是自由。

第二，过分的消极。这样自由概念太消极，比柏林的消极自由还消极。实际上，消极到荒唐的地步！按照这样的解释，只要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人或金家王朝的属民北朝鲜人遵守法律，他就是自由的----这叫什么自由？犹太人包括在集中营等待毒气的犹太人，只要遵守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法律，他也个自由人了。

第三，最根本的是：它颠倒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法律是保护自由的东西。法律不是人们从中钻空子找漏洞寻求自由的东西。正确的次序是，人民界定个人的基本权利，然后，法律不能侵犯这些权利。如果某个法律侵犯了权利，我们不是需要被动遵守这个法律以便寻求自由，而是要在自由的旗子下，废除这个法律，甚至废除这个法律之后的权力。请大家参考美国的独立宣言，太敏感，不引用了。

AGAIN，政治哲学意义上，自由高于法律-----更基本些，个人的基本权利，高于法律。


预告：
《政治哲学入门》3 自由 C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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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 自由不是什么 +++++++++++++++++++++++++++++++++++++++++++ 小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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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30 10:38:21 散步 (随性所致，随手而得) lz把自由和自由的边界两件事搞混了。
自由就是从心所欲，而自由的边界就是道德，道德的边界是法律。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把自由和自由的边界搞混淆，必然陷入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混乱境地。
我们说水的特性就是流动性。但是我们不能用水碰壁就无法继续越界流动来否定水的特性就是流动性。这是逻辑错误。

> 删除 2010-07-01 07:16:04 老支书 (世界杯) 自由不是什么？

a 自由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b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c 自由，不是没有“障碍”和“不受限制”。
d 自由不是法不禁止

自由的概念，也许有“随心所欲”的心理成分，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成分，更不是主要的成分。随心所欲，必须加以限制条件。这个限制条件，最终使得“随心所欲”根本不具有“随心所欲”的本来含义！不幸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随心所欲”。很多人的心目中自由概念是某种“我爱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之类的心理的东西------这点不能完全责怪五毛。

我使用的自由，是权利，不是指“随心所欲”。是社会的状态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的状态。不是某个主体，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



> 删除 2010-07-01 10:06:48 散步 (随性所致，随手而得) 自由是社会的状态，不是个人的心理状态。
自由是权利。
看看，你这里能得到什么？权利是社会状态吗？

那么自由跟个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自由就是个人的随心所欲。但是自由有边界，那就是道德。自由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决不是别人的事情。

> 删除 2010-07-02 05:31:13 老支书 (世界杯) 那么自由跟个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
就我使用“自由”，一个是自由的表示这个人的基本权利未收到侵犯。

> 删除 2010-07-02 05:34:45 老支书 (世界杯) 自由就是个人的随心所欲。但是自由有边界，那就是道德。自由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决不是别人的事情。
==============

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希特勒金正日都不可能随心所欲，
安你的概念，没人是“自由”的。

> 删除 2010-07-02 09:13:34 散步 (随性所致，随手而得) 自由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比如，每个人在自己的思想之内，他是绝对自由的。他没有限制。他所有的限制，都是自己给出的，而给出什么样的限制，也是他自己的自由。

当行使自由达到超出个人边界的时候，他的自由遇到了道德和法律。因此，道德和法律成为其自由的边界。

对自由的定义，必须从个人出发，不存在不从个人自由定义出发的所谓社会自由状态。

“就我使用“自由”，一个是自由的表示这个人的基本权利未收到侵犯。”
－－
你如何确定“这个人”的基本权利未受到侵犯？是你来确定吗？是法庭来确定吗？

> 删除 2010-07-02 09:33:38 散步 (随性所致，随手而得) 看起来，你还不理解什么叫做自由的边界。因此，在我看来，你的自由概念同时包含自由和自由的边界，而自由的边界所包含的内容庞杂，显然直接影响到了你对自由的内涵的理解上。你把自由边界的内容，直接当作自由；把对自由的限制，直接当作自由本身，这真是天大的谬解。如此一来，你既弄不清楚自由的本质，也弄不清楚自由的边界。

实际上，这样做，是直接导致对自由这个概念的否定。当你主张自由的时候，你同时看到了自由的约束，而对主张的自由感到惶恐，唯恐越过约束一步；当你主张对自由的约束时，你又同时看到了自由的状态，又对自由的约束产生迷惑，不知道到底该如何主张才对。

> 删除 2010-07-02 09:57:37 散步 (随性所致，随手而得) 1、自由是什么？
个人权利不受侵犯
－－
如何判断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谁来判断？这直接导致什么是自由由谁来决定，直接导致对自由的状态的判定。


2、自由不是什么？
－－
我能不能把它翻译成：自由的边界是什么？

2.1、a 自由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没有心理状态的自由是什么？我无法想象我自己没有心理状态的自由。那只有我睡觉的时候没有符合逻辑的、明显的、受自我控制的心理状态。那只有我睡觉的时候是自由的，是吗？


2.2、b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我在自己脑子中想象自己在犯罪，犯下所有的滔天大罪，我愿意这样思考，你认为我不对吗？我产生一个要无缘无故杀人的念头，比方说我想杀死比尔，这个念头始终盘踞在我的脑子中，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付诸实施，不可以吗？

2.3、c 自由，不是没有“障碍”和“不受限制”。
你是在说自由的边界，这说的不是自由的内容。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自由是有边界的。但是你并没有说自由的边界是什么。我说清楚了：道德和法律。

2.4、d 自由不是法不禁止
你又说了自由的边界，而不是自由本身。我再翻译一下：法没有禁的东西，也未见得可以自由行动。你再一次给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你并没有说清楚什么地方法没有禁止的就不是自由的地盘，而按照逻辑学，这句话所包含的范围，跟法禁止的东西也可以自由行动是一样的。
我清楚地给出了法之外自由所行边界：道德。

