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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Eric Hobsbawm)說，辦事高效是第三國際的真正特色。「共產黨人不追求浪漫，相反，他們強調組織和紀律……列寧主義政黨的祕密既不在於夢想站在戰壕上，甚至也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它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任何決定都必須經受考驗」，「嚴守黨的紀律」。黨的號召就是要做好別人做不到的事。

正義是有憤怒的，主教先生，並且正義的憤怒是一種進步的因素，沒關係，無論世人怎麼說，法蘭西革命是從基督出世以來人類向前走的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當然是的，但是多麼卓絕。它揭穿了社會上的一切黑幕。它蕩滌了人們的習氣，它起了安定，鎮靜，開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廣被世界。

沒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們系住
沒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們綁在一起
我喜歡海員式的愛情
接個熱吻就匆匆離去
我要走
我心裡難受
可我心裡總是很難受

《海員》——聶魯達

這個男人始終生活在悖論之中，一方面，他在眾人面前還用開朗信的面具：虛張聲炒的追求昇國格調，不能接妥與眾炎同，大生數時日里的瘋狂工作和偶爾袒露（無法掩飾)）病疾似的疲憊和緊張，將對「榮光的死」的想象力點化彌漫在日常所有細節中。

自殺總是無需思量才能完成。
塞繆爾。約翰遜博士

很多人都能輕鬆地看透他人，卻看不清他們自己。而在三島由紀夫這裡，卻是逆反地看透。 他就是他自己最更要的命題，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降臨在自己生活中的命運將是什麼。

「我希望他當時能選擇活下去，活下去是「更艱難的道路」當他堅持已見，命令盾會另外三名成員必須活下去、見證他和森田死於 1970 年11月20日。

而我真希望，他能選擇那條更艱難的道路。」

對於像毛澤東 這樣自信自是、個性強悍、思想具有高度連續性的人來說，「自我」的塑造完全 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和斯諾談到自己的童年時，毛主要談了兩種經驗，一是 鬥爭，二是怨恨。

童年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人的一生，可能會因人而異。自 20 世紀初誕 生了心理分析之後，童年經驗被廣泛引入對歷史人物的解釋之中。

在《豐饒之海．奔馬》中，三島仰仗於對陽明學派的闡述，解釋了右翼青年阿勳決計刺殺官 僚的思想源泉。現在，在三島自殺後，我再看這本小說，顯然比初讀時越發感到觸目驚心了，最主要的是：我被其中的真摯誠懇所打動了。

陽明學是最後一個影響三島 自殺的組成部分。另外兩個元素：同性戀和天皇崇拜，都早在三十年代晚期、四十年代初就影響到三島了，那時他尚在青春期，直到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後，差不多在六十年代晚期，陽明學派才對他產生了強大引力。

三島整理稿件和文件，直到深夜。他在《天人五衰》的最終稿上簽上名字和日期：1970年11月25日。他還寫了兩封信給國外的好友—一伊凡•莫瑞斯和唐納德：金一之後，封上了信封。在他的書桌上，還留下了一張字條，寫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想永遠地活下去。」

第一部悶到抽筋。

但係去到第二卷開始入戲玉—兩果將九三年前後嘅巴黎展現出嚟：一個係革命後充滿生機，朝氣勃勃嘅巴黎。革命嘅熱情席捲所有人，彼此之間連稱呼都改做公民，仿佛階級之分已經消失，馬賽曲響徹雲霄；另一邊則係熱月政變後嘅巴黎，階級秩序捲土重來，馬照跑舞照跳，過去嘅偉大蕩然無存。

擺脫了路易十四統治的人們，跟擺脫了羅伯斯比爾統治的人們一樣，都迫切需要自由地呼吸。因此這個世紀從攝政時期開始，而以督政府告終。在兩次恐怖統治以後，都出現了一個縱情逸樂的時期。法蘭西從清教徒的廟宇中逃了出來，正如以前從專制君主的宮廷里逃出來一樣，像一個獲得解放的民族那麼歡快。

“后来，这座悲惨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放纵不羁的城市。在热月九日以前和以后，巴黎的街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景象。圣茹斯特 [24] 的巴黎被塔利安 [25] 的巴黎取代了，这就是上帝安排的那种不断交替的对照。

盧梭在 寫作《懺悔錄》的晚年，由於⻑期遭受迫害凌辱，心情異常悲憤孤獨，加之疾病 纏身，使其神經過於敏感，一度使其精神嚴重失常，處於半瘋狂狀態，情緒不穩 定，極易激動且多疑，所以後來同時代的許多人指責《懺悔錄》一書中有嚴重失 實的成分，這可能與盧梭的精神狀況有很多關系

