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ssea’s Reviews > 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 > Status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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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歷史意味其在帝國建設中，也就是在創造他者歷史的過程中舉足輕重，而清廷正是在精確區異後，才體認到滿蒙漢藏回五族的特殊地位。梁啟超以清代的體系來將民族的分群，這並不奇怪：中國「有」歷史的民族中，包括漢人、蒙古人、滿人、藏人、突厥人與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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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風突變到清末革命黨討厭孟子，看不懂啊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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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治下，西藏作為帝國成員十分微妙，更像是一種觀念、一套信仰習俗，抑或是一種語言，卻幾乎在歷史文獻中付之闕如。近因是沒有藏人的旗人（除非他們入籍蒙古），但更大的可能性在於，準噶爾與東突厥斯坦在乾隆一朝始終動盪不安，而其政治與軍事混亂多半肇因於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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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清廷的表述將其嚴格劃分。生活於東突厥斯坦「新疆」的衛拉特後裔，逐漸成為新建構出的穆斯林（「回族」或「維吾爾族」）帝國成員的一部分；乾隆朝有些碑文採用從阿拉伯文衍生出的維吾爾文字、讓極少數的回族加入八旗（乾隆末年總共有四名學生進入北京官學），以及奠基於香妃傳說之上的進獻美女事務（從新征服的穆斯林地區送至乾隆宮廷），都模糊反映出這一點。此帝國成員的歷史化極其薄弱，且其標記是平面的；這沒什麼好訝異的，畢竟維吾爾帝國成員之所以會建立，幾乎就是為了掩蓋十六、十七世紀現實中蒙古從屬的複雜與範圍，並遮蔽粗暴且在戰略上十分冒險的時局，乾隆一期始終難以解決，即便雅致如乾隆帝，在其無限但嚴格定界的世界裡，也找不到伊斯蘭教的容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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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一點的說法是，滿洲人究竟是誰、能有什麼作為的專業化理念，逐漸取代讓旗人成為接受通才教育的統治階層的想法；新的改革規定須嚴格學習滿文，書寫與口說兼備，還需勤練武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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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留良強調，皇權是解決蠻夷問題的關鍵。首先，其為華夷秩序的正確典範：華夏（即「人」）為君、夷狄為臣；其次，皇權若用於正途，就能嚴華夷之大防。呂留良指出：「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為域中第一義。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48他認為沒有其他匯聚帝國權力的計畫更為合理；明代因帝國體制的過度膨脹而覆亡，清代之所以不仁，在於其意圖盡可能維繫並改善帝國專制。黃宗羲在評論君權淪喪的政治史時，提出了著名的「主客」之喻：「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英譯為host，亦可用來翻譯滿文的「額真」），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49補救之道（顧炎武在此特別提及宋代學者沈括）在於權力下放，即重振貴族階級（特別是在當地）、宗族與鄉村。50黃宗羲的預言得到眾多支持者的認同，他尖銳的洞察力啟發了十九世紀末的讀者：君權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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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薩爾王（此頭銜與其靈感來源凱撒〔ceasar〕相同，用來稱呼名為覺如〔Joru〕的神）是眾神之王「騰格里」（tngri）庫爾穆斯塔（Khormusda，即祅教最高主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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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可以有信仰，皇帝私下可以表達認同，政府亦可能出於某種原因去鼓勵或抑制某些信仰的表述。我們接著會探討，皇帝私人的關注與想法，非常有可能影響國家的表述習慣；但國家不需要跟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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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關注的要點在於，歷經漫長的乾隆一朝，征服逐漸結束，朝廷在乾隆末期刻意將這種超脫於帝國廣袤領土與經濟實力所帶來的完滿、顛峰與至善感展露極致。

loc 4482

除了歷史文獻以外——其中多半是新的，但透過《四庫全書》的編纂來賦予其隱含的古典世系——更採用教育計畫與行政舉措來鼓勵旗人、特別是用國家的文書來賦予其世系認同的文化生活。依照此規範，世系認同需與文化取向相輔相成，乾隆一朝將世系加以制度化，並為十九世紀留下家族文學與種族思想的政治認可。文化知識能運用其對稱性與二分性讓普世帝國臻於完善，因而備受重視；在此過程中，「漢人」、「滿洲」與「蒙古」的身分認同受到重新歷史化，多虧其紀錄制度化與政治地位，才能在大清帝國傾頹後還得以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