3、看看，你说了一大堆话，还是含糊不清的。干脆简单点，能说清楚的，就尽量说清楚，说不清楚的，留个空等着。多好。

> 删除 2010-07-02 19:55:00 tyoutyou (蝶々) 围观中。

> 删除 2010-07-03 14:54:04 老支书 (世界杯) 自由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比如，每个人在自己的思想之内，他是绝对自由的。他没有限制。他所有的限制，都是自己给出的，而给出什么样的限制，也是他自己的自由。

对自由的定义，必须从个人出发，不存在不从个人自由定义出发的所谓社会自由状态。

===================

您对“自由”还是个人随心所欲？？？
如果是的话，那么，

b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这是最常见的误解之一。

只要某人愿意，他可以在“随心所欲”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这是他的自由。我没有权利让他别这么做。反正他认为：他爱干什么就什么什么，随心所欲。

我不认为能证明他是错的，人家甚至可以发明词汇，为什么不能发明词汇的新含义，或使用词汇的某个旧的含义呢？如果他是我的学生，我可能用考试不及格威胁他，但他考卷之外，照样会在可“自由就是随心所欲”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所以，我不会奉劝你改变用法。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如果你在政治哲学上，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照样这样用，虽然不能说你错，但是你会有很大的麻烦----你可能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你可能不得不更改其他术语的用法，比如你必须更改对“民主”对“正义”的用法，以便让这些概念同你的“自由”概念一致，毕竟，这些概念是有联系的。

我不采用“随心所欲”，有几个原因。首先，没人能够随心所欲，我想和漂亮的姐睡觉，可是，人家不愿意，我不能随心所欲；哪怕她愿意，我们都有家庭，这事情安排起来可能特别麻烦，我不能随心所欲。我可能想和她克林顿游戏，可是，我经济上没能力得到古巴雪茄，我不能随心所欲。实际上，不管你我这些小人物不能随心所欲，美国总统也不能随心所欲。克林顿就没法避免独立检察官的传唤，也没法阻止国会的impeachment程序。目前这个世界最牛的人金正日，他也没法随心所欲。如果我不能随心所欲，难道我就没自由了？或者我的权利就遭到了侵犯？当然不是！如果金正日不能随心所欲，他就没自由了？当然不是。。

其次，个人不应该随心所欲-----如果随心所欲表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社会不约束个人行为，个人自己也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你到餐馆吃到苍蝇，你应该随心所欲的把碗扔到厨师的脸上去嘛？即使你是某个副市长，权利很大，当地“谁也搞不过你”，你也不该那么做。自由的概念，也许有“随心所欲”的心理成分，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成分，更不是主要的成分。随心所欲，必须加以限制条件。这个限制条件，最终使得“随心所欲”根本不具有“随心所欲”的本来含义！不幸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随心所欲”。很多人的心目中自由概念是某种“我爱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之类的心理的东西------这点不能完全责怪五毛。

按照中国政治惯例，对高层领导人有不同看法，不到最后摊牌，任何人不得犯忌，点名特别高调赞扬或非常激烈地攻击。但现在围绕中国现任总理温家宝，出现一系列非常引人瞩目的“破例”。

　　首先"破例"的，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其代表网站"乌有之乡"发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教授撰写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文章，虽然最终没有点到温家宝这个现代"丞相"的名字，但无论中国的左派还是右派，在中国网上讨论时，都一致认为文章的矛头直指温家宝本人。这篇文章据称因为受到来自中共中央上层的压力，不得不从所有网站上撤下来。

　　但到左派的另一个网站《文革研究》上，至今还可找到发表于2009年的张德勤《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一文，作者指责温家宝的第一条是：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到第四条，温家宝这个现在丞相，甚至要面对"致使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的指责了。如果说张宏良还只是大学教授，那么张德勤的身份，就非同寻常-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由他出面点名批判温家宝，把温家宝和赵紫阳这个1989年被推翻的中共前领袖联系起来，把对温家宝这个现任最高层领导人的攻击，和中国最终政治取向，联系起来。

　　相比之下，维护温家宝的一边，直到本周三，基本保持"不点名"但激烈对抗的做法。带有明显主张自由倾向的报纸如《南方周末》以及《炎黄春秋》杂志不断推出据称温家宝极为推崇的如"人的尊严"、"政治改革"等理念；同时，今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刊载温家宝撰写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也被视为支持这位中国总理的体制内力量的声音。但这些还都是间接姿态。

　　本周三，前中共中央党校学者杜光《以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为题，在中文海外媒体上撰文，直接点名，为在他看来备受冤屈的温家宝总理申辩。可圈可点的是：犹如左派在乌有之乡上对温家宝的指责一样，为温家宝辩护的杜光，也把中国现任总理的去留，说成是决定中国中近期政治走向的关键所在。杜光在他的文章结尾，以党刊社论特有的檄文风格，写道：

　　"目前的批温高潮，既表现出权贵集团和毛派的得意和猖狂，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以对温家宝个人的人身攻击，来实现铲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杜光高调维护现任总理的文章，因为中国官方对互联网的严格屏蔽，截至到发稿，还没有见诸中国大型网站的讨论室，尤其因为如此，就更加意味深长：攻击现任总理的文章留在网上将近10个月，没有被删除；《乌有之乡》《大旗网》等左派网站，一反几年前动辄被封的命运，越办越像模像样。反倒是明白维护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激扬文字，难得和中国国内读者见面。

　　在和本台记者电话讨论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但对中国执政党高层操作知之甚深的北京公共知识分子这样评论这一系列"破例"说："现在的领导，左右两边都快捂不住了，这说明上层的斗争就快撕破脸了。"

关于1958至1962年大饥荒饿死近四千万人的惨祸，现在越来越证明是十足的人祸，而与天灾没有多大关系，这一切都是此前官方胡来之惩罚的总爆发。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大炼钢铁的胡搞，加上反右把稍有批评的声音都消灭殆尽，那么后来发生惨绝人寰的灾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千万民众在劫难逃，就是这个意思吧。


