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us Updates From Escrituras geológicas

過去五年放著筆電的那張桌子，也開始讓我覺得可疑。我們很少注意那些家具；它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成為安全、例行、規律的內在風景裡不可移動的一部分。但在疫情剛開始的那些日子，每當我踢到沙發腳，或往床底下探頭，一種難以命名的忐忑便侵襲而來。青少年時，我在一些十九世紀俄國作家的作品中發現一個詞，格外精準地描繪出我那些日子的心境：惶惶不安。很快，我不得不承認：物件妨礙了我。當時我還不明白，卻已經據此採取行動：我走向一個沒有家具的地方，到了那裡，起初以整修本身的需求作為庇護，後來又以這段居住完全是暫時的承諾為依據，做出一切決定，好讓那裡持續成為一個沒有家具的地方。

我做出一切可能的決定，為自己的空間移除家具，而不是添置家具。在一個消費主義社會裡，積累的物件經常成為聲望與／或穩定本身的證據，選擇不擁有家具，就是逆流而行的決定。我要說清楚：這不只是維持空間空白、讓空間保持原樣，而是創造一個沒有家具的空間。有些同事偶爾好意提出送我桌椅，我都沒有接受。那段時間，我連一件衣服都沒買。

畢業後，我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小型大學找到第一份工作，卻抗拒買床。我想，或許並沒有想錯，擁有一張床就等於扎根。若我買了一張床，連同它的木製或金屬床架、床墊、床單和毯子，連同它的舒適，我就會被綁住。

雖然我屈服於椅子和桌子的需要，卻抗拒沙發、床頭櫃、餐具櫃、茶几、桌布、碗盤的存在。我沒有在牆上掛任何一幅畫，也沒在任何架子上擺照片或裝飾品。每天早上，衣櫥的鏡子都送給我一幅在生命其他時刻早已熟悉的影像：一個女人直接躺在地上，周圍沒有任何物件。對那些擔心我的背部或安全的人，我稱之為激進的極簡主義；但在心裡，我稱之為自由。

我要主張，想像不是虛構的屬性，而是所有書寫實踐的內在特徵，甚至是所有閱讀實踐的內在特徵。口述敘事與書面文件，都不會自行跳離物質載體，完好無損地進入人類感知系統，供人消費。恰恰相反，想像在這種接觸（書寫：閱讀）發生的脈絡，以及其存在所啟動的集體與個人記憶之中，都扮演根本角色。就這個意義而言，所有書寫都是想像的書寫。當然，這是一種有身體的想像，它因那些組織我們生命的同樣權力向量而生，或與之對抗，變得複雜，或衰竭。談論虛構與非虛構的嚴格區分，愈來愈沒有意義；反思我們這些女性作家，如何面對不可避免要與之工作的非原件、如何定位自己，則更有意義。

有人認為，見證——見證者所發出的知識陳述——是一種口述印記，脫離任何物質中介，幾乎或完全不經作者介入，就落在書中。這個前提使一些人質疑所謂見證文學的文學性，尤其是 1960 年代興起、與當時革命事業緊密相連的見證文學：古巴革命、原住民鬥爭、女性主義運動的萌芽。與這個傳統最密切相關的書，多由女人與其他被少數化群體（而非人數上的少數群體）的成員寫成；這個事實，助長了陳腐文學菁英面對內容與形式雙重冒犯時，普遍流露的驚惶。那不是「文學」，他們說，即使口頭說出來，也強調那個大寫字母與斜體。必須記得，這些書所歸屬的作者身分，並非獨自與語言搏鬥的孤獨天才，而是一位見證者與一位聆聽者——通常是女記者或人類學家——之間親近、有同理心、活生生的協作：一場交談。

我深信，沒有研究就沒有書寫，而研究，無論是學術的或冥想的、歷史的或田野的，都是照護的工作；若幸運，我們可以藉此避免那種粗陋的挪用主義，它充斥於一些以虛構為藉口、除了作者個人意見之外毫無依據的文本。去佔有，作為一種批判美學，致力使他人在同時也是自身的書寫過程中的參與變得可見，甚至可以觸及，因此從文件開始：用來「見證一件事實，或提供相關資訊」的物質載體。

《Volverse Palestina》裡的清單很長：一座雞舍、水龍頭流水的聲音、種著橘樹的庭院、一架黑色鋼琴、一個傘架、幾棵把柏油路頂起的樹、一座有青銅噴泉的中央廣場、招牌上寫著巴勒斯坦姓氏的店鋪、丈量布料用的沉重木尺、剪刀、線頭、櫃檯。⁸ 我暫時闔上書，凝視白牆，往後退：磨損嚴重的木地板、榅桲的香氣、生鏽的拖拉機、牧豆樹的豆莢、排水溝、一條綁在樹枝上、懸在水渠上方的繩子、鍛鐵煎鍋、擀麵棍碾過麵糰的聲音、風琴仙人掌、很藍的天空、貓頭鷹的飛翔、第一場颶風的氣息。這些是我對 Poblado Anáhuac 的記憶，那個位於 Tamaulipas 與 Texas 邊境的地方，父母在那裡相識，結婚，把我帶到世上，然後離開。

