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us Updates From 武士的成长与院政：平安时代后期

至於日本派遣的留學僧，
他們渴求的從來是中轉站的印度佛教知識。

研究日本從唐朝學習中國體制沒有意義，
研究日本實踐中國的律令制度失敗才有意義。
真正重要的時間節點，
不是日本派出了第一艘遣唐使的船，
而是日本決定徹底放棄派遣遣唐使的那一天。
所有人都覺得這樣做是對的，沒有任何不妥。

只有以武士、祭司（神學士/傳道士）為本命軸才能得到大致正確的歷史格局，以文官及其汲汲以求大徵稅系統（即建立律令體制國家），只能得到亡國不可避免的責任，推卸責任有四種：
1/皇帝沒本事；
2/天災饑饉瘟疫三死神
3/外族入侵死死神。
最後王朝輪迴，其永遠輪迴和資本主義永遠在萌芽的「永遠」處在同一個「永恆」狀態。
而以守護（犧牲）、信仰就能完整建立起一個共同體。即使在世界大戰中戰敗「亡國」，也能重建一個本身就存在的國家。而勝利者原本沒有建成一個國家，那麼勝利後無論給多少資源依然建設不成一個國家。仍然是編戶齊民的稅收征斂地方剝削流官下縣中央集權的狀態。
一種詛咒。
給沒有信仰的人。
最終這片土地的人自己消滅自己。
生育率暴跌是字面意義上祖父吃孫子了⋯⋯

這位作者，下向井龍彥和前一本書《律令國家的轉變》作者坂上康俊；
假設沒有翻譯的干擾的話，兩人對父老子弟的態度和立場截然相反。
我個人覺得，石曉軍的翻譯是有些問題的，杜小軍的翻譯尚且沒有太大疑問；這就很有意思了。
下向井龍彥研究的是武士和院政，因此在他看來能穩定秩序、保護稅收的戰鬥子弟就是好的；
坂上康俊研究的是文官制度及與之對應要豢養整個文官體制的徵稅系統，因此他對於這些中央集權不服管的富豪子弟，視為偷稅漏稅、強搶鄉民、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又不肯納稅、遊手好閒的國家廢物。
而坂上康俊感到浪費了可惜的軍事動員，徵集的都是種田的農夫，20萬人也沒有20個騎馬的好手能追能抓剿匪⋯⋯武士的崛起完全是自發秩序生成的結果。

寫《石壕吏》的人不當兵，只能國破山河在哭唧唧自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是多麼偉大的文人理念啊，朝廷為他剝削十塊地皮。而讓別人寫下《平家物語》和畫下《平治物語繪卷》的人則直接把自己的命拿出來替別人受去死的苦，最後搞國際貿易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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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讀到平家物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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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权力的根源就在于能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每一代皇位继承人。院凭借皇位继承决定权使摄关、公卿及贵族全部臣服于自己，集专制权力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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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统治集团的公卿、殿上人阶层没有太大变动。以太政官为中心的中央机构也没有大的变化。“太政官–国司”这种全国统治结构更没有崩溃。对公田课税的征税方式与之前时代一脉相承。因此，类似的政治体制被统称为“王朝国家体制”，其历史阶段也被称为王朝国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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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源平藤原，看得頭好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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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向王朝国家过渡时，往往会伴随着富豪阶层的武力抗争。在这一点上，承平南海海盗与宽平、延喜东国之乱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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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物语集》中有源赖光奉太子（后来的三条天皇）之命，于东三条殿（摄关家的本邸）射狐的故事。《平家物语》中有源赖政击退妖怪、降伏鵼的故事。这些略显儿戏的武勇故事虽然很符合大内守护来往于宫廷贵族之间、保护天皇的形象，然而其蓝本只不过是大内守护赶走一些不值一提的小动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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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說到大學寮的技藝逐漸世襲化。
從這套首部讀到現在第四部三分之一，不禁覺得日本是從部落聯盟想要直接跳級成中式集權帝國，但失敗了又變成類似西歐封建社會，這進程會讓世紀帝國會當機啊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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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将门和藤原纯友出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体制过渡期。在这一时期，由公卿、殿上人组成的宫廷贵族社会逐渐形成，通向叙爵五位的途径逐渐固定下来。因此，两人父亲的早逝对其日后的晋升造成巨大影响，这是两人从宫廷贵族社会掉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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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负名体制的转变，就是基本方针由统治“人”(按人头课税)"，向统治“地”(按土地课税)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宽平、延喜年间的国制改革，“律令国家”完成了向“王朝国家”的体制转变。

重看了稅制改變這段，似乎比較懂朝廷為啥要這樣改革。藉由負名體制，將莊園公有化，中央因此能確實收到稅，但誠如書摘所言，這是以失去對土地控制為代價換來的，這樣真的能叫做集權成功嗎？

看懂稅收，卻看不懂王朝國家是什麼，律令國家還大體可以知道就是用各種律和令來規範行政的政體，那王朝國家是啥？天皇萬世一系，理論上沒有改朝換代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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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地方统治事务全权委托于受领一人，条件是受领必须缴清四年任期内的贡品。中央朝廷要求受领上缴的贡品数额虽然是固定的，但受领利用变动的税率或添加附加税等方式征稅，其中所产生的差额即成为受领的私人收益。这种稅制上的二重结构也是受领贪得无厌的根源所在。

這不就是包稅制嗎，為什麼會說中央控制力加強呢，除非中央可以控制受領的任免吧，但後面似乎也看不出朝廷能對受領有啥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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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次土地调查结果，国衙采取了一项全新的征税方案，即根据富豪阶层的经营能力将公田分配下去，不论其身份和所属关系，一律按照承包的公田面积缴纳租税(此税目称“官物”和“临时杂役”)，并将这些公田承包人(称“负名”)登记在账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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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从任职国向京城运送物资便成了受领的私家行动。此前由郡司富豪阶层承办的各国国衙向大藏省运送调、庸的方式随之消失。结果是
一方面郡司富豪阶层不必再担心调、庸不足而被财政官司或王臣家追究责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失去了中饱私囊的机会。这一点也导致郡司富豪阶层没有必要再依附于王臣家。

第三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延喜二年(902)，诸国国衙接到名为“延喜庄园整顿令”的土地调查令，要求寺院、神社、王臣家、富豪阶层提交“公验”(加盖国司或郡司印章的权利证明文书)，明确土地权利关系，否认此前富豪阶层为逃税而向王臣家进献的庄园(称“王臣家庄园”)以及随之而来的免税特权，并将这类田地重新划入“公田”，即需要缴税的土地(《类聚三代格》)。

loc 522

一以当千是《今昔物语集》《平家物语》对著名武士的赞辞，此时被用来形容虾夷战士，可见中世武士马上个人战的战术大概是从虾夷骑兵身上学来的。

loc 496

尽管朝廷在弘仁五年(814) 十二月禁止称呼俘囚为“夷俘” ，但歧视现象并未因此消失。公民对俘囚的歧视深深植根于公民自身的“中华”意识和“皇民”意识之中，而这种意识恰恰是律令国家实行公民教化的结果。虾夷的语言被称为“夷语”，想必公民正是从这些陌生的夷语中确认了自身“中华国家皇民”的身份吧。

loc 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