　　1958至1962这几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大面积发生，几乎无一省市不受其害。但每个省由于其执掌者跟紧毛泽东政策的步伐稍有差异而有所区别，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四个省份，其它省份相对较少，就是当地执政者不那么极左所致。发生在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特大的饿死人之惨祸，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安徽还没有这方面的公开出版物，河南也只看到了信阳事件的文章。四川呢，除了廖伯康的回忆录以外，还有东夫专写温江地区惨况的《菜花黄》（我看到的是电子版，据说已出海外版，尚未看到），以甘肃出版的记录较多，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由花城出版社公开出版，其公开出版的《夹边沟纪事》也有部分反映，就像谭雪蝉编著的《求索》一样）、张大发的《金桥路漫》（定西市作家协会内部出版，印数2000册，32开，472页，41万字）。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相信有不少人读过，但像《金桥路漫》这种内部出版的书籍，恐怕就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因此我今天就来简介这本书。


　　与杨继绳的《墓碑》（上下）和贝克的《饿鬼》这样比较全面、宏观记载、分析、论述1958年至1962大饥荒的史实的著述相比，像东夫的《菜花黄》和张大发的《金桥路漫》应该算对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县的“个案”记录。而东夫的《菜花黄》由于在海外出版过，且有一些电子文档在网上流转，所以知道的人相对较多，而张大发的《金桥路漫》，我在网络上搜索几乎只得到两条信息，其稀少之不为人知是可以想见的。我非常有幸认识东方亮兄，有一天他在我文章跟帖后面说到通渭大饥荒，就专门提到了张大发这本书《金桥路漫》，我跟帖说欲读到这本书，于是他让作者张大发先生本人签送了一本《金桥路漫》。我大致翻过后，虽不出我之意料，但其间的史料还是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通渭彼时28万人，饿死10万人，占35%还要多，这些人食人甚至母子相食的大惨剧是十足的人祸，官方没有任何可辩驳的余地。现将该书目录罗列于后，以便有心者备查，且做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金桥路漫——“通渭问题”访谈报告》目录


　　自序……张大发


　　残垣的守望者……雷鸣


　　一 史话通渭……1


　　二 乡魂……4


　　附文：雷炳焕《一九五九的往事》……16


　　三 “通渭问题”及其由来……20


　　四 关于吃饭问题……30


　　五 “三年困难”和“通渭问题”……41


　　六 饥荒综合症……56


　　七 席道隆等17名所谓首要分子法办记……67


　　八 政治运动与“通渭问题”……76


　　九 “揭盖刨根”——“通渭问题”伤口撒盐……112


　　十 公共食堂面面观……121


　　十一 外界人士对“通渭问题”的报告……129


　　十二 从全国饥荒看“通渭问题”……136


　　十三 盲流浩荡……144


　　十四 引洮工程引来惨重代价……151


　　十五 同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座谈……161


　　十六 访问“王研究”——王映海


　　十七 错误班启疆……172


　　十八 来自西川的报告……177


　　十九 我的姑姑……184


　　二十 风雪菜子川……192


　　二十一 团结村听闻……203


　　二十二 父亲……213


　　二十三 二嫂……228


　　二十四 小救星……243


　　二十五 “一支臂”……256


　　二十六 一个囚徒的忏悔……269


　　二十七 席道隆，一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人物……288


　　二十八 白鹤滩的传说……319


　　二十九 施家河追忆……362


　　后记……471


　　2010年7月10日9：39分于成都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 ]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使“四清”工作受到影响。通报要求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四清”工团、队，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四清”运动各项方针政策，保证“四清”运动健康发展（通报大意）。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法乱纪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批斗会上，刑讯逼供，将人活活打死、逼死，时有发生。但是，把人打死、逼死（自杀）后，还要对尸体进行面对面的批斗，笔者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当时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上世纪80年代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电话通知，告诉我说中共中央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原公安部干部，后调任此职。西北局撤销后，调回公安部工作）要到西宁来，详细了解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批斗已经自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我在电话上对他说，“四清”工作总团（当时湟中县“四清”运动全面铺开，设“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全县“四清”。总团团长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下设几个分团，分别领导几个公社“四清”，分团团长分别由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担任。公社设“四清”工作队，队长也都是由厅、局级以上干部担任，大队设“四清”工作组，组长一般都由科、处长担任，工作队员共3000多人）已经上报西北局，西北局发了通报批评，我们已经学习了通报精神，正在贯彻执行，还要了解什么情况呢？答国栋回答说，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对“四清”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气愤，说上次总团的报告不详细，派张之轩同志来进一步了解。由于时间很短，你先去把情况搞清楚，等他来了之后，由你汇报，如果他要亲自下去调查，你再陪他去，这样可以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我无话可说。向分团长（民政厅长）、副团长（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即制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那个人）汇报省委政法委的电话通知精神。两位团长对我说，你去吧，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没有派人去详细了解，总团派法医检验尸体，但是也没有把全部情况搞清楚，就仓促上报。这次你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教训。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原组长仲××因组织群众批斗尸体，在中共西北局通报发出之前，已经被“四清”工作总团除名。我通过和“四清”工作组成员座谈了解，然后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四不清”干部座谈会，和工作队员、群众个别谈话，还找了被批斗过的大队长、会计、两个生产队长个别谈话，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只用了三天两晚，就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写了报告，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张之轩到西宁后，看了报告，认为很详细，不需要再下去调查。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把马××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他们不愿意学习仲组长的做法。仲组长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


　　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组员看到这场面不知如何办，因为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他们看着仲组长，让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匹。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声，终于跪下了。


　　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


　　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当时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没有敢看尸体。她听沈排长讲，马××死后丑陋无比，舌头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长，她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死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省解放后，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是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历史没有问题，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当大队书记既不是自己篡夺的、也不是坏人混进来的、更不是拉拢腐蚀上级而得到这个位置的。