只有著名的墓園，例如 Paris 最具代表性的那幾座，才會在入口展示地圖，標明亡者墓穴的位置。大多數至少自十九世紀起就設在城市或村鎮外圍的墓園，除了其他腳步隨時間踩出來的土徑之外，並沒有任何指示，幫助人們在長方形的墓地之間徘徊。在通道與捷徑之間辨認方向很困難，尤其是第一次。

雖然墨西哥東北部對自身過去沒有原住民族、或所有原住民族都在征服之後不久便被疾病與暴力消滅的說法感到自豪，Martín Salinas Rivera 卻提供證據，提出恰好相反的論點。在《Indígenas del Delta del Río Bravo》中，Salinas 編製了複雜的名單，列出如今 Tamaulipas 與 Nuevo León 北部一大批原住民居民的名稱與相應人數。因此，很清楚，從 Río Bravo 河口出發，完全可以建立一份原住民譜系。

如果我早些讀到 Anzaldúa，在我與 Tamaulipas 邊境土地的關係才剛形成自己的樣貌時，也許我就不會決定以那麼堅硬的執拗，遠離那個我只住過幾年的地方。長久以來，我以為自己拒絕了河谷的一切——鬼故事、跳進灌溉堤壩的水中、開闊的田野——但其實，我只是用手邊所有能用的東西，抵抗那件以驚人殘酷束縛女人的束衣。我不要家務勞動的獨裁，不要沉默的規條，也不要性那無聲的地牢。我不要星期日的彌撒，不要對父親的從屬，也不要那些陰沉的目光，黏膩地滑過一切不同之物。我不要上帝的話。我不要魔鬼的話。

大片葉子散發著更淺、也更明亮的綠，足以在路旁投下陰影。然而，眼前所見的一切，都無法讓人預感這裡曾經存在什麼，或什麼仍藏在此地的時間層次之下。僅僅幾個世紀前，征服之後不久，這個地區最初的探勘開始時，這片由無數微氣候構成的熱帶地帶，覆蓋著茂密的河岸森林。高低不同的樹木、密實的藤蔓與濃密的帶刺灌木，長久圍住那些預示水域存在的沼澤。棕櫚林。灌木叢。我們愈向前走，就愈能在周遭感受到河流。我們正往那裡去。再過幾天，我們會一起越過它。初次看見這條河的人，稱它為 Las Palmas 河，或 Gran Río del Norte。我們一直叫它 Río Bravo，雖然另一邊的親戚稱它為 Rio Grande。那股水流，那緩慢潤濕土地的過程。始終在移動的流域。它自身洪水漫過的平原。淡水、礦物與時間的流動，分散於那麼多支流與分汊之中，界定了母親與她姊妹們的童年。河水透過奇特的堤壩與土堤系統散布，滋養棉株的根，徹底改變了她們在邊境的生活。

「我們的詞語跟人一樣，」Ino Moxo 向 Calvo 保證，並未使用任何隱喻。詞語也體現一個持續處於接觸與變化狀態的世界。「要看見、理解並命名這樣的世界，我們也必須這樣說話。一種會毫無預告地縮減或上升的語言，詞語的叢林今天在這裡，明天在遠方醒來；就在那一刻，在同一張嘴裡，它們被其他符號、新的共鳴填滿。」

如果文本的並置體現衝突，那麼重複便展開迴聲的幅度。有時只是一行文字，悄悄出現在書中彼此不同的段落；有時則以整段的形式出現，很容易在前面的章節找到。但無論如何，重複都構成一條線，逐步縫合出材料與敘事本身的另一種組織方式。它試探記憶，背叛循序閱讀（按順序閱讀）帶來的安全感，構成書內的引文系統；正如 Gertrude Stein 所說（Borges 也同意），這個系統能依據新的出現脈絡，改變原文。就像迴聲，句子或段落的重複，在每次重現時都產生新的、必然不同的意義。因此，Ino Moxo 不只在書的開頭問自己、也問我們，是否可能聆聽植物、動物與石頭；他在此又用完全相同的話語提出這個問題，同時與 Zacarías Valdés 的話語近身搏鬥。我們能聽見這一切，一次聽見這一切，而且相信他嗎？

「來自 Cumaría、Cuenga、Unine 的所有傭兵，沿 Urubamba 河航行。數百艘獨木舟滿載糧食，一箱又一箱的 .44 口徑 Winchester 卡賓槍，回應 Fermín Fitzcarrald 的戰爭號召……由於野蠻人堅持攻擊橡膠據點，我們開始獵捕他們自己的村落，為此派出數百名全副武裝的人，前往 Sutilíja、Cumarjáni、Panahua 與 Piuquéne 各河，趁野蠻人沉睡時突襲他們……Fitzcarrald 在那個地方插上了秘魯國旗。」

