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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画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她反映了我。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成长起来，在那个制度中，人们崇拜苦难、崇拜悲剧英雄。生活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乐。即使在阳光明媚的、享乐主义的加州文化中，我们创作的驱动力仍然是生活中的悲情。在这里住了十年后，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

一位记者问他，到美国后画画有什么变化。他说，我通常画我周围的东西。在中国的时候，我画家里的厨房，我的邻居、朋友，来了美国我就画这里的邻居、朋友——就这点变化。

美国摄影师沙丽·曼在《留住这一刻》中这样写道：“早在1901年，爱弥尔·佐拉就指出了摄影对记忆的威胁，他说，如果你没有拍下来，就不能声称你真正看到了某物。然而，一旦被拍了下来，无论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都永远不再会被记忆的眼睛看到。”沙丽·曼称之为“照片的背叛”。

父母为我们俩分配好了每人饭后隔天洗碗，为了让我给他当模特，陈川只好被我敲诈勒索，每天洗碗。

留学四年后回家，父亲照例没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将我一把抱起来。我双脚离地悬在他的怀抱里，片刻，感到惊喜、幸福和莫名的尴尬。那是我成年以后他唯一一次抱我。父亲从没说过，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笑着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

管虎和梁静都是非常豪爽可爱的人，他们那栋郊外的房子也十分大方优雅舒适，但是那晚我有点如坐针毡，只能拿出老戏骨的演技来跟大家派对一下。

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在一次采访里说过，最令人兴奋的创作，往往产生于你觉得脚尖够不到水底的时候，觉得自己要被淹没的时候。艺术创作是一种求生，是把全部的、最纯粹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就是答案本身。

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社会，王亚军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一个不文明的时代，他是一位绅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充满小资情调，念《哈姆雷特》的独白，唱英语歌，还散发出雪花膏的香气。

范主任喜欢诗歌，自认为是个诗人。他对阿吉泰最不尊敬、最粗暴的行为，就是用满是泥泞的皮鞋踩在阿吉泰的地毯上。当地的传统，是要在进门前把鞋脱在外面，把手和脸都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