　　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煞有介事，似乎中国当时真正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其实不然。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政策的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广大农民，对“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还人民以公道。可这些基层干部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时，老百姓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少数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从“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他们的恶行来看，有的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


　　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他们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中央又不承担责任，群众放不过他们，“四清”工作组放不过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假如没有“大跃进”，他们会这样吗？现在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坏事、饿死人的账，都算到他们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负责的，首先是“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最后才是基层干部。毛泽东也知道在“大跃进”运动中会发生违法乱纪情况，也表示要纠正。但是，不丢掉他的乌托邦的幻想，是纠正不了的。谁要是反对“大跃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尽管他在“大跃进”时期也说过一些不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要违法乱纪的话，但是，在根本不改变左倾路线的前提下，这些话只能是表面文章，不会起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深入，毛、刘发生分歧，毛就通过“四清”运动作为预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通过实践，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由于“大跃进”的毁灭性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农村、牧区农、牧民的生活状况仍然非常艰难。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要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强能活着，不被饿死外，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团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四清”工作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300多名队员中，一共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太左）。还有一个工作队员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结果胃扩张，因治疗不及时，被撑死。在这么贫困的农村，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左倾路线，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对犯罪的要依法处理，而不是兴师动众，人海战术，抓什么阶级斗争，搞什么反修防修。队员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谁也不敢说，硬着头皮撑下去，反正只要能熬过那几个月，就没事了。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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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5日，《人民日报》突然开辟《本周话题》专栏，组织专家学者以轮番冲锋的方式，对所谓西方民主制度进行系统讨伐。如当日以《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题，拉开连续批判的序幕。


　　如2月2日专版以《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题，发表人大教授许崇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制度有根本区别》。江西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李江源的《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周锦尉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


　　如2月9日的专版又以《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题，发表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庄聪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社科院研究员房宁的《我国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李金河的《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见此情景，人们未免晕头转向。也有人猜测这可能是针对民间政治文本***的，担心该文本给执政党内部造成思想冲击。


　　其中社科院房宁先生鸿文的一个重点，是西方的多党政治竞选非常浪费，中国特色的一党执政非常节约。细读房文，促使我产生了将中西政党执政成本进行比较的想法。我国现行宪法虽规定由共产党永久执政，无须选举，但宪法并未写“执政党自带资金执政”，实际上仍是让纳税人出钱的“有偿执政”。“为人民服务”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垄断特权，盖因“有偿为人民服务”也。但遗憾的是，在任何公开文献中都难以查找中国政党执政成本的具体数字，中国特色的对人民的“服务权”不但是有偿的，而且还是作为商业信息高度保密的。


　　还是先看看西方政党成本令人吃惊的巨额数字吧。


　　台湾选举经费惊人。大家知道台湾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每次选举要花费巨额经费，据说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的选举费用，为人诟病。据2000年总统候选人陈水扁申报，其竞选经费为9.49亿元新台币，2004年总统选举申报竞选支出12亿元新台币，两届均居当时各总统候选人之冠。而2000年有连萧配、陈吕配、宋张配、许朱配、李冯配五组参选人，除李冯配之外，恐怕花钱都不在少数，估计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总费用约为15亿新台币，换算成人民币，约为4亿元左右，把每四年一次挑选执政党的花费平均到每个年度，每年约花费1亿人民币。2004年选举经费大幅度上涨，陈水扁一次就拨出了50亿元新台币的经费用于总统选举，但2004年只有两组人马参选，50亿其实就是当年选举总费用了。再加上候选人自己筹集的费用，2004年的选举总花费不会超过60亿新台币。就按60亿来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为15亿，平均每年约3.7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就是台湾以竞选方式选择执政党每年应支出的实际成本。


　　美国选举经费更惊人。美国总统选举堪称世界上最豪华的选举秀，美国选举需要大把花钱，因此按照房宁先生的理解就是“有钱人的选举”，“表面看是全民公平选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选举”。据历史学家估计，1860年美国比较激烈的第16届总统选举中，亚伯拉罕？林肯用了10万美元，到1988年老布什参加的第40届选举时，白宫之争花了5900万美元。但近届美国总统选举费用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2004年第43届美国总统选举共花费6.93亿美元，成为打破历史最高记录的天文数字，而2008年第44届的总统选举，从2007年开始预选以来，27位竞选人共花掉约13亿美元，再创纪录。其中，民主党支出7.5亿美元，共和党4.77亿美元。13亿美金按照2008年的汇率，约合人民币80亿元左右，美国人为挑选执政党平均每年花费约20亿人民币。必须强调的两点是，第一，美国人除此之外无须再为执政党承担任其他何费用了，比如民主党在五月花酒店的办公场地租金、人员工资、办公文具耗费等等，都是自筹解决。第二，这笔竞选费用并非用纳税人的公款支付，而是竞选人严格按照竞选经费募集办法自筹得来的。虽说不属公款花费，是有钱人依照自愿原则捐赠的，但毕竟是社会成本。


　　如果美国的政党执政成本已称得上“更惊人”，吓得你张大嘴巴，那么中国政党的执政成本又是多少？是否会吓得你当场晕倒？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党永久执政，无需选举，省去台湾和美国那样昂贵的竞选费用，在房宁先生看来，是“从来不花一分钱搞竞选”，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中国执政党如此喜欢由自己永久“为人民服务”，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近期看到穆正新先生《中国人民供养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执政党》一文：其中说“你看看那些占地广大、设备优良的中共中央机关，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楼、直至县、区、乡镇街道党委、各种院校及各军警部队党委所使用的办公设施等等，难道都是当初毛主席拔了几根毫毛吹口气变成的吗？那数百万红润饱满、仪态轩昂的书记、常委、主任、政委等等专职党干们，难道都是喝着西北风为党工作的吗？那隆重排场的全国党代表大会，难道是各地党代表们背着干粮夹着雨伞步行到北京，在农贸市场边上捡个旮旯蹲下来抽几袋烟就能开成的吗？不靠报纸、电台、电视台、电影、戏剧、歌曲、图书、教材、直至连环画等一切宣传形式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自我宣传，光凭着毛主席叫两嗓子，就能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吗”？