從盧梭的宗教感情來看，這本書與其說寫給世人，不如說是其本人 向上帝的心靈獨白，所以盧梭從不隱瞞自己生活中的各種丑惡的東⻄，如受虐的 傾向、與華倫夫人亦母亦情人的半亂倫性質的愛情、奇特的暴露癖等等。

我知道，共產黨渗透人每一個團體，是必然的事，任何群眾性的社團，包括所謂同鄉會，他們也要渗透，只是採用方法各異，不渗透那個團體，意味着那個團體沒有用處。我覺得一點也不恐怖，沒有中共渗透，才是奇怪。

除了三大戒條，我還曾列出會務十大經驗讓大家參考，這是毛澤東十大關係的工作方式給我的啟發。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 《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關述國内十種事物之間的關係，並指出如何處理，這亦是毛澤東所講的矛盾論中的一個重點。我認為，這個思想方法很有用。

第三戒條是：「不得販賣私貨」。這牽涉每個理事的個人信仰。我跟大家講，信仰是自己的事，不能強加於會務中，或者影響到會務。須知道一個龐大的團體，各種信仰的人都有，有信仰馬列主義，有信奉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各種各樣思想都會有，但大家人會的目的，只為服務所有會員

為了保持清廉作風，教協會定下三大戒條，理事和工作人員都必須遵守，第一戒條是「發財行遠啲」，即告誠任何人，不要抱着謀求個人利益心態入教協會，以為透過教協合取得關係，謀取利益

我曾在報章上寫文章罵過衛奕信，因為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天，他曾經約會我，問今次中共政權會不會垮合，我當時回答他，中共不會輕易垮台，即使我們死了，它都不會垮台。但不足一年後，他又派人來，勸我解散支聯會，前後態度迥異，真是枉稱為中國專家。

這視乎你抱持怎樣的個人標準，有些人一生追求名利，取得很大收穫，但到頭來可能一樣發覺自己很傻。我覺得人生最重要適意，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就會得到快樂。我一生都恪守這種生活熊度，即使到了現在，名利之於我，從沒看重
過，只要足夠生活便可以了，凡事看得通透，不強求便沒有遺憾。

老實說，「傻」的定義是甚麼？用現在世俗標準來看，一個人完全不為自己謀算，只為民主、為愛國、為公義正義戰鬥一生，自己甘於淡洎、守紀律，又的確頗似傻仔。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豈非傻足一世？

就中國共產黨最高層而言.無論是陳雲陣線還是鄧小平陣線，都不想搞徹底的政治改革。…其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徹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變一黨專政，這必然傷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著名自由主義學者於光遠說過:「想要共產黨搞政治改革是與虎謀皮。」

從這件事我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絕對的權力不容許任何挑戰，有任何侵犯他們權力的人，即使是手無寸鐵的、善良的、成千上萬的群眾，統統格殺勿論。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六四事件後，我自覺有必要說話了。北京血腥鎮壓的整個過程，令我非常震驚，同時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完全不曾想到，即使中共一向以來都很殘暴，但竟然可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屠殺自己的同胞，同時出動正規軍隊，用坦克車、機關槍，屠殺自己的同胞。我完全想不到，但竟然是事實。

我覺得，在一個緊張關頭，發生了事件，他們就會良心發現，表理出原來的本性，但當事情放涼了，加上別人的利誘，或者加以其些名譽，他們就全改變，去支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這類人其實為數不少。

六四後，有些朋友視我如蛇蠍，在街遇上也不理睬；這些人嘛，我覺得他們的名利，跟中共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們從中共這個政權裏，得到很多利益，所以一見到我，怕了我，連招呼都不敢打。

這期間，我把以往只顧關心年齡比我大的青年這種思緒，一點一點地逐漸轉移到年齡比我小的少年身上。這是當然的，因為連年齡比我小的少年也長成當年近江一般的年齡了。儘管如此，這種愛的推移也同愛的質量有關。儘管它依然是潛藏在我心中的思緒，但是我已經在野蠻的愛中添上了高雅的愛。

最近寫三島由紀夫題材文章，發現以前嘅直覺估中咗，佢果然係同楯之會嘅成員有關係（同森田必勝有同性戀傾向），之前讀金閣寺已經有呢一種感覺。

假面的告白係佢嘅自傳，我覺得難以想像佢作為生活喺上世紀50年代嘅人夠如此大膽公開自己嘅性取向同經歷…佢實在太誠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