「那是橡膠的年代，」Ino Moxo 說，「死亡、劫掠、被強暴的小女孩，撒了一路，到處只聽見子彈，而我們只有箭，只有 pukuna 的吹箭，子彈與恐懼……virakocha 不斷滅絕我們，削減我們的人數。只為了我們的土地，他們就是為了這個殺我們。他們也殺了很多其他民族的人，Jíbaro、Yaminawa、Aguaruna、Tzipíbo、Mashko。因為我們的領土充滿 balata，是橡膠樹很多的地帶，條條小徑都有豐厚的橡膠。而 virikocha 橡膠業者需要那些橡膠，他們說，是為了祖國的進步。」

Ino Moxo 本人的身世揭示了秘魯的種族與文化不平等，也揭示橡膠採掘在這片地區造成的毀滅與種族滅絕。雖然自稱「純之又純」的 Amawaka 人，這位薩滿仍承認：「我是 chori 的兒子，多於是 virakocha 的兒子；是安地斯人的兒子，多於是白人的兒子，確實如此，但從母親這一邊，我也是 Uru 人的後裔。」這番話出現在一段似乎緩慢、充滿鳥與鱷魚聲響的交談中。他最後說：「我是正統的 Yora……你們只知道叫作 Amawaka 的 Yora。」

「因為一個人將要聽見的一切，」Ino Moxo 在這部既是旅程、也是幻覺的書入口處說，「那一切都會預先響起，在雨林的夜裡，在夜裡響起的雨林裡。記憶不止如此，遠遠不止如此，你知道嗎？真實的記憶也保存尚未到來的事。甚至永遠不會到來的事，它也保存。想像一下。只要想像一下。」

聆聽那些聲音並不容易。Ino Moxo 自己就提醒 Calvo，他不可能全都聽見，「永遠永遠不可能聽見一切」。¹⁵ 然而，《Las tres mitades de Ino Moxo》這部作品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作者兼學徒的離源聆聽，即使不能帶來完整的知識，仍能促成某種分享共在——受限、充滿衝突、並非完全可理解——讓我們分享那個遭到採掘、被秘魯官方歷史忽略的世界。

如同美國官方歷史常有的情況，阿根廷的歷史也常被呈現為移民的結果，或者至少，沒有原住民族原初存在的妨礙，與秘魯或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其他地區不同。在這場不愛戰爭、而與領土及其居民融合的反冒險中，Cabezón Cámara 卻以一個堅決烏托邦式、潘塔格魯埃式的豐饒結局，讚頌內地原住民的存在。

Cabezón Cámara 的唯物論，超越了對事物的迷醉。她的書寫不只是朝向物件，而是一種根本的唯物論，在物件中辨認賦予它存在與價值的勞動，因而一開始便將它置於不平等、並不脫離剝削與衝突的脈絡。商品是更廣泛的生產、再生產與分配過程的一部分；當我們分析它們最微小的物質性，它們便構成對那些無形體、和諧的世界圖像的質問。

不少十九世紀小說中，「野蠻人」被納入文明世界，是透過洗浴完成的。在那些具有宗教企望、極似洗禮的場景中，不只一個被剝奪者，尤其是女人，將野蠻過去的污垢留在清澈的河水中。或許，最具典型性的場景之一，是 Rómulo Gallegos 的《Doña Bárbara》中，Bárbara 女士那個不受期待的女兒 Marisela 入水的場景。

對 Claudia Peña Claros 而言，書寫首先意味著專注，極度專注於感官所面對的事物。她自由地行走於一個 Alberto Moreiras 稱為「非人稱」的空間...Moreiras 也將非人稱與 Simone Weil 等人發展的、對人的批判概念相連；非人稱「是一條超越『我』與『我們』的通道，因此也是通向第三人稱、通向無名或匿名之物的通道」。

觀點往往既是資訊問題，也是美學與政治問題。

敘事並不按時間順序前進，我們並非從過去而來、朝未來而去，而是身處一個由同時存在的物質與經驗層次構成的當下，一切都能在其中發生。更進一步：一切都在其中時時發生。這是一種充滿記憶的時間，更是物質性的，而非心智性的，如果我們認為心智不是物質的話；其中，當下包含過去，而未來引發迴聲。

地質時間，那種深時間，並不延展於生命與死亡之間，而延展於從生命到非生命的更長弧線上。

然而，我們的身體是時間的物質。…Bjornerud 說，地質學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不讓我們忘記，世界由時間構成。從高山最堅實的部分，到大氣最不可見的面向，從微小的石頭，到裂開的河道，一切在我們眼中看似不受時間影響的事物，實際上都被時間細細雕琢。

我們生活於如此畏懼死亡的社會，以至於最終厭惡起時間本身。無論在自以為不朽的青春期，或在各種活動使我們無暇顧及自身終有一死的成年期，時間都在每一步潛伏，而我們在每一步都繞過它。我們逃避它。試著不去想它。有時，甚至能透過運動、良好飲食與偶爾的整形手術，暫時馴服它。