　　虽说穆文语气激烈，用词严苛，但所言不谬。从中国统计年鉴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机构庞大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院、校、系、所的党委系统，还有中央军委、各大军区、各省、市、地军区、各军、师、旅、团、营党委、连队支部，还有所有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里设置的党委、党组、党支部，还有中央、地方各级国有企业里设立的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等等，可谓组织体系庞大。各地、各级、各类党委的办公场所，如果靠他们自己贷款或集资建设，他们如何建得起？如果要他们自己花钱租用，那他们又如何付得起租金？还有他们的会议费用、活动费用、交通工具、办公费用、文件材料费、广告费、人员工资、福利等等，让他们像世界各国政党一样，靠他们自己的党费或者自筹自支，如何能把独家“为人民服务”的业务维持下去？之所以能继续为人民“独家服务”，全靠纳税人的钱为上述开支买单。如果以四年为统计时段，这笔费用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会超过台湾、甚至超过美国天文数字般的选举费用？


　　回答是肯定的。据穆正新先生测算，中国用纳税人公款支付执政党经费四年约为10400亿人民币，是美国天文数字竞选经费的130倍。台湾和美国的选举费用之所以高昂，主要是花在广告上，凡是要上媒体的，必须真金实银把钱掏出来。如果没有媒体广告，候选人如何让选民认识？候选人的政治见解和竞选纲领如何让选民了解？但如果你不掏钱，对不起！任何媒体也不给你登一个字。如果中国大陆执政党的决议、文件、党领导的讲话、活动和照片，每天在媒体上刊载时按照市场的广告价格掏钱的话，将会是多大的数目？举例说明，CCTV-1黄金时段的广告竞标，8秒钟曾高达6亿人民币，那么比黄金时段更黄金的30分钟新闻联播，实质上是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广告语的推广时间，而且在不同时段滚动播出，这笔广告费用是多大的数目？如果把全国所有电视台、所有报纸、所有电台和互联网上免费刊登的执政党广告全部算起来，年度总费用又是多少？也许有人会说执政党的上述广告全部是免费的。此话不错，但要知道，这种免费是以执政党把媒体资源交由官办机构垄断经营为条件交换而来的。说穿了就是，我禁止其他人办报纸、开电视台，只准我儿子搞，我儿子就常年免费给我刊登宣传广告，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交易。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所有媒体本来就是执政党经营的“内刊”，全部办刊成本实际上属于政党成本的范畴，就像某个企业经办的“企业内刊”一样。


　　根据穆正新先生按照最为保守的方法、取最低标准，分为7个部分测算，中国执政党每年由纳税人公款供养的总费约为2600亿人民币，四年总花费约10400亿人民币，是美国的130倍。二者差距，判若天壤。何况中国的10400亿取的是最小的测算数字，美国的80是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国的10400亿全部是纳税人掏钱，美国的80亿是竞选人自筹，无须纳税人负担。


　　当然，如果房宁先生等人觉得穆文测算有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求执政党正式公布每年的财务支出明细。如果想了解穆先生的计算方法、标准和详细计算过程，可以在网络搜索查看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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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国家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建立健全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增强国防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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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体系，这就是说这不是应用于突发事件的法律。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东。”我八岁戴上的红领巾，这首少年先锋队队歌伴随着我渡过了少年时代。每每唱起，都会热血沸腾。“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这句话出现在我参加工作后的每一篇日记上，下笔时，我总是热泪盈眶。那时我真诚地希望在我死后，人们会从我的日记中发现我这个“狗崽子”是真心革命的，会将我追认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曾经是我欢乐灿烂日子里的太阳，是我凄苦暗淡日子里的北斗星，是我心中的神明，是我愿意为其献出一切乃至生命的伟大领袖。我曾由衷地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比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人们都幸运，比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都幸福。


　　这座神像是哪一天在我心中彻底坍塌的呢？确切算来，应该是1976年的4月5日。那天晚上，我和那时还是我的男朋友的悌忠站在我们所在的三线工厂的山坡上，听着高音喇叭中传来北京的声音，宣布对天安门广场上“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夜是那样黑，风寒得让人打战，我说“中国反革命复辟了，我们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在那一刻我认识到的是---毛泽东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我比很多同时代的人懵懂得多，但是我开始梦醒了。


　　接下来的八月唐山大地震，悌忠家的房子山墙在地震的那一天倒了，悌忠和我先后回到北京帮助家里修房子。9月9日，在北京从广播里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这一刻，我已等待了许久，好朋友间也议论过许许多多次，我们这一代人将经历毛后的时代，将亲眼看到没有毛的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是幸运的。但是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我很难说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我的中学好友丹华，很是失魂落魄地一头撞进了悌忠的家门：“毛主席去世了！”跟她满脸的惊惶一比，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心静如水。“我已经听到广播了。”我的平静，甚至有些无动于衷地对待毛泽东的去世，让丹华一下镇静下来。我们开始谈论那已经谈论过太多次的话题：“中国将向何处去。” 我和悌忠后来到天安门照了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时刻，应该记录下来。


　　说来就那么巧，悌忠的中学好友迎潮和他的女友，就在那一天那一时刻走进派出所办理结婚手续。前脚刚踏进门槛，后脚就跟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婚当然没有登记成。接下来的那几个星期对于全国人民实在是太难熬了。一切文艺演出都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人们脸上不能有笑容，甚至一点点似乎是笑意的表情都会被人举报，遭到灭顶之灾。有人因为实在熬不住那没有音乐，没有消遣的生活，偷偷在家里打扑克，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笼罩着全国的肃杀、毫无表情、甚至一声咳嗽都会让人胆战心惊大概是“十年浩劫”恐怖的顶峰了。 “于无声处听惊雷”（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独幕话剧就是这个名字），那打倒“四人帮”的霹雳在人们的神经已经崩得要断裂的时候到来了。它先是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在朋友们中悄悄传播，就像是雷声由远处沉沉地低声地轰鸣着，然后一声炸响，电闪雷鸣，撕开了亿万人的胸膛。我记得那天是好朋友槿长从他二楼家里的窗口高声向对面四楼“七．二一”大学的宿舍叫我，都岔了声儿：“有好消息告诉你！”我曾经设想过千千万万的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快，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完蛋了。那天我们“七．二一”大学的校长，中国汽车工业的鼻祖---孟少农先生买了酒和我们一起痛饮，那天朋友们好像要把一生一世的笑都笑尽。


　　接下来是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复出，我万万没有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把彭德怀庐山会议的案子都翻了过来，我自己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从“黑五类”变成了“红五类”。然后是右派一风吹，农村地主、富农统统摘帽，无论出身，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军、上大学。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封闭三十年的铁幕。那些过去背着沉重的海外关系，香港、台湾敌特关系的人成了最受人们艳羡的一类，首先蜂拥出国门，或者投奔亲友或者留学。人们真地以为中国自此将彻底走出毛的时代。


　　晃眼间，毛泽东已经是110岁的逝去之人了，我自己的青春岁月也早已流走，进入知天命之年，方晓得我们还是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去年我在大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在书稿交出之前，父亲和悌忠都对我说，书中的有些说法太过，应该改写。我执意不肯，觉得时代变了，应该是可以说实话，可以提诚恳的意见的时候了。可是书刚刚发行不到两周，就被禁了，据说中宣部的批示是：“放肆地攻击共产党”。这个结果在父亲的意料之中，但是实实在在于我的意料之外。


　　上个月回国出了趟公差，到晓梦那里拿一些积压在她手里的《李锐其人》一书，帮助她在朋友中推销，听到了另一个想不到的故事。彭德怀的一位警卫员看到了这本书，他一边看，一边落泪，激动得不得了，看完书就找到晓梦，说他要一千本，要拿到彭德怀家乡的彭德怀纪念馆去出售。那个纪念馆是他从朱熔基的手里搞到了特批的四千万人民币修建的，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对他是感恩有加，他对这件事有完全的把握。晓梦还是保留了一下，只给他发去了五百本。结果这位警卫员刚开口向当地官员介绍这本书，就被硬硬地堵住了：“李锐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本书不能在我们这里卖！”彭德怀可是被毛整死的呀！他家乡的父母官要纪念彭德怀，可是不许说毛有错，彭德怀地下有灵，会作何感？


　　认真想想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这些过来人最深入骨髓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十亿国民的头脑要统一在一个思想下，即：毛泽东思想；全体人民的社会行为要服从于一个意志，即：党的意志，亦即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说，除了毛泽东有随心所欲的自由，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其他人都没有思维和行动的自由，哪怕你官位高至国家主席，也是个呜呼哀哉的刘少奇！记得父亲说过，毛泽东曾经问过黄克诚（可能记忆有误，是个别的什么人）：“你说总统—President，主席--Chairman和皇帝--Emperor的区别是什么？”黄克诚认真地回答：“总统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镇压人民的，主席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领袖，皇帝…”，毛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都是一回事。”毛确实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无法无天”的真命天子。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根本的改变吗？邓小平先可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包揽国庆35周年大典的一切程序，把国家主席李先念晾在一边；后又可在退出政治局后，以一介普通党员的身份统领全军。为什么？他是无冕的皇上，就这么简单。可他毕竟还是打天下的一员，为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将中国推向了市场经济的世界潮流，有他功勋极其卓着的一面。而到了江泽民，用李慎之的话“没有尺寸之功”的他，竟然也当起了太上皇，以一介普通党员的身份占住了军委主席的位置，而且处处对新的领导班子掣肘。不管是否真做得到，宣传上还是全国人民必得遵循一个思想：江的新发明---三个代表；全国人民还是得服从一个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不管这个党的腐败已经到了“处级以上的干部全杀了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程度。


　　是呀，时代是进步了，四个伟大没有人提了，小红书也不再摇了，人们不需要早请示晚汇报了，余杰也有了用两支笔（一支大陆，一支海外）写文章的自由；老百姓的生活与毛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农民也可以走出土地到城里做工了。但是政治制度改革的那条腿太短了，短的有些地方、有些事还不如毛的时代。比如三峡工程，父亲只要有机会就会对人说：“我要告诉你，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从来没有说过建三峡。”毛周是知道三峡的份量的，在有了原子弹的时代，即使浪漫如毛泽东，“高峡出平湖”他也知道是个永远的梦。到邓当了一把手，“好嘛！”轻轻一句话，三峡就上了马。这次回国听有人说李锐没能阻止三峡上马是因为他太直，其实稍稍拐点弯儿，邓老爷子未必听不进他的话。我拿这话去问父亲，他立即激动地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根本不会听进我的话。”周恩来曾评价邓小平有时会“举重若轻”，这位第一把手的个性决定了父亲不可能再有一次“御前辩论”的机会，因为邓认为建个三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了以江为核心的时代，父亲再次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上之原委，希望立即停建，他得到的是朱熔基总理的电话，让他不要再说话。至此父亲对三峡的一切意见完全被封杀。当年毛听说有个三峡反对派李锐，请他出席中央会议，让他发言、写文章；四十年后，父亲却不许作声了。


　　父亲说“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不使领导人由于其个性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或者由于其个性而无法纠正错误的制度，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目标。”这话精辟之至。可我们现在还是不得不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寄托在新一代领导胡温的个性上，我们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一把手说了算的时代。但是我是乐观的，因为今天的青年一代和大多数的国民已经不再像我们年青的时候那样激情地关注国家命运，狂热地投身政治运动，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奔的是自己充裕的物质生活。在我和父亲最后一次探望病中的王若水先生的时候，他曾叹息这是一种精神的堕落。但我却不做如是想。我觉得这种非政治的、以物质追求做动力的人生努力和美国的现状非常接近，这种追求的力量是实在、韧性和巨大的，它使任何要将中国从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拉出去的企图都成为螳臂挡车。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有一批知识精英们在注视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中有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代，虽渐斯人已去，以王若水和李慎之先生的最近过世最为可惜，但是这些耄耋之人还在奋勇向前，且完全不势单力薄；在他们之后有一大批中青年的精英，年轻如余杰，方29岁。这些知识精英们是国民的头脑，国家的脊梁。头脑清，脊梁硬，中国就充满希望。精英们的思考是理性的、深刻的、专注和执着的，他们不会盲目地发动“运动”，因为他们懂得中国的事情不是一、两个运动就能解决的，由占人口少数的他们来思考中国的问题，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在我有生之年，也许不能看到中国完全走出毛泽东时代浓厚、绵长的阴影，但是一定会看到中国离开那阴影的最深之处。（原题《我们仍然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写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20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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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其副主编乔舒娅·基廷撰写的文章，文章题目是《最让中国尴尬的五个盟友》。文中的这五个让中国尴尬的盟友是：朝鲜、伊朗、苏丹、缅甸和津巴布韦，它们都是在国际上声名狼籍的国家，但中国却与这些国家打得火热。


　　基廷分析认为，北京与朝鲜建立盟友的关系是基于政治稳定、双边贸易需求以及朝鲜可以作为中韩间的缓冲区的地位。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可以回溯到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此后中国成为朝鲜的主要捐助者和贸易伙伴，直至今日。如今，朝鲜90%的进口能源、80%的日常用品和45%的食品来自中国。与此同时，朝鲜低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双边贸易在2008年达到了2.79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40%。


　　而作为朝鲜的盟友，中国常常利用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阻止针对朝鲜的制裁。但是，朝鲜核试验也加剧了北京的忧虑，特别是在2006年平壤撕毁六方协议、进行核试验后。然而，中国始终是朝鲜最为重要的盟国。


　　对于被视为恐怖主义温床的伊朗，基廷认为，中国与其交好是因为对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一直在寻求稳定的石油供应，而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伊朗则迫切需要政治支持。今天，伊朗已成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供应国，伊朗一些油气田开发大单也交给了中国石油企业。在伊朗不顾欧美的反对、执意发展自己的核计划的问题上，时常让中国觉得十分尴尬。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非洲政权中，基廷认为，苏丹是最具争议的一个。因为血腥的内战和达富尔种族大屠杀问题，苏丹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美国石油公司退出，中国藉机在苏丹能源领域占领了主导地位。中国石油总公司是苏丹最大的石油投资公司，而中国购买其40%的出口量。人权团体称中国向苏丹出售了高达5千5百万美元的小型武器，这些武器被用在枪杀达富尔地区30万人身上。尽管2008年苏丹总统巴希尔已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有反人道罪和战争罪，但中国仍继续保持与苏丹的合作，并在安理会中阻挠对苏丹的制裁。


　　基廷指出，北京对于缅甸的兴趣在于天然气和矿产。2008年中缅签订了一份长达30年的天然气合同，而过境缅甸的输油管线也正在兴建中。为此，中国在1995年至2005年间给了缅甸约2亿美元包括歼击机、舰艇在内的军事援助。在安理会中，中国支持缅甸军政府，尽管其大规模镇压国内的民主运动；但缅甸近年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使上千万难民涌入中国，同时带来了毒品和爱滋病，这使得中缅关系出现不确定因素。


　　而最后一个让中国尴尬的盟友则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基廷表示，中国感兴趣的是其矿产资源。对于总统穆加贝具有争议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国不但公开支持，而且还提供了数十亿的农业援助。此外，中国还向其出售了最近的军事装备，包括FC-1歼击机、100辆军车和最好的雷达系统。作为回报，穆加贝向中国矿业投资敞开了大门，包括世界第二大铂矿。就在西方国家因津巴布韦大选舞弊、执政党威胁反对党并导致反对党成员死亡而对其实行制裁之际，中国藉机扩大与其的合作。


　　对于基廷的分析，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其文中所说的中国确切地说应该是指中国大陆政府，是中国大陆政府选择与这五个声名狼藉的国家为伍，而非整个中国。


　　正是通过基廷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政府完全忽视这些国家政府在本国的倒行逆施，而是出于自身经济、政治上的考虑与这五个被国际社会制裁或孤立的国家交往，并成为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保护伞，甚至中国大陆政府还出售武器，助纣为虐。近期中国大陆政府反对联合国借“天安舰”事件制裁朝鲜是又一典型例证。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能源紧张，为了获取能源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这样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对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顾道义，不顾万夫所指。但此种行为又与禽兽何异？当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公理、道义都不复存在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该是怎样的一派乱象？正因为这种毫无政治伦理、毫无道德观念的唯利是图思维定式，才导致了中国大陆生产企业的毫无道德，毒食品、毒药品横行。试问，三鹿毒奶为了获取“能源”（利润）而不择手段，对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吗？！


　　而恰恰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做了和三鹿一样的选择，才使国际社会充满了对其的不信任。一个在国际社会根本无法赢得尊重的政府，又如何能让中国真正地立足于世界。


　　而中国大陆的所为，实际上并没有使中国老百姓获得好处。且不说中国大陆在朝鲜战争中为了帮助朝鲜，牺牲了几十万无辜的中国人的性命和无以计数的财物，单就近些年来的中国大陆所为来看，中国老百姓依然是中国大陆的牺牲品。恰恰相反，中国大陆这种不顾道义的所为恰恰伤害了中国人自身的形象，让很多外国人不耻；中国大陆在国内外的罔顾道义之举也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社会乱象横生，中国人的生存环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恶劣中；而且，中国大陆以此种方式获得的各种资源并没有回馈给老百姓，绝大多数进了大陆权贵集团成员的腰包。而最终为中国大陆买单的却是中国和中国老百姓。


　　当然，西方国家也是利益当先。不过，在西方民主国家，执政党要想坐得稳，多少都要考虑民众的想法和利益倾向。因此，其在利益上的考虑，还存在着一定的底线，即在一些涉及到西方民主价值、人权等民众关注的问题上会放弃利益或部份放弃对利益的追逐。


　　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中国没有盟友，只有朋友。问题是朋友也有好、坏之分。古语有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中国大陆结交的上述朋友来看，令人质疑中国大陆政府和是一丘之貉。试想，如果让中国老百姓自由地选择，有多少人会选择与这5个名声不佳的国家为友？中国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朋友，更重视对方的是其道德品质。


　　然而，一个只考虑现实利益而忽视道义、民众权利的政府，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或许中国大陆政府最后只落得：放眼望去都是朋友，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早在1960、1970年代，大陆政府就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而，这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面子工程，却是中国经济频临崩溃的代价。毛泽东时代为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的赞比亚、坦桑尼亚，都是在中国人自己饿着肚子、勒紧裤带的情况下，为了毛主席这个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光辉而进行的。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说，阿尔巴尼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1962年到中国要粮食，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没办法，又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命令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中国船队，立即改变航向，把进口救命的小麦，卸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而此时此刻，中国老百姓正处在“大饥荒”年代，前后数千万人饿死。作为国家主席，根本不把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从这一点看，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也算活该。


　　在非洲，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吹捧毛泽东，说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敬仰的老者、勇者、智者。毛泽东一高兴，现场办公，拍板决定建设坦赞铁路：不过一亿英磅，没什么了不起。当年开始投资一亿英磅，后来不断追加。1800公里铁路花费几十亿，筑了10年路。


　　在越南，它和法国、美国打仗，差不多一半的财货都是中国人的血汗，而且中国的军人换上越南的军装，在与法国、美国的战争中打头阵。1979年，越南却用中国给的枪炮和中国人打了起来。朝鲜战争，中国人付出了百万青年的性命，就是为了毛泽东、共产党的国际共产主义“朋友”面子工程。自停战后，中国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而如今则更多了。


　　大陆政府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始，就选择以国际社会为敌，自己断绝了以国际社会的联系，逼迫自己走上闭关锁国之路。中共建政后，世界许多国家都希望和中共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要和中国接触，就必须要和中共打交道，而中国又是一个大国，谁也无法忽视。当时连美国都打算和中国大陆建交。而朝鲜战争，使这一切都不可能，中国在外交上也彻底倒向苏联。大陆一开始满不在乎，对国际社会的橄榄枝不屑一顾，但很快就尝到了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滋味。但大陆尽管努力示好，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十分孤立的局面，参加万隆会议，又提出什么亚非拉大团结，什么第三世界理论，但收效甚微，始终改变不了国际社会的边缘角色，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是个看客，没有什么发言权。尽管中国大陆自封为第三世界领袖，但那只是猴子称霸王，顾影自伶罢了。


　　而中国的老百姓则更可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1950、1960年代，世界相对和平，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而中国的老百姓在愚民政策下毫不知情，自己一无所有，吃不饱肚子，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要去解放全人类。


　　更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完全沉浸在虚幻的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的蓝图之中，不由自主的甘受愚弄、欺凌和摆布，在共产主义已经完全破产的事实面前，继续麻木不仁地充当帮凶和牺牲品。比如朝鲜战争过去已60年了，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人停留在“保家卫国”的欺骗宣传上；自己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惨败，还陶醉在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胜利之中。朝鲜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分水岭，直接造成了自由世界和共产专制的第一次全面对抗。在战场上双方打个平手，谁也没有吃掉谁，但在战略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专制却遭到惨败，直接遏制了其在世界上的扩张。朝鲜战争是热战的结束，也是冷战的开始。朝鲜战争后，国际社会和共产专制进入漫长的对峙，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不复存在。


　　中国大陆这个朝鲜朋友，“功劳”尽然如此之大。


　　日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出2010年“23名全球最腐朽独裁者”，中国大陆的朋友尽列榜中。其中朝鲜金正日名列榜首，紧接其后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缅甸最高军事将领丹瑞上将、苏丹总统巴希尔等。该杂志称，金正日是一名秉承个人崇拜思想的孤立主义者，在16年的执政期间，将宝贵的国家资源全部投入在核项目开发方面，让人民饱受饥饿和贫困之苦。同时将近20万名居民送到政治收容所等。


　　不过，在中国大陆的技术和财力支援下，朝鲜已经有了几颗核弹，可以“称雄”一时。但有评论说，这几颗毁华盛顿难，毁北京易。导弹载着核弹头从朝鲜往美国打要飞40分钟，在太平洋上空就被美军先进的拦截导弹击落了。而向西边的北京打，最多5分钟就到，打天津、沈阳、鞍山、大连更是转眼就到，中国大陆却无先进的拦截导弹。


　　正是这个原因，朝鲜才有恃无恐，无论捣下多大的乱也不怕，如果美军打朝鲜，朝鲜必然下令中国大陆出钱万亿、出兵百万，就像抗美援朝一样，再做一次“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超级大傻炮灰国。中国大陆如果抗命不遵，朝鲜就往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大连发射核弹。而金家王朝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们死了一百多万，烈士纪念碑和坟墓却早已被他们挖光，抛骨于野，朝鲜教科书上也不见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们浴血奋战的任何记载，在朝鲜人眼里，中国人仅是倒贴牌炮灰而已。


　　如此看来，中国大陆这个朝鲜朋友，极有可能在未来再立“新功”。中国大陆的当权者，极有可能因自己的“朋友”付出政毁人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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